揭开萧殷尘封之记者生涯

陈家基

萧殷（1915-1983）是我国著名的作家与文学评论家。然而，萧殷有过一段当记者的经历，这段本来也很辉煌的历史长期以来被他作家与文学评论家的光芒所掩盖，萧殷自己对此段经历叙述不多，也鲜有研究者专注于发掘他这一段经历的史实。最近，我在研究萧殷的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萧殷的记者生涯是不能忽略的。

萧殷热衷文学，中学期间已经博览文学名著，从16岁起就开始发表小说和诗歌。1935年至1936年期间，萧殷在广州《民国日报》副刊《东西南北》以郑文生的名字发表过二十来篇小说与散文。由于广州政治形势的变化，萧殷参加了曾生领导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及广州的革命组织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于是放下小说散文的写作并拿起“匕首和投枪”，利用蒋桂矛盾在香港的桂系报刊《珠江日报》副刊《潮声》以“萧英” 为笔名连续发表杂文，猛烈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立场，因言辞激烈常被“开天窗”，最终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通缉而被迫逃亡上海。在上海，萧殷参加了抗日救亡团体“上海防护团”宣传抗战并救护伤员，期间读到多期延安《解放周刊》的油印小册子《解放文选》。十月，上海即将沦陷，萧殷来到武汉青年会。十一月，萧殷参加了第七战区政治部宣传队，到苏南、浙北和皖南各地宣传抗日，有机会听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负责人张爱萍、张经武和聂鹤亭介绍共产党的游击战略，还看到中共高级将领介绍游击战的文章，深受启发。1938年初，萧殷随宣传队前往皖南的路上，因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之死，宣传队解散，二月返回武汉，参加了范长江创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工作。

至此，萧殷开始了记者生涯。

从1936年到1946年，萧殷的名字是“萧英”。所以我以“萧英”为线索，从而揭开一段段尘封的历史。

1938年3月30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萧英出席了成立大会，并且在会上被选为“青记”的干事。关于萧英被选为“青记”干事的记录，刊登在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所办的刊物《新闻记者》的创刊号上公布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理事名单”上。关于“青记”当时的选举情况，“青记”理事陆诒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大会“选举范长江、傅于琛、陆诒、钟期森、曾圣提、朱明、徐迈进、陈子玉、夏衍、陈同生、恽逸群为理事，推定范长江、钟期森、徐迈进三人为常务理事，朱明为秘书，具体领导会务。在常务理事下面，分设总务、组织、学术三个组，各组除由理事兼任正副主任外，另设专职干事。当时，总务组的干事是肖英，组织组的干事是冯英子，学术组的干事是朱楚辛。”

下图为《新闻记者》第一卷第二期上刊登的青记理事会名单。萧英为干事。

“青记”成立以后，萧殷被分配负责《新闻记者》的编辑工作。当时“青记”曾召集在武汉的各方面代表人士，举行国事座谈会，通过大家发表意见，坚定了抗战的决心，反击了投降派的活动。“《新闻记者》创刊号封面，就是用了一次座谈会的签名。浩浩荡荡的阵容，有力打击了当时的动摇和投降空气。”萧英以“青记”干事的身份参加了座谈会，他的名字也出现在签名的图片上（见下图）。

在《新闻记者》杂志上，萧殷先后在第一卷第二期、第三期和第五期、第九、十期合刊以及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了5篇文章：《上海<大美晚报>被禁发行与纵容侵略》，《以打击汉奸<庸报>的手段打击一切民族罪人》，《利用汉奸内部矛盾加速其崩溃》，《改变新闻宣传的方针》以及《延安记者开始组织》（到延安后所写）。

在武汉期间，萧殷积极参加了青记的各种活动，在1938年7月1日出版的《新闻记者》第一卷第4期勾适生《战地记者的任务》一

文中，刊登了青记欢迎中外战地记者大会与会者签名，萧英的名字也在其中（见下图）：

不久因为武汉即将沦陷，萧殷面临着撤退到重庆还是去延安的选择。这时候的萧英已经与《新华日报》以及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有过多次的接触，他毅然决定离开武汉到延安去。不久进入延安“鲁艺”学习。

