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耀】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不可避免的对抗——美国、中国与大国政治悲剧》。文章指出，美国当初不应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应该采取“接触”政策；美国过去几十年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失败”的。

坦白说来，米尔斯海默先生的这些观点，可能过于天真了。他在批判之际，忽视了几个重要的问题：美国这些“失败”了的政策当初真的是可以避免的吗？美国未来可以不再继续采取这些“失败”的政策了吗？美国是不该为之还是没有能力不为之？

《不可避免的对抗——美国、中国与大国政治悲剧》截图

美国主流基督教思想的反叛者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建立在彻底的“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之上，从不关注非西方文明，把历史上欧美国家的强权争夺、尔虞我诈、殖民扩张、种族杀戮看作是永恒的普遍规律。他不仅宣称自己的理论跨越整个人类历史，而且宣称自己的逻辑框架可以适用于西方之外的整个人类世界。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刚刚出名的时候，就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自2001年《大国政治的悲剧》出版之后，20年来他只是在不断地炒冷饭。他逻辑简单，却怀有致命的自负，甚至反复宣称“至今没有任何人驳倒我的观点”，“我的预言全部得到了证实”。

不过，可能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没有充足的时间阅读米尔斯海默的作品，我们很多人仍然对他的理论有着巨大的误读，甚至很多人误以为他的观点就是美国人的主流价值观。

这种看法是南辕北辙了，的确是误会。实际上完全相反，米尔斯海默是站在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他几十年来致力于批判美国人的价值偏见、道德自负、滥用权力、外交无能。甚至他长期被美国主流学术界、主流政策界排挤，很少有人敢公开拥护他的立场。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点可能难以理解。在美国的舆论场上，米尔斯海默和美国学术圈、政策圈的主流人士，是基于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观。但二者都是对中国怀有巨大的偏见的，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米尔斯海默和美国的主流战略家都想维护美国独霸的地位、打压中国的崛起，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对华政策，但是他们的努力都已被证明是失败的，是一场没有意义的争论。米尔斯海默和美国主流政客都想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但是他们都不能解决今天美国国内面临的巨大问题，因而都无能为力。

米尔斯海默（资料图）

比较而言，过去40年来，美国及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是这样一种思路：

第一，通过对中国采取所谓“接触”政策，引导中国采用美国式的经济体制，最终让中国放弃对本国的经济主权；

第二，通过一些人文交流项目，鼓励和资助中国优秀的学者赴美留学，希望他们把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带回中国国内，进而改造中国社会；

第三，“接触”的政治含义实际上就是和平演变，即不通过战争和强制的手段，逐渐引导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让中国拥抱美国，最终成为另一个基督教国家；

第四，允许中国加入各种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以此来“规锁”中国的发展道路，约束中国的的国际行为，延缓中国的发展速度。2021年11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坦言，美国以后“不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这句话等于承认，美国政府过去的对华政策就是要改变中国的体制。

与尼克松之后的历任美国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种赤裸裸的、完全不讲道义的、极端强硬的对华政策。过去40年，美国是通过一种虚伪的道德来掩饰其对华政策的目的，通过软性的、温和的方式，诱骗中国改变政治体制。特朗普政府则是采取蛮力四面出击，直接公开宣称美国就是要改变中国体制。

若借金庸先生的小说来类比，以往的美国政府以及今天的拜登政府，采取的对华政策很像是《笑傲江湖》中的“君子剑”岳不群，善于玩弄阴谋权术，可以概括为以诱促变；特朗普则非常像那个善于网罗各种江湖黑道的左冷禅，以压促变。不过，这两种手段本质是一样的。

岳不群（左）与左冷禅（右）（1996年《笑傲江湖》剧照）

米尔斯海默的战略主张，与上述两种完全不同。他的核心理论主张是，任何一个群体都是生活在国家这个共同体之中，因此任何一个民族都天然具有民族主义情感，他们对本国的认同一定高于对其他任何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希望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美国的自由主义导致了它的内政的持续失败，并且推动美国对外滥用权力，损耗美国的国力，堪称万恶之源。

