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1期，原文标题《达·芬奇的妙不可言——专访马丁·肯普》

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资深荣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马丁·肯普（Matin Kemp），是世界最权威的达·芬奇研究者之一。他的第一部专著《达·芬奇：奇妙的自然与人》（1981）即被认为是艺术史的经典之作。今年他还将出版5部关于达·芬奇研究的新书，其中包括对比尔·盖茨收藏的《莱斯特手稿》的研究、瓦萨里《艺苑名人传》的达·芬奇传记校注、达·芬奇绘画图解等。

特约撰稿/龚之允

马丁·肯普在学士阶段的专业其实是自然科学，兼修艺术史。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因为对文化史感兴趣，他进入伦敦大学的考陶德学院，继续修完了艺术史的硕士和博士阶段。当时“意大利文艺复兴”正好是艺术史领域的主要科目，但一开始肯普有意回避了既热门又难度极大的达·芬奇研究。直到有一次，为了帮助朋友完成一个纪录片的项目，他从达·芬奇的温莎手稿入手，结果便被达·芬奇的世界所震撼，开始了数十年的漫漫学术之旅。

我和肯普教授约好在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的旅人宿舍见面。三一学院建立于1555年，旅人宿舍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教授热情地把我迎到了二楼朝南的会客厅。客厅的装潢古色古香，楼上不时传来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BWV565》管风琴乐曲。我们就对坐在南窗边，开始走进达·芬奇的世界。

天才的神奇与真实

三联生活周刊：首先请允许我问两个读者可能很感兴趣的小问题。第一个就是，达·芬奇是否真的是按照网上流传的“达·芬奇睡眠法”来进行多相睡眠（Polyphasic Sleep）的？

马丁·肯普：我想我得知道更多关于达·芬奇的个人生活信息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达·芬奇确实常常秉烛工作。在手稿中他至少提及两次，为了解决一些几何学的问题他工作到深夜，直到蜡烛燃尽，然后到了早上他却发现想出来的解法是错误的。他非常勤奋，也很多产，一直在不停地工作。但我们无法得知他的睡眠习惯，因为没有切实的证据。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他会用什么东西来保持精神充沛？

马丁·肯普：达·芬奇的时代，恐怕真没有。那个时代意大利没有咖啡，没有烟草。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现代人所疯狂崇拜的神奇的达·芬奇，是否和真实的达·芬奇不太一样？

马丁·肯普：达·芬奇是一个神奇的人物。不难想象，关于他的传说也必然非常传奇。如果你仔细研究达·芬奇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绘画的精妙程度，他在各个科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都令人叹为观止，你会觉得比传说中的更震撼。在那个认知有限的时代，一个人的成就如此之多，真的很了不起。一直以来，他就被当作人类文明进程中最耀眼的星星而存在着。他敏锐地觉察到了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他认为人是大宇宙中的微缩宇宙，人体的运行是宇宙运行的一部分。因此他非常反感“人定胜天”这种观点。我们只能顺天应人，依存于因果循环的系统之中。这一观念非常重要，与自然作对，必将面临灭顶之灾。达·芬奇非常喜欢观察河流的态势，他把河流称为“水的血管”，而他在研究人体血管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与树木的枝叶相关联。他经常会把看似无关的事物相关联，把艺术和自然有机统一起来。他就像一位水利学家，了解水的各种天性，认识到水的无穷力量，不会逆反水的自然属性，而用疏导的形式来治理。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达·芬奇的天才之处，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马丁·肯普：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有着惊人的发散性思维，能够跨越不同的科学领域，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研究。他总是能够从看似不相关的几种事物中找到关联性，这是推动认知进步的关键。比如，在观察水流动向的时候，他说这就像是人类卷曲的头发，然后他通过头发的重量和卷曲的趋向，得到螺旋图案。而螺旋图案又与几何学、力学等息息相关。他的关联性思维是如此神奇，也正因为如此，他总是马不停蹄地做着跳跃式的研究，而无法集中注意力。他所认知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动态十足的有机统一体，但这种思维方式也使得他无法集中精力停留在某一领域。