最近，我发现了萧殷在1938年10月底，写了一篇题为《鲁迅艺术学院的轮廓画》的文章，向外界报道了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的生气勃勃的学习与工作的情况。这篇报道以“全民社肤施通讯”（肤施为延安的旧称）的名义发表在1938年第32期的《战斗》杂志上和《新华日报》上。这时，萧殷刚刚结束了“鲁艺”的学习。四个月前，萧殷一行七个人从武汉到西安，为了路上的安全，萧殷找武汉全民通讯社为一行七人开具 “全民社西北旅行团”公文，使得他们顺利成行。全民通讯社是李公朴与阎锡山和周恩来商议举办的通讯社，李公朴为社长。该通讯社向国内外发送大量的战地新闻与通讯。据此，我大胆推断，萧殷当时已经是“全民通讯社” 通讯员。作为记者，萧殷在报道中大力推介延安，他相信全国青年看到他如此介绍的“鲁艺”，就像当年自己看到延安的油印小册子一样受到鼓舞和启发，投奔红色根据地。

根据上文提及的萧殷于1938年第10期《新闻记者》上的文章《延安记者开始组织》（下图）可知，萧殷在鲁艺学习期间变已经开始与有关人士和组织开始了青记延安分会的筹备成立工作：

学习结束以后，适逢1938年11月6日延安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立，由于萧殷是“青记”总会的干事，在延安分会成立大会上他成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延安“青记”理事。据《新中华报》1938年11月10日 第4版题为《纪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成立大会》的报道：

“大会推举蒋委员长、毛泽东先生、范长江先生、萧同兹先生、丁文安先生、王亚明先生、王芸生先生、邹韬奋先生、吴克坚先生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又推选徐冰、向仲华、汪仑、宁远、萧英（萧殷）、员宪千、方树民等同志为大会正式主席团……接着推选徐冰、向仲华、汪仑、萧英（萧殷）、沙凡，雷烨，方树民，英魁，方绥，周游，员宪千，刘人寿等十三位同志为理事”。

“大会闭幕后，即行召开第一次理事会，讨论事项如左（如下）：分工：……学术组决议以徐冰为主任，萧英（萧殷）付之。”

在此期间，萧殷参加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旧版）的编委会工作，他深入前线，正式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在被中央组织部派到晋西协助李公朴工作期间，他以“萧英”的名字写出报道《母与子》，并在《新中华报》上开辟了一个名为“西线小故事”的专栏。萧殷还前往吉县井圪塔村进行采访，写出了揭露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的杀戮暴行和村民英勇抵抗事迹的报告文学《井圪塔的血》，文章以“萧英”的名字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三日，激起国民对日寇的无比仇恨，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下图为萧殷在晋西吉县采写《井圪塔的血》时穿着八路军军装的照片。

1939年4月底，萧殷回到延安，继续在延安青年记者协会工作。在晋西地区工作的四个多月时间，萧殷不忘自己的记者身份，每天采访，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构思了多篇战地故事。回延安后，根据这些素材以“萧英”的名字写出一篇篇《西线小故事》，包括《传令兵之死》和《引路》（王二小故事的原型之一）两篇文章，在《新中华报》（新版）发表。

1939年6月，延安“青记”召开了第二次大会，由于萧殷在这段记者经历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徐冰、向仲华和萧英（萧殷）三位同志被推选为大会的主席团。接着由萧英代表上届理事会，报告半年来的会务……最后选出本届的理事：徐冰、李初黎、向仲华、乔木、刘光、萧英（萧殷）、汪琦等七位同志当选为理事”。

1939年9月底，萧殷被派往太行山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太行版）《新华日报》编委及通讯联络科科长。在太行山的战争环境中，生活艰苦，吃的是小米、黑豆、高粱，装束是土布军装、绑腿和军帽。因为敌人视《新华日报》为眼中钉，多次扫荡。报社因此需要不断转移阵地。萧殷既要前往冀南抗日根据地采访平原游击战及政权建设的经验，也常常跟随军区作战部队一起参加战斗，为了真实报道战地实况，萧殷常常跟随部队行军参战两个月，以最快速度完成一篇篇战地报道。这期间，萧殷经历了生死一线间的战地记者生活。

不久前我们发现了萧殷在《新华日报》（太行版）上的一篇以“本报特派员萧英”名义发表在1940年12月11日的“百团大战通讯”专栏的文章《大破击在晋南》详尽报道了晋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在百团大战中英勇作战取得的辉煌战绩。