美国的主流传统，是希望通过基督教思想来改造全世界，在米尔斯海默看来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与主流相反，米尔斯海默主张美国应该审慎地运用美国的权力，不可盲目输出价值观，而是将权力用在最应该使用的地方，以尽可能地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在对外战略方面，米尔斯海默主张采取所谓“离岸制衡”政策。简单地说，美国必须防止全世界出现任何区域霸权，这样美国才可以有效支配全球事务。在今天，只有中国有能力成为区域霸权，而且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正在持续上升。因此美国必须集中所有权力，将阻止中国的崛起作为第一要务。所谓“民主国家联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以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将会削弱外交政策的有效性，并且给对手以可乘之机。今天，包括拜登和特朗普在内的所有美国政客，都未能阻止中国的崛起，关键原因在于受制于美国的价值观偏见，战略的目标和手段都是错误的。

公意政府——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实践前提

米尔斯海默自诩为水平高超的战略家，但是他的主张可能永远不会被美国主流所接受，至少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被接受。

根本原因在于，进攻性现实主义获得实践的前提，必须是出现一个公意政党以及在此基础上组建的公意政府。只有公意政府才能调动一切资源与对手进行战略竞争，同时不受制于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束缚。米尔斯海默很少考虑美国国内政治的问题，这也是他的无能为力之处。我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大多从未真正将内政问题置于重要的地位。

所谓公意，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而众意，则只是私人利益的简单总和。公意着眼于公共利益，既不同于基于自私欲望的个别意志，也不同于基于狭隘帮派观念的团体意志，更不同于毫无原则地鼓励不同团体之间进行利益争夺。

只有公意政府才能合理保障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具有足够的权威来进行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只有公意政府才能避决策遭受各种资本利益集团的绑架和控制，防止外交战略的目标因为各种政治集团之间的内讧而不能实现。

公意政府本身可以创立和维护政治共识，而众意政府的权威则依赖于共识的维系。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国内政治一度形成高度的团结和共识，政府显示了巨大的能量：在经济方面，美国通过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体系确立了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顶端地位，可以用剩余财富来消弭内部分歧，保证各种社会运动不会危及统治；在政治上，通过将苏联塑造为意识形态敌人，掩盖了贫富分化和种族问题等真正矛盾。

自由民主制度发展到不受约束的状态，身份政治不断摧毁共识，而政府却不能保证重建共识。美国资本家长期推动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本质上是要利用中国提供的人力资源、工厂和市场，获取更大财富以消弭内部分歧，而中国的规模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这种依赖性。

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却日渐严重，不仅有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不同势力之间也出现了矛盾。最终美国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煽动民粹主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发动贸易战，目的就是试图重新制定规则，通过向中国抢钱使美国获取更大收益，为资本主义续命。

美国不存在公意政党，也没有公意政府。任何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政客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其选举方式只能将众意进行简单的数量化。

虽然美国在价值链中处于上游地位，但其整个社会和政治体系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依赖。美国要想对付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家，必须要有一个有权威的政府，动员充足的资源，否则它的对外强硬政策就会伤害国内部分利益集团以至于遭到强烈的反对。

与中国的竞争意味着总统和行政当局必须获得更多的权力，从而损害反对党的利益，以至于加剧美国内部的权力斗争。我们看到，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时候，遭到了佩洛西和民主党的弹劾；拜登试图通过基建法案的时候，又遭到了共和党的阻挠。

贾南·加内什发表过一篇非常深刻的文章。今天的美国与20世纪50年代那个时候不同，当时美国刚刚从战争中获得胜利，人们是团结的，而且人们信任政府。今天的美国人沉湎于个人主义，意味着它“很难在长期基础上围绕某个外交政策目标进行动员”。虽然今天的美国各个党派、各个阶层均对中国非常不满，但是没有一个集团愿意拿出行动来对付中国。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和族群冲突，不可能通过向中国转移矛盾来得到缓解。

美国的现实主义战略家为何遭到排挤？

实际上，不仅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得不到美国主流的支持，他本人和其他不少现实主义战略家也一直遭到学术界和政界的排挤。

例如，这个学派的人很难申请到美国政府提供的研究经费。知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也曾说过，哈佛大学等美国最顶级的大学不能接受这样一个非主流的学者，因此米尔斯海默只能去芝加哥大学工作，这种可以接纳非主流观点的大学并不多。

