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起床，两腿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实）会死亡。”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首涂鸦在蛇口三洋厂厕所墙壁上的“诗”，被一位文化研究者发现。

那个时候的深圳，没有地王大厦、深南大道还是土路，站在这座尘土飞扬的城市，就像站在一个大工地里。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三来一补”成为深圳主要经济模式，大大小小的服装厂、鞋厂、玩具厂、电子厂等劳动密集型工厂满地皆是。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百业待兴，简陋的罗湖火车站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外来务工者，他们有以一个共同的名字：“打工仔”、“打工妹”。

偌大的车间，狭窄的工位。白天，这些流水线上的打工青年们，重复着简单而机械的动作，下班便抱着餐具排队打饭。

没有电视机、没有录音机、没有手机，在那个逼仄的员工宿舍里，多数人的闲暇时间也很无聊。有时候，他们会结伴在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走，有时候挤在当地居民的窗口，“偷看”电视机里的香港节目。

在这个庞大的打工群体中，有一个名为林坚的小伙子，从高中时期就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他来到深圳，第二年便开始创作自己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

1984年，林坚的这部小说发表在《特区文学》杂志的第三期，被视作“打工文学”最早的作品之一。在当时，这部小说并没有在文坛上荡起多少涟漪，却启发了无数个“林坚”开始写作。

那一年，邓公第一次视察深圳，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那一年，国贸大厦封顶，成为深圳的一大地标。

1988年12月，宝安区文化局创办了第一本打工文学刊物《大鹏湾》。上面首刊了张伟明的一篇打工题材的小说《我们INT》。

“我抽空来到李树那堆小山般高的坏机前，这堆黑疙瘩除了贴有说明其它部件不良的字样外，都千篇一律地贴有INT（接触不良）的字样。我看一眼其他检验员，客家妹的红筒裙很刺目。这些检验员都无不例外紧绷着蜡黄的脸，都目不斜视地飞快地舞动着双臂，都有李树那种穿山甲的特征。”

“INT”，即接触不良的意思，是外资企业中常用的品质检验术语。作为一名质检员，张伟明笔下的人物与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无异。

在这条永不停歇的流水线上，“接触不良”的不仅有坏机，还有麻木的工人。他们成为了大机器生产中的一颗螺丝钉，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有严格规定。疯狂的机械劳作摧残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灵。

“不一会儿我身边也堆起了小山般高的坏机，坏机身上无一例外地贴着INT字样！妈的，这样子干下去我们每个人迟早也会INT。”

其实，1964年出生的张伟明，是最后一批毕业后能够分配工作的高中生。在老家的蕉岭县锰化厂拿着“铁饭碗”，是令人羡慕的工人阶级中一员。但为了追求自己的文学梦，23岁的他坐上了开往深圳的长途汽车，流浪半个月找到第一份流水线工作。工人、质检员、领班……底层的生活经验也成为他创作的源泉。

在浩浩荡荡的外来务工者中，“打工妹”这个群体尤为鲜明。

1991年，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打工妹生活的电视剧《外来妹》在央视热播，掀起一阵收视狂潮。

在深圳，这些年龄在18-25岁的打工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比男性更有耐心和细心，深得大部分工厂青睐。其中，不乏边上班边学习的女孩子，安子，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深圳打工的七年，她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和积蓄都投入到学习中，并考取了深圳大学中文系大专班。1991年，安子的第一部打工纪实小说《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在《深圳特区报》连载。

她高喊：“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

“当表姐带我到蔡屋围一家电子厂见工时，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件商品，在任人挑选。”

“流水线，有多少打工妹在用青春的舟揖泅渡这流水线？前面没有岸的呼唤，也没有航标灯的昭示。”

安子的打工小故事，既有个人的亲身经历，也取材于身边打工妹的生活。那种心灵鸡汤式的理想也让她几乎一夜间成为百万打工妹的偶像。安子也被称为“打工皇后”。也正是从此开始，打工文学真正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实，在90年代前，打工文化在文化界一直只作为一种现象被探讨，且被称为“打工仔文艺”。准确来说，直到1991年，深圳青年文学家杨宏海在《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一文中才提出“打工文学”这一命名。