三联生活周刊：他的发散性思维和他的受教育情况有很大关联吗？

马丁·肯普：他受到的基础教育其实很普通。在进入工作室学习绘画之前，他只上过小学，学了简单的算术和语文。他还自学了拉丁语，他的个人藏书中一直备着一本拉丁语法书。他经常说自己不需要（学习）文字也天生具有文人对文字的敏感性。当然这有点夸张，不过他确实说过他的学识主要通过经验，而不是通过书本。从某种程度来说，他对那些受教育程度深的人有所抵触，他自认为是在实践中学习的人，可他的阅读量一点也不少。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可以这么认为，除了文字，达·芬奇掌握了一般人不具备的各种语言，比如绘画语言、科学语言等？

马丁·肯普：是的，他发展出了非常独特的视觉语言，并且通过这种语言来展示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比如他在解剖学中画了大量的横截图和分离出来的细节图，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这么做。在建筑学上也同样如此，他会画各种平面图和剖面图，在他之前没有人会去那样画建筑图纸。在设计机械的时候也一样，他把各个部件都拆分地画出来。在画人体的时候，他把脊椎骨分离出来，研究骨头之间是怎么连接和运作的。这些视觉语言的创新无疑是空前的。这种方式是他在米兰期间开始形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读过包括你在内的很多学者的研究，看上去达·芬奇的动物解剖图比人体的还要多，特别是禽鸟和马匹的解剖图。

马丁·肯普：这是因为人体解剖在当时有很多限制，而动物解剖在法律上没有障碍。达·芬奇亲自解剖过人体，但机会不多。比如他后期画的人体心脏，其实是根据牛心画成的，好在二者的工作原理差不多。因此达·芬奇会通过解剖猪牛羊等动物来推导出人体解剖。

三联生活周刊：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了那么多的大师，为什么达·芬奇在后世眼中是最为神奇的一位，其传奇性几近“半人半神”？

马丁·肯普：因为达·芬奇的多面手特性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他之前也不乏一些全才，比如设计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建筑家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他就精通光学，又重新研究出来透视法，同时还是金匠、雕塑家和发明家，他发明了起重机和运大理石用的船舶。那个时候条件有限，你不可能为了成为工程师而跑去皇家学院深造，因此需要什么都会，才能灵活地应对各种项目。

达·芬奇与这些大师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仅发扬了多面手的灵活性，还有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把知识转化成了一种更深入的科学。比如当时一般的工程师不会用物理学理论去解决工程学的问题，但达·芬奇就会。其他人不会像达·芬奇那样，既考虑到美学，又考虑到力学。比如很多艺术家都会解剖，但他们都是为了画得生动才学的；达·芬奇则不同，他想要透视整个人体，从本质上来理解人体结构和运转原理。因此可以说，达·芬奇的视野，既有深度也有广度。当然这也使得他只能不舍昼夜，不断为创新而折腾。

三联生活周刊：后面这几个世纪，似乎少有艺术家声称自己继承了达·芬奇的衣钵，但很多人会说他们从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或提香那里得到灵感。这是为什么？

马丁·肯普：其实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他对拉斐尔就有很大的影响，拉斐尔从达·芬奇那里学会了怎么通过图画来讲好故事。当然拉斐尔的借鉴非常巧妙，没有照搬达·芬奇的风格，不过如果你仔细看他的某些画作，确实能看到达·芬奇的影子。米开朗基罗其实也受到过达·芬奇的影响。达·芬奇的影响力触及了当时几乎所有热门的绘画题材：肖像画、故事画，还有风景画。后面影响力衰退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的原作数量很少，而且很少公开。法国王室收藏的那些画作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露面。达·芬奇的声名一直有增无减，也被人们所推崇。18世纪晚期欧洲涌现出了大量的《最后的晚餐》出版物，他的手稿也陆续被大众所知晓。但他的影响力并不只是艺术或科学。他有影响力，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他那惊人的想象力，以至于我们今天去回顾他的作品，依然能感到醍醐灌顶。

自画像之谜与未完成画作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达·芬奇的私生子身份对他的人生和艺术有什么影响吗？