这是因为，美国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具有充足的自主性的国家，而是一个由资本家统治的“公司制”国家，政客、学者、媒体都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大学也是要依赖资本家的捐助的。政客为金主提供权力支持，学者为金主提供知识支持，媒体为金主提供舆论支持。“资本家没有祖国”，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的小算盘，而不是国家利益。

我并不是说美国资本家对中国是善良的，但是事实上他们确实依赖于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失去中国意味着他们的利益将会严重受损，也会导致美国发生更多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米尔斯海默是一个忠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家。虽然他的理论逻辑仍然具有强烈的偏见和致命的自负，但是和美国主流的那种意识形态优越论、宗教优越论相比，他的观点似乎显得还算客观一些。米尔斯海默看待中国的视角是最毒辣的，但是这样的学者没有任何经济基础，没有阶级基础，也没有身份政治的基础。他们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也就得不到任何集团的支持。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孟维瞻认为，美国最近几十年来自由主义的泛滥、冷战胜利遗留的傲慢、政策的不延续性、利益集团对政治的绑架，阻止了这些人获得重用的机会。二战和冷战时期的很多美国总统就是战略家，但今天没有培养战略家的土壤。

米尔斯海默的处境，非常像美国另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政治学家、被称为“现代马基雅维利”的亨廷顿。尽管我们中国一直坚持批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是这种冷静审慎的观点在美国绝非主流。

亨廷顿曾经警告过美国精英，自由民主仅仅适用于西方文明，美国要避免自己的狂热行径遭到非西方世界的反抗。如果美国主流精英听一听亨廷顿的忠告，避免热衷于推广美国价值观，那么今天的美国就不会衰落得这么快。早在20世纪70年代，亨廷顿就已经批判了西方主流政治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教条。

亨廷顿回答的是如何避免国内政治中出现人与人为敌的丛林状态，米尔斯海默回答的是如何避免国际政治中出现国与国为敌的丛林状态。他们的共同点是自由民主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政治权威才能解决问题。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亨廷顿（资料图/维基百科）

中国为何仍应借鉴米尔斯海默的部分思想

虽然米尔斯海默的思想在政策层面有巨大偏见，但是不妨碍我们取其思想中的精华。正如秦始皇对待韩非子的态度，不留其人但用其书。

过去几十年，美国之所以滥用权力招致自身衰落，同时遭遇世界各国的反对，就是因为主流精英拒绝听从亨廷顿和米尔斯海默等人的劝告，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彻底反思。

中国之所以快速崛起并且难以被阻止，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艰苦努力，但客观上也是因为美国缺乏政治权威和国家认同导致对外战略缺乏凝聚力和连贯性。相反，中国在发展的实践中总结出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我们客观上已经避免掉入亨廷顿和米尔斯海默反复警告的陷阱。

今天中国的思想家正在努力建构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殊性，与西方几百年的血与火的历史根本上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另一个陷阱——

在忽视普遍性的情况下过于强调特殊性，等于犯了和美国精英一样的错误，这样的话语体系和理论建构，要想被西方人听懂还要很长时间，甚至有可能会增加他们对中国的敌意；以强调普遍性为主并且在必要情况突出我们自己的特殊性，更有助于破解西方对中国的偏见。

从这个角度来看，米尔斯海默的逻辑虽然仍然建立在“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之上，但是它更加强调社会科学中的自然性力量，这对我们有普遍性的借鉴意义，毕竟今天人的力量依然不能比得上自然的力量。承认客观规律并且为我们所用，将会使中国崛起战胜困难。

总而言之，中国一方面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吸收人类一切思想精华，但不能被任何一种逻辑束缚手脚。中国以务实主义对抗美国的价值观教条主义，将会处处占据优势；美国以价值观教条主义对抗中国的务实主义，将会节节失利。

相信政治权威的力量而非宗教道德，是历史上中国文明得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关键。道德为利益服务，必然会使得中国国力不断上升；追求虚幻道德而不顾普遍规律，必然导致美国国力的不断损耗。

十几年前中国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认为美国的选举政治一定会消除种族之间的隔阂，但今天看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中国国内政治秩序的建构，一直是亨廷顿赞赏的典范，他认为中国是其他第三世界的导师；米尔斯海默的对外政策主张在美国应者寥寥，但在中国却广有知音。

只要美国不能建立起来一个权威的公意政府，它就永远不可能终结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对华仍然将会采取“接触”政策，但我们应该关注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及其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关注它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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