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世磊

《渔父》一文收录于《楚辞》中，一般认为作者是屈原，也有学者认为是秦汉间人为追记屈原而作。这是一篇流传较广且颇具人格内涵的文章，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亦选入此篇，列于“直面人生”版块。关于其中渔父的形象，论者多将其描述为一位世外高人，或者道家隐者。窃以为，这种认识有待进一步商议。

从文章体式上看，《渔父》篇中作者有意设置人物问对，一边是屈原，一边是渔父，以此来言志说理。同时，二者的形象在言辞问对中，自然也就展现了出来。渔父作为屈原对立面的人物，劝他改变自己的“深思高举”去随波逐流，以适应那个污浊的社会。其形象设置，类同于《离骚》篇中的“女媭”。这看似是出于善意的劝谏，实则正是屈原所反对与不能接受的。问对双方，其实是价值观念不同的双方。《渔父》的创作目的，即在于驳斥批判对方。只不过在篇章当中，屈原直接使自己出现在了正方的位置上。

屈原作为战国中后期“娴于辞令”的士大夫，懂得什么样的文章体式适合表现什么样的情志内容，即刘勰所谓的“因情而立体”。例如，他将自己悲怨不平之愁情，通过《离骚》《九章》等节奏感、律动性强的诗体篇章来表现，而当需要将是非不分、浑浊病态的社会现实表现出来时，问对体显然更合适。问对体的写作，在文本上可以使文章自然形成对话双方。有双方对话就会形成直接的比较，双方各言己辞，也容易使别人做出评判。

《渔父》篇中，问对双方屈原与渔父各言其辞。渔父首先问道：“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回答：“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听完，非但没有同情，反而表达出不认同的态度，回应道：“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醴？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渔父的这段说辞重点在一个“变”，随世俗之变而变。他先以“圣人”为依托，否定屈原的处世原则，进而提出自己的处世方法。渔父的处世方法看似有道理，实际是无原则、无底线，甚至不负责任的。其观点核心是，面对污浊黑暗的现实，不是积极去改变，而是一味地迎合、适从，为此甚至不惜一再降低自己的底线，哪怕是牺牲自己的人格。对此，屈原的回答是：

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屈原显然不认同渔父的观点，而是追求人格的独立与洁美，不蒙世俗之污。屈原所述乃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但仍没有得到渔父的认同。最后，渔父以“莞尔一笑”来表达他的不苟同，并且以一首小歌作为回应：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渔父唱的这首小歌，即《沧浪歌》，最早见于《孟子·离娄上》。此歌出现在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意义倾向。但这里，渔父的援引还是在表现他那种权变的处世思维，而且渔父的这种权变，与儒家“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权变还有所不同。儒家在天下无道时选择归隐，是独善，即我不管、不担当，但我不参与，仍保持自身的完整；渔父的权变在于当面对社会的污浊黑暗时，选择改变自己的节操，参与进来，甘愿随波逐流，甚至还要推波助澜。换言之，面对“世人皆浊”，要“淈其泥而扬其波”；面对“众人皆醉”，要“餔其糟而歠其醴”。当“沧浪之水浊兮”时，选择的不是“不洗”，而仍旧是“洗”，即参与其中。这样的处世原则，在国家衰败、时局黑暗而需要改变的时候，不但于社会无益，反而会带来更大损害。

因此，对于《渔父》篇中渔父形象的认识，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因其名曰“渔父”，就认为是一位处江湖之远的高人、隐者。经上文分析，《渔父》篇中的渔父并不能算是一位高人或一位道家的隐者，因为真正的道家，不会随波逐流，也不屑于世间事。这里的渔父，应是一个被屈原拿来作对立面的，要否定和评判的无原则、无底线的人物形象。

（作者张世磊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