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大众读者心中，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流传甚广的作品是他的《上学记》。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做学生的时候，因为“当时很自由，能够自由地干想干的事情，能听有名的老师上课”。

2006年出版的口述历史作品《上学记》，讲述了何兆武流在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的求学经历，也显示出他对自己见证的几乎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反思。在为《上学记》撰写的序言中，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从何兆武的故事出发，谈到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文 | 葛兆光

小引

近十来年里，何兆武先生和我都在清华大学教书，虽然说起来可以算是同事，但因为他很早退休，所以，见面常常是在同去办公室取邮件的时候，或者是在清华园里散步购物的时候。不时收到何先生赠送的新著和新译，不由得感叹他的学术生命力。何先生生于1921年，比我父亲还长一岁，我一直把他看成是我的父辈，轻易不敢去打扰。这次，看到何先生口述他求学经历的《上学记》，不知为什么，想起两年前的夏天。那时我父亲还没有过世，在病榻上，很少谈起甚至好像有些忌讳谈起往事的父亲，望着天花板，突然给我讲起了他往年的经历。断断续续讲了一整天，从福州的家办私塾到官立学堂，从抗战时期流转山区的暨南大学，到已是“晴朗的天”的南京军政大学，让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执着地追求国家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真的是和我们不同，有点儿像精卫填海，也有点儿像飞蛾投灯。

现在，看到何先生讲述他从北京的师大附中，到云南的西南联大，再回到北京的革大，仿佛那一天和我父亲的谈话仍在继续。

一

亲历历史：那一代的人和事

慢慢地看这份珍贵的口述资料，好像随何先生重新行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之路上。

这个历史之路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它好像千百次地出现在我们各种的历史书里。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五四退潮以后的中国是一连串的战争，军阀互相打，国共也在打，日本人打进来，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杀戮场，八年抗战刚刚结束，中国又成了另一个大战场。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是，那个时候的烽火岂止是连三月，简直是连了几十年。不过，这个烽火岁月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筛选后的简明大纲，可历史并不仅仅是“大纲”。正像何先生评论西南联大历史书的编纂一样，有时候历史被写得就像“注册组的报告”，让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生活。其实在生活世界里，毕竟不仅仅有烽火和杀戮，因此，当我们随着这些亲历历史的长者进入细节，历史便好像变得陌生起来，仿佛另有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时代。

在何先生的往事记忆中，那个时代，不仅有北京从军阀的“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有“一二·九”那一年多雪的冬天，有北平中学里的尊孔读经和白话教育之争，有那个时代中学生“无事乱翻书”的愉快，还有短暂平安时期看西洋电影的震撼。尽管他事后想起来，最好的读书日子，只有“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但是，就在这一样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三年和流离颠沛的七年中，毕竟他还有读《莎氏乐府本事》、Gulliver's Travels（《格列佛游记》）的时候，还有“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的时候，还有自由选修诸如郑天挺、陈福田、沈从文、钱锺书那些风格各异课程的时候。也许，那只是历史的细节，可是正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细节决定一切”一样，看到历史的细节，常常会反过来，让你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和轮廓。

这份口述历史之所以对我们很重要，还因为有很多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随着何先生的回忆，又从历史里面走了出来。记得前年夏天，父亲谈起他在闽北山区流亡的暨南大学的生活，对于我，好像就陌生一些。因为毕竟他是学国际贸易的，他身边的那一圈人，我大多不熟悉，只是听他谈起何炳松先生，让我对这个《新史学》的翻译者有一些新印象。何兆武先生是历史学家，又远比我父亲阅历丰富，他的记忆中有一团热情的闻一多、有民主人士张奚若、有战国派雷海宗、有历史学家吴晗、有哲学史家冯友兰、有逻辑学家金岳霖，有“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有化学家兼教育家曾昭抡，当然，还有他看到的和大多数印象不同的殷福生（海光），更有他一生都引以为荣的朋友王浩。这些我们文史领域的人耳熟能详的学者，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为我们重构了那一代学术和文化的历史，也为我们重建了何先生求学时代的文化环境，让我们知道何先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中成为知识分子的。

