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寒冰报道 长安竞技在中国职业足坛率先进行会员制的运营推广，绝对是中国职业足球的一件大事。足球俱乐部的会员制，在欧洲长期存在，必然有其特有的生命力和合理性。大致了解欧洲足坛会员制的现状，也将有助于中国足坛进一步明晰，在现时代的中国，哪一种会员制的运营，更值得我们参照和借鉴。

会员制在欧美职业足球早期，曾是主流的俱乐部运营模式，俱乐部日常开销通过会员缴纳的会费基本可以完全负担。但二战后，随着欧洲足球的进一步职业化，顶级联赛俱乐部运营的开销越来越大，会员会费收入覆盖的开支比例越来越低。绝大多数职业俱乐部通过有限公司化进行投资，主要依靠电视转播费、赞助费和比赛日收入维持运营，会员费在俱乐部总收入中几乎只占象征性的份额。即便是会员制最盛行的西甲和德甲，目前只有皇马、巴萨、毕尔巴鄂竞技和奥萨苏纳还是纯粹的会员制俱乐部。

欧美历史悠久的职业联赛俱乐部，目前大多数都实行偏消费型的会员制。会员通过每年缴纳会费，获得购买俱乐部季票资格、部分官方活动的参与权、俱乐部纸质或电子刊物、部分周边纪念品以及会员资格证等。而真正纯粹的会员制俱乐部会员除了获得上述所有福利之外，还拥有对俱乐部重大事项的表决权，主要是主席大选的投票权。

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纯粹的会员制俱乐部更像保留根植社区传统的象征物。像皇马、巴萨这样纯粹的会员制俱乐部可享受所得税优惠，因利润无需分红可留存在俱乐部开销，是公司化俱乐部无法享受的“福利”。

西甲保留了四家纯粹的传统会员制俱乐部，很大程度源于特殊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背景。与欧洲其他消费型会员制俱乐部不同，皇马、巴萨、毕尔巴鄂竞技和奥萨苏纳四家会员俱乐部，会员资格受到严格限制，确保根植于本土社区的传统。此外会员享有主席大选投票权，会员选出的代表委员会可投票决定俱乐部很多重大事宜，包括批准每赛季董事会做出的预算和营收报告、修改俱乐部章程，是否通过针对现主席弹劾案等。

俱乐部主席选举权是会员最大权力，但几乎无法影响俱乐部的运营。以皇马为例，俱乐部主席竞选人目前需满足两个必要条件：15年以上皇马会员资格，缴纳相当于俱乐部年度预算15%（约1亿欧元）竞选保证金。

这两条基本将绝大多数会员排除在主席候选人之外，导致俱乐部管理层事实上的精英化。因为俱乐部主席和俱乐部运营方不像公司化俱乐部向大股东负责，西甲会员制俱乐部主席和董事会的权力极大且难以节制。从皇马的努涅斯、卡尔德隆到巴萨的加斯帕特、罗塞尔、巴托梅乌，都是带给俱乐部灾难般的运营失败先例。但普通会员们对他们基本没有约束力，只能依靠主席大选或由会员代表委员会就弹劾现主席进行表决做出改变。

目前足球产业发达的欧美职业联赛多数俱乐部已变为有限公司，消费型会员制是公司营收结构的一部分。会员权利仅限于优先购买季票、俱乐部周边产品和参加部分俱乐部公开活动。会员上缴的会费对如今的顶级联赛俱乐部营收而言，实在微不足道。就算传统会员制俱乐部，会员的会费也一样“微不足道”。例如巴萨拥有约14万名会员，皇马约10万会员，每年会费收入仅2000-2500万欧元，仅相当于两大豪门每年总收入3%左右。

英格兰低级别联赛近年曾有效仿西甲会员制的尝试，包括由会员球迷组建信托基金参与俱乐部管理。在英超，俱乐部会员以收购少量股份或独立股东身份监督、参与俱乐部管理也开始成为潮流。甚至有因为反对格雷泽尔家族收购，由部分死忠曼联球迷组建的联曼FC这样的众筹型会员俱乐部，会员们可以通过投票决定小到季票价格、大到俱乐部管理层、教练组和首发阵容几乎所有事务。当然这只是类似于足球经理游戏现实版的模式，很难在基本盘昂贵的顶级联赛足球产业中得到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