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三代行分封秦立郡县以来，历朝历代对于这两种政体的争论就从未停止。

唐初曾就实行何种体制的问题展开过激烈讨论，形成了主张郡县制、分封制以及持折中主张的三派，最终以支持郡县一派人数占优而宣告结束。

这表明在唐初时史官个人的观点和态度在修史过程中仍起到重要作用。并借助史书表达出来，形成史学和政治间的交互影响。

有唐一朝，虽行史馆制度但思想开元，这也导致唐初官修的六部史书并非高度一致。

史书在编纂过程中会同时受到唐王朝统一意志和编者个人思想的影响。

一、“禅让书写”下的唐王朝权力起源

自北周至唐以来，北朝的权力更替大多发生在关陇集团内部且以禅让的方式进行。

唐王朝更是如此，李唐王室和朝中部分贵胄的先祖都曾有在北周、隋两朝任职的经历。

与前朝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处理不好便可能导致政权所得名不正、言不顺。

在编修前史时首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便是处理旧朝之“臣”如何转化成为新朝之“主”的问题。

对此，书写和建构则在其中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唐朝开创了我国大规模官修史书的先河，这也使得王朝意志在史书中的影响力大为增强，为这一转换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

自北周以来，北朝的权力更替大多是在关陇集团内部进行的，李唐王朝亦不例外。

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曾是北周的开国元勋，西魏八柱国之一，而李渊自身也是隋朝重臣。

如此，在禅让模式的过渡之下，新王朝的创业之主必须经历一个由“臣”到“君”的转换过程。

而正史则无疑会在这种转换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即便在唐王朝建国伊始，民生凋敝之际，修建前朝正史以正名分仍是重中之重的一件大事。

一般而言，王朝的建立是从接受前代王朝禅让，或者通过暴力手段实现彻底取代为起点，以新帝登基为标志的。

但在正史书写中新王朝的起源却往往不若如此，其中很多都是从本王朝尚未功成之时的“创业之主”开始书写的。

在“禅让”模式下，将创业之主刻画为肱股之“臣”的形象固为重要，但在正史书写中如何实现新旧王朝的平稳更替，即如何“去臣化”亦是十分重要。

具体反映在《周书》的书写当中是以年号的变化和禅让诏书为表现形式的。

在《隋书·恭帝》中带有明显的禅让的政治意图。这一方面来源于唐王朝史馆制的建立使得封建王朝对于史书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五史政治意图凸显。

此前私家修史秉笔直书、成一家之言的局面不再出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隋书·恭帝》乃是北周—隋—唐禅让体系中的最为重要的一环，扮演着为唐王朝政权正名的重要作用。

如果单从本纪角度来看，在唐初五史的“禅让”体系之下，《周书》是初章，即权力起源的过程。

而《隋书》则为终章，标志着五史体系下北周—隋—唐权力转移的彻底完成。

这样的重要位置也决定了在唐修五史的“禅让”书写体系下，《隋书》拥有了比《周书》更加重要的位置和更为鲜明的禅让书写。

二、唐初分封讨论与《周书》中的封建论

在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的权力更迭模式大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前朝政权，诸如汉与秦、清与明等。另一种则是以一种更为和缓的方式进行，即“禅让”。

但是此处所指的禅让并非是由公天下时的民主选举而来，而是通过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自下而上的强迫式的权利交接。一般多出现在臣强主弱的时代。

唐王朝的史书撰写者们承认这种政权上的延续性，将新王朝的创业之主塑造成为平定前朝末世乱局的肱股之臣，之后在逐步实现由臣至君身份的转化。

具体表现在《周书》之中是以创业之主传和乱世群雄传的双重渲染下完成的。

《周书》在唐修五史的书写禅让体系下仅扮演了其权力起源的角色，即其政权合法性的自证过程。而《隋书》则标志着这套书写体系下“禅让”权力转移的最终完成。

唐初随着史馆制的推行使得官方对于史书的控制力加强。同时，唐王朝也有着以史正名的政治需要。正是由于这两点原因，唐初所修编的几部史书的政治气息是极为浓厚的。

这不仅催生了有唐一朝史学事业的繁荣，更让史书不再完全是史官个人意志的产物。

政体的选择对于任何一个王朝而言都至关重要。事实上，关于郡县和分封的优劣之争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古代社会。