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他回忆他和王浩交往的那一段里，他和王浩关于“幸福”的讨论。也许，这是理解何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钥匙：

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而生。王浩喜欢谈人生，就“什么是幸福”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我也乐得与他交流，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他几次谈到，幸福不应该仅仅是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前者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我说，幸福应该是blessedness（赐福）。《圣经》上有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性的东西。他说，那么宗教的虔诚应该是一种幸福了。我说，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于是我引了不久前看到的T.S.Eliot的一段话：“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doubt，it is a daily battle.The only end to it，if we live to the end，is holiness.The only escape is stupidity.”（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他听了非常欣赏。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rch Leiden，Freu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据说，何先生与王浩之间有过多次讨论，“每次谈论总是他说服我，这一次我说服了他，不禁心里一阵快慰”。那么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那一次谈论，说明这一观念在何先生心中根深蒂固到什么程度。

二

幸福：什么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

除了这一次和王浩的谈话中，说到“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把幸福看成是追求理性的超越和超越的理性之外，我注意到，何先生在口述自传中，还特别反复郑重地提起“幸福”一词。他说那时他曾想要写一本《幸福论》，他觉得，人是个复杂的动物，不能单纯从物质角度衡量，或者单纯用金钱衡量，是不是钱越多就越幸福？好像并不是那样，毕竟人所愿望的是幸福，而不仅仅是物质或金钱的满足。在一处他又说：“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另一处他再次强调：“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人才真正的幸福。”也就是说，个人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幸福是密切相关的。我想，对于理性始终的追求和对于社会始终的责任，也许是我们同情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关键。生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天朝大国，而是积衰积弱的时代，何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在战乱中一边上学、一边观察社会，上学也许既是一个学知识，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的过程，也是一个成为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过程。

何先生回忆中有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的仇恨非常强烈，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有这种感受了。可以说，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比我年轻一代的，也就是解放以后一直到‘文革’时候的中小学生，他们大概也有一个情结，就是对个人崇拜的情结。一听到伟大领袖，马上泪流满面，现在的青年人恐怕也没有那种情结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结，我们那个时代的情结就是仇恨日本。”这当然不是一种狭隘的仇日情绪，其实应当理解为对民族命运的普遍焦虑。现实的危机，加上自从1895年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签订以来，到1931年的东北沦陷，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这一次次的受辱，自然积成了这种心情。

在这种心情中，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自然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建设科学理性当作自己的目标，而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个人幸福的基础。这是一代人的感情倾向。记得那一年我曾经问我父亲说，为什么要放弃上海好端端的金饭碗，跑到南京军政大学去吃八路的小米干粮？父亲沉吟半晌，只简单地说，这是潮流。不过，追赶潮流并不意味着是见风使舵的政治倾向。何先生对于政治，对于那种被政党意识形态垄断了的所谓“政治”并不热心，这也许是他父亲的遗传。在这份口述历史中，他说：“我的父亲不是国民党党员，至少我不知道他是。父亲一生讨厌政治，认为政治是黑暗的、肮脏的，小时候我经常听他这么说，所以我想他不是党员。”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上学的时候也参加过学潮，大都是不满当时的政府，不然也不成其为“潮”，包括“一二·九”运动。他说，凡游行他都参加，但是有一个界限，那就是只参加爱国学潮。原因是什么呢？他说：“第一，自己不是（政治）那块材料，既不会唱、不会讲演，也不会写文章做宣传。第二，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的。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划了条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是挺兴奋的，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是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有人说，自从19世纪末以来，中国整个地向西转了，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知识分子的主要倾向就是“西化”。不过，这个理解可能太简单，应该看到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知识分子以向西方“现代性”看齐的方式，反过来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的诉求，追寻民族和国家自立、富强的愿景，在“世界主义”的外衣下，凸现着一种曾经被称作是“民族主义”的感情。这就是我常常说的，以世界主义的面目成就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目标接受世界主义。虽然这种纠缠的心情，有时候会被看成是“救亡压倒启蒙”，但是，因为救亡是追求富强，依靠的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科学，所以，启蒙和救亡始终是一体两面。因此在中国，知识分子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追随那些可以拯救国家、导致富强的大潮流，特别是在外敌压境的危机中，更是常常希望“东方红，太阳升”。这种心情，是很多没有经历过那一代历史的人所不太能够理解的。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太能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幸福观和自由观好像都有些太单纯，甚至太简单”，何先生很感慨。的确是很单纯、很简单，但单纯和简单未必就不美好。比如说他们爱国，国家富强是他们观念世界中最优先的选项，在这个选项下，他们会接受能够达成目标的观念、制度和策略，而批判或抵制不能达成这一理想的做法。正像何先生所说的“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我们不能总是强调自己的特色，而抹杀普遍的价值。中国有没有特色？有特色，但是这特色你不必强调”。现在，流行时尚是批判普遍真理，质疑源自西方的民主、科学和自由，强调文化多元，似乎要特立独行，鄙视遵守规则，觉得知识分子永远是冷峻而超然的批判者和搅乱者。这也许有它的洞见，但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中，我们却需要理解和尊重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所谓普遍真理和永恒价值的选择。在那个时代，他们却宁愿相信“历史的普遍规律”，相信民主、自由和科学。因此，他们会对国民党搞党国一体的专制非常反感，觉得它是看错潮流走错了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下野到欧洲游历一番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这种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国民党没有跟随英美民主，而效仿苏联的专政体制，便不足为奇了”。凭了这一点，他们对解放区、新中国有好感，但同样也批评解放后的胡搅蛮干。何先生引用了张奚若先生的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他说：“那十六个字还是有道理的，我们是有些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其实有些传统的东西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随随便便就否定了。比如红灯的波长最长，看得最远，所以红灯停、绿灯走。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得按信号灯走。”