1992年，深圳宝安石岩镇的打工诗人郭海鸿创办了《加班报》：“我们刚刚结束给老板的加班，现在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加班。”

那一年，深圳火车站的绿色专列走来一个88岁的老人，无数梦想都在那个夏天发酵。

2000年8月，“大写的20年·打工文学研讨会”在深圳宝安举行，那是首次全国性的“打工文学”研讨会。

也正是从90年代至2010年前后，“打工文学”从萌芽期跨越到迅速发展的阶段，涌现了一大批知名的打工作家。

来自湖北荆州，只有初中文凭的王十月表示，从2000年到2006年，在深圳的六年是自己的精神胎记。他在自己的自述文章《我是我的陷阱》中写到：

“打工近二十年，我一直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脱离打工阶级，努力融入身处的城市。我并不觉得城市代表恶、乡村代表美，处处有恶，处处也有美。”

同样是初中毕业的湖南平江人戴斌，1994年来到深圳打工。当过搬运工，蹬过三轮车，卖过豆腐，编过内部刊物，办过职介所，干过推销员以及自由撰稿人的他是个高产的“打工作家”。

他在小说《深南大道》写到：

“深南大道像天堂一样美。小菊对表姐这句话深信不疑，她虽然不知道天堂有多美，但关于天堂的神话她是看过的……”

可惜，他笔下的小菊为了获得边防证搭上自己的性命，最终也不知道自己梦寐以求的深南大道有多美。

相比90年代，进入21世纪的深圳已经焕然一新。皇岗口岸24小时通关，深圳地铁通车，深圳湾大桥通车……深圳速度，一直在刷新。

2013年，一个名为郭金牛的47岁农民工，被一位荷兰诗人索要签名，那是在一个国际诗歌颁奖典礼上，这个农民工的诗集《纸上还乡》获得了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诗集奖，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主席巴斯给他颁奖。

少年，在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

数完就到了楼顶 / 他 / 飞啊飞

鸟的动作，不可模仿

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

一道闪电

只目击到，前半部分

地球，比龙华镇略大，迎面撞来

速度，领走了少年

米，领走了小小的白

2010年，富士康发生了令人扼腕痛惜的“十三连跳”，那时候被派去安装“防跳网”的正是在富士康打工的郭金牛。

他悲伤地发现，每次当他顺时针将螺丝拧紧的时候，都有一个年轻的灵魂在挣扎反抗。

这些蛰伏的疼痛感，这些急速终结的生命，被同为打工一族的他写进了诗里。

2012年，一份深圳版的”欢迎体“海报引起了市内外的广泛关注：”来了，就是深圳人“。

那一年，一个名叫许立志的90后潮汕小伙子进入富士康，在流水线上已经工作了一年多。

他喜欢写诗，然而每一首诗都像在与这个世界告别。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管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2013-12-19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有个人掉在地上

2014-1-9

2014年10月1日凌晨，年仅24岁的许立志从龙华一座大厦纵身一跃，离开了世界。生前，他的微博预设在零点零分发送出一条消息：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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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随着几十年经济的快速转型，机械化逐渐代替人工，个体的创作源泉无疑也在消逝。随着互联网工具的发达，他们不仅在流水线上写诗，不仅在杂志诗刊发表，每个人也可以在微博、微信、视频网站等平台写段子、写心情。

但也许，再也很难写出那个伟大时代鲜活的、尖锐的和浓烈的在场感。

这些弥足珍贵的文本，是深圳这座城市与打工一族个体命运的共同记录。写作、写诗，也许就是他们活下去的动力，有的人借此改变了命运，名利双收；有的人依然在原地，疼痛着成长；有的人，只留下了诗便远去……

这个群体是卑微的，很多人的呐喊并没有被听见；这个群体是伟大的，深圳40年流淌着他们的血汗。

“打工文学”是时代特殊的产物，也是文学界的一个传奇。这些漫长的、沉重的、真实的歌颂与批评，何尝不是深圳史上的绝唱？

参考资料：

[1]杨宏海《“打工文学”的历史记忆》

[2]宝安日报 张伟明：《我们INT》与《下一站》

[3]新华社 【人物】郭金牛:“纸上还乡”的农民工诗人

出品：深圳客编辑部

主笔：林森

编辑：林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