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

〔编者按〕“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引这一名句，在江苏方志大讲堂讲述《江南通志》中的诗。他以诗人、诗集和诗篇为钥匙，带领大家认识这部重要的方志——方志发掘着本地的诗意，可使故乡陌生化，也可使他乡故乡化。

中国历朝历代编了很多方志，很多方志里都有诗。我为什么要讲《江南通志》中的诗呢？首先因为它是江苏省域范围内最大的通志之一。几年前，我主持了这部书的标点整理。这部《江南通志》是盛世修典的典型。“典”就是大书，康雍乾是清朝盛世，花了很多人力物力修了很多书，其中就有很多方志。先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修《一统志》，继而各省修通志以配合，江南省当时就修了康熙《江南通志》，共76卷。

我今天要讲的则是200卷的乾隆《江南通志》。康熙《江南通志》修得比较匆忙，当年编成，次年刻成，中间难免出现一些问题。雍正七年（1729），又下诏各省重修通志。两江总督尹继善开始组织，到雍正九年，在南京设立了通志局。康雍乾三帝，雍正在位时间最短，只有十三年，一直到雍正去世，通志都没编好。到乾隆元年（1736）修成，二年刻成。于是人们就把这200卷的《江南通志》称为《（乾隆）江南通志》。这个称法言之成理，但也有一点勉强。所以，我们校点的《江南通志》正式出版的时候，就不标“乾隆”了，直接称《江南通志》。

再来说说书名中的这个“江南”。明代时，江苏属于南直隶，也就是南方由中央直辖的区域。明代人为这个区域编有《南畿志》，到清代顺治二年（1645），南直隶改置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又把江南省一分为二，成了江苏、安徽二省，两江总督仍设在江宁。原来的江南省很大，包括了今天的两省一市：江苏、安徽、上海。

研究江苏历代的诗歌创作情况，《江南通志》也是一部重要文献。

《江南通志》首卷收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个皇帝的诏谕，还收了康熙的御制，也就是康熙南巡时写的日记和诗。后面的200卷分为十志：舆地志、河渠志、食货志、学校志、武备志、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杂类志。其中有四个志，就是舆地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和诗歌关系较大。

《江南通志》中，哪里可以找到诗？

如果你想通过《江南通志》了解整个江南省这么大一片区域过去曾经有过哪些诗人，留下哪些诗集，产生过哪些跟本地名胜古迹相关的诗歌作品，可以从刚刚说的四个志中找材料。

应该重点关注的，是《舆地志》中的山川志、关津桥梁志、古迹志——很多诗人走到这些地方就会感而作诗。还有《选举志》中的进士、举人、荐举。我发现《选举志》中颇有以“学诗”“敦诗”取名的，还有一个人名字最好玩，叫“李杜诗”，是一个崇明的举人。名字里带“诗”字，说明古人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很希望孩子把诗学好。在《人物志》中，也可以在名贤、宦绩、儒林、文苑、隐逸等类别的名人中，看到他们跟诗歌有关的行为、经历。最后在《艺文志》的集部，可以看到好多诗集。

方志里跟诗歌有关的材料不外三种：诗作（篇名、诗句），诗人（名字、小传），诗集（书名、著录）。不过每一部方志的体例不同，读任何方志，都要先了解它的体例。乾隆《江南通志》，如刚才所说分为十志，其中《艺文志》的体例是这样的：

《艺文志》，例起班固《汉书》，备载书名、卷帙及著作姓氏，历代史书及三通艺文经籍考略，率循此体。后来志书博采诗文，既非体例，亦不精详，今遵史例，分经史子集四体汇之，若有关地方利弊及考订古今兴废者，则附入各门。至题咏之作，概阙而不录。

《艺文志》源自《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体例和后代很多书目、方志的著录体例大不一样。像《四库全书》，就是把所有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而《汉书·艺文志》分为六类。

江南省很大，通志的时间跨度很长，如果要收所有的诗文，那是收不胜收。这一点，乾隆《江南通志》和康熙《江南通志》的做法就不一样。康熙《江南通志》收各体诗文太多，乾隆《江南通志》的主编黄之隽就把这些都删了，后代学者一致认为这个做法是对的，《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发凡起例，较旧志颇有体裁”，也就是体例更合理了。

在山川部分，我们会看到对诗人诗作只节录，如“青龙山”条，只引李白《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最关键的两句：

青龙山，在府东南三十五里，山趾石坚而色青，郡人多取为碑础。唐李白诗：“白鹭映春洲，青龙见朝暾。”指此。

在谈某一名胜古迹的时候，《江南通志》会引前一代的方志。方志这类文献有个特点，就是延续性。清代人会把宋元明方志的内容整理后放进自己的方志里，同时补充一些现当代的新内容。例如讲到六合的赤岸山时，《江南通志》就引北宋的《太平寰宇记》：