马丁·肯普：我觉得比我们想象中的影响要小很多。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私生子是很常见的，很多是仆人甚至奴隶的孩子。女性在13或14岁的时候就结婚了，非常早，而男性则要接近30岁才结婚，因此婚前男性所接触的女性往往不是他们后来的妻子。

达·芬奇是由祖父带大的，住在离佛罗伦萨不远的芬奇镇。他的父系家族世代都是地主和律师，虽然不算巨富，但有着非常体面的生活。在他祖父的退税单上，达·芬奇被法律认证为家里户口上的成员。达·芬奇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高兴极了，邀请了教父教母来见证婴儿的洗礼。因此（我觉得）达·芬奇并不会为出身而感到耻辱。

三联生活周刊：他父亲对他非常好，不仅为他提供了基本教育，帮他找了最好的绘画老师韦罗基奥，还利用自己做律师的人脉介绍了很多艺术项目给儿子。

马丁·肯普：是的，他父亲在早期帮他拉到了一些艺术上的生意。他父亲把少年达·芬奇从乡下接到了佛罗伦萨。在佛罗伦萨，达·芬奇的全称是“来自芬奇镇的皮耶罗先生的儿子莱昂纳多”，大家都知道他是律师先生的儿子，虽然是非婚生的。

他的父亲在佛罗伦萨工作出色，娶了门当户对的妻子，也拥有很多孩子，能够合法地继承家族遗产。他的母亲是一名农妇，在生下他后，很快就结婚了，后来也生了许多孩子。因此达·芬奇的父母都拥有各自的大家庭。达·芬奇是由祖父和叔叔带大的，这样他很早就养成了独立生活的习惯。实际上，达·芬奇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他留下了数千页的手稿，但却从来没有记录过他的心绪，因此我们无法得知他的精神面貌究竟如何。如果你是搞弗洛伊德心理学研究的，也许会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东西。不过就我而言，我只能说他的童年境遇让他养成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并且在视觉表达的时候不会露骨地进行自我的情绪宣泄。

三联生活周刊：达·芬奇职业生涯的哪个阶段，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米兰或是法国，你认为最为引人入胜？

马丁·肯普：这也挺难选的。显然米兰是达·芬奇创作的巅峰阶段，在这个时期，他画了很多精美的肖像画，还有《最后的晚餐》；在米兰他的视野也开始从绘画转向其他综合学科——我肯定会选这个阶段。

不过他从米兰返回佛罗伦萨的那个阶段也充满了戏剧性，因为这时候文艺复兴“三杰”齐聚在佛罗伦萨同台竞争：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围绕着战争画开始当面PK，《蒙娜丽莎》《救世主耶稣》也都是那个时候创作的。我想我会把这两个阶段放一起，作为达·芬奇艺术生涯的巅峰。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认为，在意大利都灵的皇家图书馆藏有一幅达·芬奇的自画像；也有人认为，达·芬奇在许多画作中都隐藏了自己的肖像。请问你怎么看？

马丁·肯普：首先要说明的是，都灵的那幅肖像不是达·芬奇的自画像，那是一幅精妙的埃及哲学家的肖像。那幅画的完成时间大概在15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达·芬奇相对来说还算年轻。更可信的一幅达·芬奇画像是他的学徒画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的是英国王室在温莎堡收藏的那幅吧？

马丁·肯普：没错，这是唯一可信的达·芬奇画像，是一幅侧身像。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谁画的，但作者的画技很高，和达·芬奇的画风非常接近。达·芬奇是有名的俊男，甚至可以说很漂亮，有一头飘逸的长发。这幅侧身像从各个方面都符合对达·芬奇外貌的描述，也与很多早期流传的达·芬奇画像形成呼应。都灵的那幅画则是18世纪晚期才再次被发现的，有人认为那是达·芬奇肖像，实际上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我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很少有画家画单独的自画像，一般会把自己的头像放到群像中，和其他人物的画像在一起。

三联生活周刊：我读过几本研究达·芬奇的专著，里面有一种推测，那幅未完成的《三博士来朝》右下角的那个年轻人是达·芬奇的自画像。

马丁·肯普：我认为达·芬奇在那幅群像画中加上自己肖像的可能性不大。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艺术史家都认为达·芬奇充满了好奇心，因此他很多画作没有画完。可以谈谈他留下的未完成之作吗？