对国家（不是政府）的忠诚，对政治（不是政党）的疏离，看起来冲突，实际上统一，我相信这就是那一代中国有立场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有专业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立场？关于这一话题，现在讨论的著作已经很多了，不过书本常常只是一些理论，并不好拿它来截长续短、按图索骥。特别是像何先生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身处万方多难的社会中，成为一个有立场的知识分子，好像并不如书本上说的那么简单。我以前读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看到里面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应当是“局外人”（outsider），认为他需要的是“反对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不是调适（accommodation）的精神”。在中国现实中，这话也许只对一半，因为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那种精神紧张和生存危机中，人们无法不心向往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富强的国家，他们无法成为“局外人”，也不可能仅仅是“反对”。何先生那一代人，追随着五四时代的精神，把民主、自由和科学当作矢志不渝的追求，把国家整体的富强当作永恒的理想，这是超越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基础。

三 风度与修养：现在还需要绅士吗？

2001年，清华大学曾经试图为何先生举办一个八十寿辰庆祝会，邀请了一些人来座谈。我记得有当时还在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先生、北师大的刘家和先生、近代史所的刘志琴先生、世界史所的于沛先生等等，这些都是何先生的熟人，但是何先生一直婉拒，理由是他不是大人物，不配开颂寿会，也不配出纪念集。也许，有的人以为这只是做做谦让的姿态，但是那天早上，他的学生彭刚去接他，他却把家门锁上，一人飘然离开。我参加过很多次大大小小的祝寿会，而这次主角缺席的祝寿会，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现在学术界、文化界的风气，不说大家也知道，可是，我见到的何先生，始终谦和而从容。在大家谈兴很高的时候，他会笑眯眯地在旁边听着，如果话音稍停，他也会很高兴地说上两句，绝不让大家扫兴。说起来，他的著作和译作等身，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西方历史和思想的理解，多少都得益于他的翻译和介绍，但他却始终处世很低调。