李唐王朝亦不例外，早在唐高祖时期，便出于维护王朝统治、拉拢功臣集团的目的进行过多次分封，甚至达到了王爵泛滥的程度。但所封之人多为虚授。

依出身背景来看，整个“封建”讨论的背后实际上是唐初世家豪族与新兴贵族、寒门之间在朝堂之上展开的一次交锋。此次交锋的结果却是守旧豪门贵族的全面落败。

除了与南北朝至唐时期，门阀士族的力量不断衰落，寒门新兴崛起这一历史趋势有关系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守旧贵族本身在这件事情的态度上并不完全统一，因此导致了力量的分散甚至对抗。

对于分封制最大的一个支持者——太宗皇帝来说，一方面考虑通过“建藩屏以辅王室”的方法来使国家政权长治久安。

另一方面，希冀依靠分封，来抑制功臣，为帝国注入新鲜血液，并以此来改变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

在唐初是有着分封的政治氛围和传统的。因此，这次唐初分封大讨论的过程，也夹杂着皇权与士大夫谏言权之间的碰撞。经过此次讨论确定了唐王朝的政体，并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历史走向。

即使是唐王朝推行史馆制度，以集体力量编修而成的这几部史书也难以做到在所有方面都保持统一。

这些观点的背后也反映了史官们对于分封制度的不同看法，是各方势力派别表达政治诉求的另一种延续。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史官借助史书表达政治抱负的情况。孔子对于礼崩乐坏的政治社会状况感到不满和惊惧，因而著《春秋》一书。

将自己的政治诉求和思想倾向以微言大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希望可以借此来为后世提供历史经验,警示后人。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

唐朝则是我国史学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有唐以前国史多出自一家之手。

而自唐开创大规模官修史书的先例后，此后王朝则皆以集体修史为主，表现出朝代愈是向后，政治气息就愈为浓厚的状况。

但从《周书》《晋书》《隋书》的撰写情况来看，虽都是集体修史，但在对分封制的看法上三部正史仍存在不小的差异。

这表明此一时期史官在官修史书的过程当中仍在扮演重要作用，各史书中会保留一定的相对独立性。

有唐一代，史官修史既不像此前秦汉时期的秉笔直书、褒贬时弊，也不如同明清时期文化控制的那般强烈，而是同时实现了史官个人主观想法的表达和大一统王朝集中意志的兼顾。

三、唐初民族观与《周书》中的民族史书写

回看古代社会,中原王朝如何处理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历代统治者无法回避且必须审慎决策的重要问题。

其对待周边民族的看法、处理民族问题的态度倾向及与周边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和交往等，都会对中原王朝的统治格局和政治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有时甚至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民族政策的转变也势必会对这一时期的民族史书写产生影响。

时代政治的变化会对此一时期的史书书写产生影响。唐初一改之前中原王朝对周边民族对立、鄙夷的态度，思想上开放包容。

民族观念的转变自然会反映到此一时期的民族史书写之中，而正史作为王朝意志的产物必然表现的更为明显。

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虽具有开放包容的时代特点，但仍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前代的些许影响，存在对华夏周边民族的轻视和对自身文化的优越之感。

从历代王朝正史所列的民族史传分布位置来看，以《史记》表现的最为开明，《魏书》最次。

《周书》中民族史的内容不止出现在《异域》卷中，更散见于其他章节。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周书》自身也是为少数民族所撰写的一部王朝史书。这一点从首卷的开篇处便可略见一二。

即使是在以开明包容为象征的唐王朝时期，也并未做到完全的一视同仁，彻底消除夷狄之观。同样这一时期的史家们书写民族史时亦是如此。

自三代以来，各中原政权均以华夏正统自居。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轻视排斥周边民族，从而使得华夷观日益彰显，并逐步发展为中国民族观之主流思想。

而逮至唐初，唐太宗以其开明、进步的民族观影响了有唐一代的民族政策。同时，也影响了此一时期史家的历史书写。

这一时期的传统史家们开始更为开明的看待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同时，站在了统一中原王朝的地位上重新审视各族。

但由于古代王朝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问题，遂也导致了其开明、进步亦是有限度的，夷狄观的本质内核并未发生改变。

总结

李唐王朝的许多贵族门阀甚至包括皇室自己都与前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唐王朝开创了大规模官修史书的先例。官方的介入以及大批史官合力修史的局面也让单一史官对于史书的控制力减弱，此前“成一家之言”的现象也很难在唐初所修的五部史书中得以体现。

与之同时带来的还有王朝意志在这几部史书中的高度凝聚，这就导致了史书自身的内容并不纯粹。

自魏晋以来，王朝权力的更替大多以“禅让”的方式完成。而正史在其中往往扮演了为新王朝“正名”的重要角色，唐王朝亦不例外。唐承接于隋，而隋又承自于周。

这一顺承关系不仅得到了李唐王室的承认，同时也在此一时期的几部史书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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