马丁·肯普：画作没有完成的原因大致有两个。首先是他的兴趣实在太广泛了，会同时在不同的领域中进行探索，因此很难专注下来。这点毋庸置疑。绘画这样的媒介无法满足他的创造力。如果读一下他为战争绘画准备的企划案，你会觉得那像是拍电影用的故事版本。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各种客观状况，使得他没法完成画作。他去米兰得到了佛罗伦萨统治者——“华丽的洛伦佐”的推荐，他的艺术才华成为外交联结的契机，具有政治意义，这样他就中断了在佛罗伦萨画《三博士来朝》，去了米兰。如果没去米兰，他会不会画完？挺难说。《圣杰罗姆》也是那个时候被中断的画作。在和米开朗基罗竞争时画的《安吉利亚战争》，他运用了很多新的绘画技法，不过也遇到了很多问题。这个时候，是法国人中断了达·芬奇的绘画工作。当时法国人占领了米兰，佛罗伦萨危在旦夕，对法军唯命是从。法国人在米兰听说达·芬奇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和军械设计家，就希望招揽他。因此达·芬奇没有完成画作既有艺术方面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是客观条件不允许。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几乎在每幅画中，达·芬奇都用了新的技法和技术。他总是想尝试新的东西。他的机械设计也是这样，总是想着突破当时的技术限制，比如滑动轴承、下轴承、力学比例等方面。他总是想在艺术和技术上有所创新。

“达·芬奇能让书畅销”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你在对备受关注的《救世主耶稣》和《比安卡·斯福尔扎》的认证鉴定过程中，参与了哪些工作？

马丁·肯普：首先要声明的一点是，我不是搞认证的，我是做研究的。比如《救世主耶稣》，只要有研究的价值，我就会去做研究，无论作品的所有权（Ownership）归谁。毕竟一件艺术品，它本身是不能左右其拥有者归属问题的。如果我研究了一幅作品，并且结果显示它和达·芬奇的创作习惯吻合，那么这算是对创作者归属的认证（Attribution），但并不是我研究的初衷。

你说的鉴定（Connoisseurship），在英语里指的是基于肉眼观看的鉴赏。因为在我的文化中，“鉴定”带有阶级标签，是带有贵族背景的前几辈艺术史家所使用的术语。也可以说几乎所有职业都会涉及通过眼观来判断的情况。医生会用X光，他们也需要通过眼睛来判断，因为外行即便有X光片也不能判断出什么，光片本身并不能告诉你什么。天文学家所使用的图标仪器，也需要具备一定知识的人来解读。因此鉴定一件艺术作品也同样，需要有一定的文献、图像学等方面的知识才行。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否认为，你的研究基于的是多向引用对比论证？比如看完科学检测报告后，再去做文献检索，然后再锁定特定的信息，做出判断？

马丁·肯普：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通过眼睛来判断和根据颜料材质分析是不一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科学检测技术非常先进，可以对笔触进行电子放大，然后用大数据来对比计算。

马丁·肯普：是的，现在有很多系统的检验技术。但“鉴定”指的还是它以前那个意思，是非常主观的。很难说，为什么“鉴定”成那样，因为这就好像通过背影猜到是你的朋友一样，你说不清到底凭什么这么猜。你当然可以说通过平时观察，熟知朋友的行为举止，然后做出的判断，但这并不表明这能算是一种标准。可以说鉴定挺玄学的。

科学检测所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科学报告只是图表，很多艺术家（因而）对此嗤之以鼻。有意思的是，科学检测报告都是拉丁文，也需要翻译成大家能看懂的语言才行。