赤岸山在六合县东南四十里。《寰宇记》云：山高十二丈，土色皆赤，临大江，故名。晋郭璞《江赋》：“鼓洪涛于赤岸。”罗含诗：“赤岸若朝霞。”杜甫《山水图歌》：“赤岸水与银河通。”王维诗：“帆映丹阳郭，枫攒赤岸村。”皆指此。

《太平寰宇记》讲到六合的赤岸山有多高，为什么会叫赤岸。接下来引了好几篇文学作品，第一篇是东晋郭璞的《江赋》，这是最早的一篇专门写长江的赋，写得大气磅礴。还有六朝诗人罗含的诗，还有杜甫和王维的诗。这里可以看到，《江南通志》记叙某一山川景物时，会摘录好几篇诗赋，互相补充、映衬。《太平寰宇记》只引郭璞的赋和罗含的诗，其他是《江南通志》的补充。

有一些地方，《江南通志》不录关于它的诗句，只引诗序，关于史迹，诗序里往往干货更多。如“玄武湖”，只录余宾硕《玄武湖诗序》，不录其诗。

另外，《舆地志》的好多诗歌，对今天的旅游开发与宣传很有帮助。以新安江为例，从六朝到今天，新安江一直是江南美景。方志里很短的一段，说得很简洁，很到位：

新安江在府南，凡郡六，邑之水俱自歙浦流入，为新安江，下流至严州，合金华水入浙江，其水浅深见底，为滩三百六十。《水经注》云：浙江又北，经歙县东，水甚清，深潭不掩鳞。沈约诗：“洞彻随深浅，皎镜无冬春”，是也。

其中引到《水经注》，说水清得鱼都无处躲藏，又引沈约的诗，诗文互证。

在文献采录方面，《江南通志》相当严谨。“黄象山”条下引到两句诗，很有禅意：

黄象山在泾县南九十里，碎石五色，返照有光。旧有宝光庵。昔人诗云：“猿抱子归青嶂外，鸟衔花落碧岩前。”

很奇怪，这里只说“昔人诗云”，没有交代作者。我想查明这两句诗到底是谁的，发现还真搞不清楚。较早的记录在宋代惠洪《禅林僧宝传》里，讲到当时有个高僧提到这两句诗：

僧问：夹山如何是夹山境？答曰：“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华落碧岩前。”

不过，我们对方志里引的诗，有时也得小心。比方它说有一首诗是某某人的，结果你去查此人诗集，并没有这首诗。可能本地人本着对乡土文化的热爱，看到某篇有名的诗，就附会成某个名人的诗，一传十，十传百，以讹传讹。

举一个例子，《江南通志》说，枫桥，本来叫封桥，后来因为唐朝诗人张继《枫桥夜泊》，大家都写作“枫桥”了。这种说法是不是可靠呢？也不一定。方志里讲到某个景点名称的来历，有一些诗歌的证据，像讲到瓜洲渡的时候，引了张祜的《瓜洲闻晓角》、王安石《泊船瓜洲》等诗。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些诗落实到《江南通志》指认的这个地点，去实地加深了解，另外也要回头找找王安石的诗集，看看是不是确有其诗，是不是指的就是这个瓜洲渡。

很多桥梁关隘都有诗，除了附诗之外，有时候还会附一些文章。苏州有个垂虹桥，很有名，很多人写过诗。《江南通志》“垂虹桥”条，附上了宋代钱公辅写的文章《垂虹桥记》。一般来说，散文字数比诗多，对风景的描写更详细。诗文互证，对诗了解得会更完整。

《舆地志》里，录有大量写江南名胜的诗句。很有意思的是，比方说我们到了常熟虞山，就会想起“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的那个破山寺，阅读记忆中的诗句会像牛吃草以后，反刍上来，让你慢慢咀嚼。这首诗太有名了，常熟人后来建起了通幽轩、空心潭。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先有诗，然后才有了景。文本创造风景，诗地相互生发——诗篇赞颂山川风景，山川风景传播诗篇。

方志里的诗人

《江南通志·艺文志》的分类比较有趣。宋代以后很多人喜欢讲一些和诗歌写作、诗歌评论相关的段子，这就有了“诗话”。《四库全书》里，诗话类的书放在集部诗文评之下。但在《江南通志》里，诗话被放在子部杂说类——意思是说，诗话虽然评论诗，但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应该归子部。这一点让我们反省，中国历代著述汗牛充栋，如果要作个分类，除了《四库全书》那种分法，还有没有别的分法。再比如很多人喜欢杜甫的诗，编了一个杜甫诗歌选注本。在《江南通志》里，这类选注本被放到子部类选之下。可见，在乾隆编《四库全书》以前，还有许多别的分类法。这对我们今天研究诗歌也是有启发的。