1957年萧殷写作《严寒的夜晚》回忆战地记者的生活，写到与建立了深厚情谊的记者战友李谦、杨播、小刘，他们后来全部英勇牺牲。文中萧殷生动地记录了1939年11月份他和战友们在严寒中彻夜难眠的经历，“听着这惨厉的风声，我脑海里却掠过许多英雄的影子：在这样严寒的夜晚，有无数的哨兵，还像石像似的站立在山头上；有多少支勇敢的连队，正趁这严寒的夜晚，向敌人进行夜袭；谁能数得清有多少忠勇的通讯员，为及时地把作战命令送到目的地，正忍着寒冷泅过漳河……”

当时，许多新入行的年轻记者不会写新闻消息。看到记者的困扰，为帮他们解决问题，萧殷特地编辑油印刊物《通讯与联络》，并以“黎政”的笔名，写出指导青年写作的小册子《怎样写新闻消息》。

1940年1月，报社派萧殷到冀南抗日根据地采访平原游击战以及政权建设的经验。2月，在冀南，适逢“剿逆”战争（即石友三率部进犯冀南八路军）。作为《新华日报》战地记者，萧殷随军赴游击战前线，转战一个多月，及时报导人民和抗日武装与敌人战斗的事迹。

萧殷在前线，经常给与他一起共同生活和战斗的冀南妇救会的干部与工作人员讲述前线的新闻消息，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宋创在《战地记者故事多》中深情地回忆起“萧殷同志和新闻联系在一起了”的情况：“差不多半个月没有见萧殷同志，认为他又到前方采访去了。同志们期待着听他讲更新消息，有时互相问问为什么萧殷同志还不回来。我真想知道前方的消息，萧殷同志和新闻联系在一起了，我想知道鬼子在各地的暴行，更想了解前方群众的抗敌热情……萧殷和战争情况联系在一起。”

1940年3月，在冀南保卫战期间，萧殷在一次采访冀南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后，随同部队返回冀南军区司令部，在进入一条村庄时被村民告知村里有敌人，一行人立即掉头转移，情急中萧殷被受惊的战马双蹄踢伤，致左腿胫骨断裂。后来他被送入军区医院，治疗两月无效，膝盖以下将要腐烂，医生建议锯腿，但被萧殷拒绝了，他说道：“没有了腿我还怎么跑战场？”后来经民间医生的草药治疗保住了腿。在村民家里养伤期间，萧殷曾经数次遭遇鬼子进村和敌机俯冲扫射的生死关头，却幸免于难。这些虎口余生的惊险经历，后来萧殷在自己的小说《在柳庄》和《伤疤》之中有了生动的重现。半年后，萧殷返回《新华日报》，路上恰遇日寇对八月“百团大战”的报复性“扫荡”，他再次幸免于难。回到报社，因腿伤未愈，萧殷无法赴前线采访，于是专心履行编委职责，参加《新华日报》社论、专论的写作（其中包括“皖南事变”社论的写作）。

1941年4月，萧殷因身体伤残无法适应恶劣的游击环境，被调回延安，在中共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文艺评论小组学习和工作。在这以后的四年多时间里，萧殷暂时离开的记者岗位，开始了文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1941年1月，延安“青记”召开第三次会员大会时，萧殷正在冀南前线而缺席，也未继续参与以后“青记”的领导工作。由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社会上的影响，1941年4月28日，国民党当局由社会部下令查封总会，禁止"青记"活动。

1945年，日本投降，萧殷派被往张家口，任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编辑组长，同时兼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编委。萧殷再次回到离开了四年多的新闻战线。1946年1月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2月，新华社北平分社成立，萧殷任新华社北平分社采访主任。同月，北平《解放》三日刊正式出版，萧殷任采访科长。采访与报道，再次成为萧殷战斗的主旋律。

国共谈判期间，萧殷作为新华社记者，随中共代表团住在翠明庄，负责采访中共代表团的活动及各地军事冲突的新闻，每天，他把写好的和谈消息、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的报道，直接请示叶剑英同志后及时发回延安。一下就是萧殷在翠明庄担任新华社记者时的照片：

1946年3月，萧殷写了《<解放三日刊>创刊前后》一文，寄回解放区《晋察冀日报》发表。报社根据最新情报，得知国民党特务对共产党文化人的暗杀行动步步升级（不久后，李公朴、闻一多、仓夷之死证实这点），考虑到作者在白区工作的安危，报社在发表此文时把作者长期使用的笔名“萧英”改为“萧盈”。 萧殷受到启发，当报社印名片时，就把“萧盈”按照客家话（萧英是客家人）发音改成“萧殷”。此后，“萧殷”这个名字便一直被使用并为人所熟知。