三联生活周刊：我想刚才提到用图像算法来对比认证，可能真的不适用于达·芬奇，因为他老在变，总在试新招。

马丁·肯普：是啊，达·芬奇总是求新，不想重复，这和其他艺术家很不同。拉斐尔有工作室，大家都按照他的作画习惯来分工协作。米开朗基罗创作时充满激情，但他做雕塑和画壁画的时候，是按照一定步骤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20世纪以来，达·芬奇研究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马丁·肯普：我认为是《救世主耶稣》的浮出水面。虽然现在关于这幅画的争议很大，不过我和几位同仁对这幅画的研究成果已经被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这是达·芬奇的作品，并且这刷新了我们对神和未知事物的认识。我在书中写了一个章节，专门论述达·芬奇的妙不可言。达·芬奇充满神奇和未知，因为我们有限的智慧还无法理解。《救世主耶稣》可以说是《蒙娜丽莎》的翻版，一个是人物画的高峰，一个是达·芬奇宗教画的高峰。

三联生活周刊：有很多知名的研究达·芬奇的专家和学者，比如肯尼斯·克拉克，你从他们那里学到哪些重要的方法或思想？

马丁·肯普：达·芬奇吸引着大量的优秀学者。如果你读过瓦萨里的《艺苑名人传》——无论是1550年的初版，还是1568年的再版，以及今年我将出版的新的英语译本——你会发现，虽然瓦萨里最推崇的是米开朗基罗，但达·芬奇传记是整本书里最为生动和传奇的。

有两位艺术史家对我的影响最大。一位是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他撰写的达·芬奇温莎手稿的图录，我认为是迄今为止英语世界最出色的达·芬奇研究成果。他的专著，从序言到结尾都是那么完美，仍然是我们了解作为素描家的达·芬奇的基石。另一位是贡布里希。我在考陶德学院进修时，贡布里希在瓦尔堡，它们都是伦敦大学的学院。贡布里希的视觉文化史视野让我茅塞顿开。在专著《艺术与错觉》中，他把拉斐尔的《希尔达的圣母像》和剃须刀广告放在一起比较，这种研究方法让人耳目一新。他写的达·芬奇也非常精彩。

因此我认为克拉克在专业研究上树立了一个高度，而贡布里希在跨领域方面为研究达·芬奇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联生活周刊：相比于法语、意大利语，用英语研究达·芬奇是否有所不同？

马丁·肯普：在英语世界中，学术研究一直非常活跃。这听上去对只会其他语言的研究者有些残酷，但确实如此。我所学习的文化史系统，是19世纪欧洲中部特别是德意志的学者们建立起来的，可惜的是，希特勒上台后，对许多文化史的学者，特别是犹太学者进行了压迫。这些人很多都逃到了英国和美国。自然而然，他们的研究成果都被先后转译成了英语。因此欧洲的学术中心从法德的大陆体系向英语的海洋体系转移，以至于现在研究达·芬奇的专家如果希望自己的成果引起重视的话，不得不把它们翻译成英文。

另一方面，如果要严肃地研究达·芬奇，起码要会达·芬奇的意大利语。达·芬奇的意大利语是古意大利语，我通过但丁和彼得拉克等人的著作，自学学会了。你无需用那种语言来读报纸和看电视。我的现代意大利语并不好，但我却可以读古意大利语。当然也可以通过翻译来研究，但这远没有读懂一手资料来得准确。比如达·芬奇和但丁一样，对Fantasia很感兴趣，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幻想”或“想象”，但都不准确。Fantasia（在古意大利语中）指的是通过想象来理解事物的能力，可以通过Fantasia来构建世界的模板。通过这个例子会发现，如果要真正了解达·芬奇，必须准确知道他用这些术语的时候所表达的意思，需要根据当时的语境来判断字面的意思。

三联生活周刊：看上去你非常乐意通过各种媒体来展示达·芬奇的思想和绘画，你对那些与达·芬奇相关的影视作品（还有小说、游戏等）有什么看法？

马丁·肯普：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有一些虚构作品非常优秀，也有一些比较离谱。要么你赞成这些改编，因为达·芬奇始终保持为大众关注的热点，当然是好事；要么你可以说，这也太胡来了。能够研究这位去世500年还活在大家心中的人物，真的很荣幸……每当别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会说我是做艺术和科学研究的，特别是达·芬奇的，然后他们都会惊讶地说：“哦，达·芬奇！”达·芬奇能让书畅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