接下来，讲讲《人物志》，这就是诗人的传记资料。《江南通志》里有很多人物故事。通志里的人物传跟正史里的人物传不一样，正史里都是很严肃的，但是通志的人物传颇有一些传奇与稀见史料。以诗人蒋伟的传记为例：

蒋伟，字韦人，宜兴人。工诗，嗜酒，乞诗者必载酒诣之，酒尽，诗立成，各满其意。其不以时请者，辄漫骂之，声若巨雷。身长七尺，学使者奇其貌，令作《蟋蟀赋》，立成，阅之，称善，曰：“子诚材，然令后世惜之者，必子也。”后弃诸生，自溷于酒，诗亦日益奇。晚有故人子入滇，送之江上，吟咏连日，归而卒。

《江苏艺文志》无锡卷也有蒋伟传，就很不一样，只说他生活在明清之际，很多诗都是忧时感事等等，可以与此传互补。

再举一例，《江南通志·人物志》说清代无锡出了一个学者，名和字都和蒲松龄一样，只是姓不同，他的人生也很传奇：

秦松龄字留仙，无锡人，顺治乙未进士，历官左春坊、左谕德，七岁读《中庸》，闭目潜思良久，告其师曰：“吾识性矣。”十九官庶常。世祖章皇帝召试咏鹤诗，有“高鸣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句，指示阁臣曰：“此人必有品，置第一。”以逋粮案罣误，归田，旋以博学宏词荐，侍从讲幄，纂修《明史》。里居二十余年，研精宋五子书，穷经，尤邃于诗，著《毛诗日笺》。

像这样的人物故事，常常会在方志里见到。

诗歌很早就在方志中出现了。我们今天看到比较早的传世通志，有《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舆地纪胜》，都附有诗。南宋一个福建人要去杭州参加科举考试，一路要经过很多地方，沿路有什么风景古迹，可以在《舆地纪胜》收的诗里找到，作为行程参考。

南宋末年，有人编了一部南京的方志《景定建康志》，收了很多五代人、北宋人、南宋人包括朱存、杨备、王安石、曾极、马之纯等作的诗，颇多而全。朱存的事迹出现在《江南通志·人物志》：

五代朱存，金陵人。南唐时，取孙吴而下六朝书，具详成败得失之要，作《览古诗》二百章，地志家多援以为证。

他写了关于南京的《览古诗》二百章。二百章是什么概念呢？假设我们今天办一个关于南京美景打卡点的评比活动，也就是要给南京宣传，制造200个景点，这位朱存先生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这类诗可以给一个新的名称，叫地志诗，或者方志诗。他是专门为了补充方志而写的。你甚至可以不读方志，读这些诗就可以了解地情。他的诗后来被《方舆胜览》《景定建康志》收录。宋代很多诗人喜欢这么写。

方志对地方文化的记忆与形塑功能

方志里的诗，从时间、空间、物质形态三个角度为地方文化的记忆和建构做出了贡献。

中国文化传承重视“文献”二字，拆开来讲，“献”字指的就是人，有学问、能读书、能够传承文化的人，“文”指文本，从物质形态上讲，包括诗、诗集、诗话、诗注本，等等。这些和具体的地方空间点再结合，就形成了众多的文化形胜与文化场域。这些场域是有内在的能量的，你到了凤凰台，就想起了李白，你甚至也想写一首诗，那就是这个场域对你产生了影响。

《江南通志》里的诗人、诗集以及诗篇，建构了江南文化，也有助于建构江南的诗学史。江南的诗歌对于江南地方空间有一种重塑的功能，而地方空间对诗歌也有贡献。有一些诗人的诗歌可能在当地很有名，但在文学史上不一定家喻户晓，就要从方志里落实他的存在。方志对本地诗人作品的存录，无疑会促进本地诗歌，尤其是地志诗的发展，可以说，方志在发掘本地的诗意，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故乡有一些陌生——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都没有了感觉，而通过方志，回到古人所写的地方，一下子就陌生化了，故乡成为一个历史的远方；这时候你再发挥想象，被诗歌鼓荡起的那种诗情，会把我们非常熟悉的某个地方马上转化为诗意的远方。所以，诗可以为在地注入诗情，可以使得故乡陌生化，也可以使他乡故乡化。我觉得，这就是方志里的诗歌为读诗者提供的新的角度。

总结一下，诗歌使空间人文化，方志使人文空间化，两相融汇，塑造了我们的文化记忆。

来源：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