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魏晋之际，竹子就被赋予遗世独立的品格，为当时贤士所推崇。与魏晋风骨相伴而行的竹子，也成为历代画家笔下寄寓孤高、节操、虚怀等理想的意象。自古名家画竹，均以“瘦劲”为美，倪瓒即使仅画一枝竹，也要在寥寥数笔中营造出竹子瘦劲苍健、清淡娟美的情态;郑板桥画竹，更是追求“冗繁削尽留清瘦”的境界。而清末蒲华的竹子，则是水墨淋漓、叶大于掌，与传统文人画竹风格大相径庭，在恣意奔放、潇洒奇逸中，别具苍莽孤高的神韵。

蒲华，字作英，号种竹道人，自幼贫贱，但读过书，学过书画，幼时在寺院做庙祝，备尝人间辛酸。青年时代的蒲华跟随同乡周闲学画，周闲深谙陈淳、李鱓笔法，气厚而笔秀，蒲华受其影响颇深。坎坷的人生经历，加上艺术的滋养，锻造了蒲华淡泊名利、不为世俗所限的性格，这种性格决定他无缘仕途。参加科举考试时，他书法虽精，却伸张出格，不为考官所喜，勉强中了个秀才。

蒲华一生所好者，唯书画、诗酒、古琴，为人至情至性，豪气干云，这样的性格，成就了其笔下的墨竹风格。绝意仕途，专注于艺术创作的蒲华，在竹子上寄托了快意人生，他所绘墨竹，纵横潇洒、水墨淋漓，在纤巧之风流行已久的画坛独具一格，开“海派”新风，被时人誉为“浦竹”。

蒲华画竹，往往下笔沉着，一气呵成，深厚的书法功力可见一斑，起首处五、七笔，蔓延而上，竹干多劲挺有力，随手点缀小枝;竹叶虽大，但浓淡适宜，饱满秀润，疏密之间自有一种韵律。蒲华的竹子，洒脱自然中透出一种气势。蒲华幼习书画，年岁稍长便远法张旭、怀素的狂草，斗墨千纸，数日而尽。自古书画同体，“浦竹”酣畅恣肆的风格，正是以书入画、臻于化境的体现。

在蒲华奔放的笔意中，能读出自古文人追求的“道”与“节”，却看不到历代士大夫所恪守的世俗藩篱。蒲华画竹，犹如他爽直不拘的性格，往往兴之所至，挥毫立就。他曾为自己的画题诗曰:“胸襟潇洒墨花飞，漠漠风情与露霏。消得尘氛医得俗，从知吾道入精微。深夜走笔，兴之所至，句之工拙、墨之浓淡在所不计。”

蒲华一生穷困潦倒，颠沛流离，青年时得遇贤妻，与其相伴，可是相守十年后却阴阳相隔。妻子离世后的第二年，蒲华便离开家乡，从此浪迹天涯。后来，他寓居上海，卖画为生，轻财重义，对求画之人有求必应，从不与人计较锱铢，时或升斗不继，却能陶然自得。无心世俗生活的他自有一股豪迈之气，而竹子“未出土时先有节，纵凌云处也无心”的品质，正是他一生追求的写照。

自古文人画对缔造意象的追求，讲究“神要畅，意要达”。自元代起，文人画的审美意趣已由宫廷转向民间，从“尚工”转向“尚意”，从“状物”走向“写意”，开始倡导“书画同源”，主张写“胸中逸气”。文人画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对“意”的追求，明清两代，在立品、达意、抒情的求索中增添了求趣的意味。明末清初的画家，多以梅兰竹菊“四君子”题材写意。到清末，文人画对“四君子”的表现已很难突破泥古之风。而蒲华的竹子，则是充满文人画气息的大写意，开“海派”新风。

蒲华的竹子往往笔墨奔放，纵横满纸。虽师承陈淳、徐渭、郑板桥的画意，却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自己的风格。他善用湿笔，笔力雄健，线条凝练，柔中带刚。寓居上海期间，他与吴昌硕相交深厚。吴昌硕小蒲华12岁，幼时便闻蒲华画名，在上海聚首后，两人常常挥毫谈艺，互取所长，从而引为知己。二人曾合作画梅竹，吴昌硕作梅，蒲华写竹，吴昌硕以梅竹比二人为“岁寒交”，蒲华则题“死后精神留墨竹，生前知己许寒梅”，以墨竹自喻。吴昌硕称蒲华的竹子“竹叶如掌，萧萧飒飒，如疾风振林，听之有声，思之成咏。其襟怀磊落，逾恒人也如斯”。可见，在吴昌硕眼中，那个“夏月间，衣粗葛，汗背如雨，搦管写竹”的蒲华，早已与其笔下的墨竹合二为一。而吴昌硕朴茂雄健、气势如虹的画竹之法，则受“浦竹”影响颇深。

蒲华晚年笔下之竹更是超迈绝伦，所画的大幅墨竹，往往酒酣落笔，顷刻成幅，干与叶刚柔相济，生机勃发。然而豪放不羁的蒲华，在生活中却多是一副落拓的模样，除了升斗不继的窘迫，还有“天涯作客”的苍凉。一生不融于世俗的蒲华在好友吴昌硕看来，“富于笔墨穷于命”，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1911年的一天，好友吴昌硕提着酒菜，推开蒲华虚掩的屋门，却发现他已经在睡梦中去世。醉酒后的蒲华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假牙脱落，卡住喉管窒息而亡。斗室的桌上，是他喝剩的老酒和画好的墨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