我常常在想，人怎样才能像何先生那样有修养。“修养”这个词，其实翻过来说就是“文明”。按照一种说法，文明就是人们越来越懂得遵照一种规则生活，因为这种规则，人对自我和欲望有所节制，对他人和社会有所尊重。但是，仅仅懂规矩是不够的，他又必须有超越此上的精神和乐趣，使他表现出一种不落俗套的气质。《上学记》里面有一段话我很同意，他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可是，我近来越来越感到，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尽管他自己很谦虚地说到，他这一代人国学的基础都非常差，没有背过四书五经，但是，他从中学起就读“开明青年丛书”，读冰心的散文、徐志摩的新诗，读顾颉刚和朱光潜，读《神秘的宇宙》和《物理世界真诠》，也看西洋电影和武侠小说，高中时还念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氏乐府本事》），肚子里面积攒了东方和西方的好多文化知识。他也曾看了《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后，学唱英文歌曲，他回忆那个时候听的法国古诺的《小夜曲》、舒曼的《梦幻曲》、舒伯特的《小夜曲》和《圣母颂》，觉得“回肠荡气的，简直令人销魂……觉得美极了，灵魂都像上了天一样”。

爱德华·席尔斯（Edward Albert Shils）在《传统》（Tradition）里面曾经说到，“何谓传统？凡是代代相传的事物、信念、形象、行为和制度都是传统，自觉性的高低是次要问题，但必须通过三代（时间的长短不拘），也就是通过两传才能成为传统”。我不知道那种从容、自省和乐观的气质，是不是也需要两三代家庭的熏陶和从小浸染才能够获得，但是这种近乎贵族气质的传统，在现在这个变动不居、关系万千重的社会中，似乎是越来越难以见到了。古代中国经常的改朝换代，近代中国太多的底层革命，使得气度好像成了虚伪，风度可能是无能的别名。非得“幸分一杯羹”才能成为胜者，不顾孤儿寡母才能黄袍加身，“我是流氓我怕谁”才无往不利，“千万别把我当人”倒成了可夸耀的名言。世事对何先生这样的人未必公平，社会对有修养的传统也不见得接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人心中绝对的政治正确，这是很可悲的。席尔斯说，英文字tradition的拉丁语根是traditio，在罗马法中意指一种继承私有财产的方式，但今天英文中的tradition则指一切在传承中能维持不变或重新呈现的东西。但是，不仅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代没法延续，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现代，我总担心，那份从容和宽厚，还能够不受世事的冲击而继承下来吗？

何先生在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时，说到日本轰炸时的梅贻琦和吴晗，“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顶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就知道慌着逃命一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在“安步当车”和“连滚带爬”之间，立刻就显示了一个人的气度或风度，而这种气度或者风度，需要长期的修炼和熏染，也需要一个人对一切置之度外的胸襟。

结 语

《上学记》谈到1949年便戛然而止，这让我觉得很遗憾。

前半生上学的过程，保留在何先生的记忆里，而在绝大多数读者的记忆中，却是后半生的何先生。何先生曾参加过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他自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史》，不仅有中文本，还有英文本；对于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他有精确的评述，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历史学》就记录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他翻译的许多西方古典，更是影响了一代，甚至好几代人，像我印象最深的《思想录》、《历史的观念》、《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等等；对于明清两代西洋传教士来华的历史，他也有自己的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就广泛讨论了自徐光启到李善兰，明清两代中国与西洋的文化接触。可惜的是，这些在《上学记》里面都没有提到，我曾经向何先生建议把口述历史继续下去，何先生笑而不答。

同住清华，常常看到何先生骑着自行车来往照澜院和普吉院，觉得他真是很健康，从心里为他高兴，有时候和何先生遇见，也只是寒暄几句。可是，当我写这篇小文的时候，何先生因为偶然病恙，却两次住进医院，让人察觉到他已经八十五岁了。八十五岁的老人，那一生经历该是多么丰富而复杂。前些天，我和何先生的学生彭刚一起去医院看望他，被医生命令不准下床的他，手里正拿着《资治通鉴》。看到这一幕，不知为什么我却有一种奇怪的联想。如果说，《资治通鉴》记载的是古代中国的整体历史，而拿着《资治通鉴》的何先生身上，却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具体历史，在这个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整体历史和具体历史之间，该有多少故事？

走出医院，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上学记》里面的一段话，“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这是一个追求理性和光明的知识分子一生的信念吗？这种信念是否就是支持他一生乐观对己和善意待人的基础呢？

2006年2月23日 初稿

2006年3月7日 修改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上学记》序，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