1946年7月30日，安平事件发生。当时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坚信，中共军队此一行动或受命于延安，意图“引起舆论从而导致美国从该地撤出陆战队”。这使得和谈受到冲击。8月初，为调查事件真相，军调部成立第二十五特别执行小组。萧殷与记者同事仓夷奉命到北平参加第二十五特别小组报导工作。8月8日，萧殷与仓夷搭乘飞机前往北平参加国共三方记者对安平事件的采访。由于受到国民党特务故意刁难，萧殷与仓夷分乘两架飞机前往北平。当萧殷在北平机场苦苦等待战友的时候，25岁的仓夷却被敌人引去山西大同杀害。

1946年，萧殷与仓夷以及另外两名记者在北平拍了一张合照，并在盖照片的底片袋子上写下了“一九四六年在北平与仓夷等合摄”的字样。照片中，右一为萧殷，右二为仓夷。这也成为了萧殷与仓夷两名生死与共的记者战友唯一存世的合照。

1957年，萧殷写下散文《桃子又熟了》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表达了对战友的深深的怀念。

“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七月末，当我们都因接到胜利的消息欢腾鼓舞的时候，当全部大陆快要解放的时候，我终于听到了仓夷的消息了……

杀害仓夷的侩子手，已经捕获！从侩子手的口供里，我才知道，原来就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八日上午十点钟，当我正坐在飞机的阴影里读着卡达耶夫小说等待他的时候，侩子手就拿刺刀将仓夷活活地杀死了。……

……

啊啊！多雨的季节已经过去，桃子又快熟了。……

可是，可是仓夷啊！他却永远不再归来……”

萧殷失去亲密战友！伤痛变成义愤，变成动力，鼓舞萧殷在新闻战线勇往直前。在第二十五特别执行小组会议中，萧殷成为我方唯一的记者，每日写报导发至延安。

1946年10月，在国共双方军队激烈的枪炮声中，萧殷随《晋察冀日报》撤出张家口，立即前往《冀中导报》担任副刊主编，并于1948年担任《石家庄日报》副总编辑。至此，萧殷的战地记者生涯划上句号，但是，萧殷仍然活跃在新闻战线。

1949年2月，萧殷随中共中央华北局进入北平，参加文艺界的座谈会，并参加了第一次文代大会的筹备工作，从此，萧殷离开新闻界，转向文艺界！

纵观萧殷一生，他的记者生涯虽然仅有短短四、五年，但这在萧殷不算长的生命里程中，其实很长很长，因为它曾经硝烟陪伴，生死相随；萧殷早已抱定艰苦奋斗、赴汤蹈火的信念，相信自己跟战友们一样，生命终结的最后称号，必定是——战地记者。想不到死神一次次放过自己，虽然工作岗位随着革命的需要一次次变化，但是，经过战火熏染的骨血不变。晚年，萧殷曾经用六个字总结自己一生，那就是——战士，作家，园丁。

解放后，萧殷虽然任职文艺界领导，但是他一有机会就去采访报道，他没有忘记自己最熟悉的记者身份。1954年3月底，萧殷到鞍山钢铁公司采访劳模孟泰的事迹，写下报告文学《孟泰仓库》。著名摄影师戈阳用镜头记录下了萧殷采访孟泰的情景，而萧殷仍然保持着战地记者的职业习惯，在照片背面记录下了照片拍照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拍摄者的姓名。

1956年11月，萧殷到河南参加青年业余作者会议期间，在河南洛阳参观并采访龙门石窟，写下《龙门印象》，这篇文章近年被选为中考语文经典现代文选篇。1958年，广东省雷州半岛的五十万军民，以不到三年的时间修建了一条雷州“青年运河”，萧殷与作协的几位同志一起，到运河工地采访和组织稿件，根据朱崇山在《高山景行》的文章中说：“稿子组好结集出版《银河纪事》，萧殷同志给集子写了小序，热情洋溢，谆谆教诲……”

我相信，随着萧殷研究的深入，一定会有更多的史料被挖掘出来，我们完全有理由在萧殷的文学家和文艺评论家的衔头之上，补上新闻工作者的称谓，还这段曾经被尘封的历史以完整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