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毛晨钰 / 文 李莎 / 编辑

她死于一场“雪崩”。

10月14日下午3点21分左右，韩国女艺人雪莉（真名崔真理）被发现在京畿道城南市家中自杀身亡。一年前，她搬到了这个新家，上下两层，有一个花园，门前还有两棵松树。雪莉真人秀《真理商店》记录了搬家过程。当时一袭红裙的雪莉带着摄影师四处参观这个新家。

之所以在2018年拍摄这档节目，雪莉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更多人站在她这边。

这个生于1994年的女孩，2005年在韩国SM娱乐有限公司成为实习生，很快就出演电视剧。2009年正式以女子演唱组合f(x)成员出道，一路颇受公司重视，被粉丝称为“S.M.小公主”。6年后，雪莉却突然退团。随后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性感照片而被认为“放飞自我”，因此受到网友恶评攻击。

就在自杀前不久，她还在综艺《恶评之夜》上笑着回应网友对她的恶意评价，诸如不穿内衣、博取眼球等。

她最终还是被这场“雪崩”吞没。

在确认雪莉死亡消息后，社交网络上掀起一波震动。人们纷纷猜测：为什么她会选择结束自己25岁的年轻生命？

雪莉经纪人在向警方陈述时表示，雪莉生前患有严重抑郁症。在与抑郁症对抗的同时，雪莉还要应对网友的恶意评价。李勇顺是一位对韩国娱乐圈和韩国社会观察颇深的企业白领，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雪莉是被多数人的恶评杀死的。”

“你不该出生在韩国”

雪莉自杀后，韩国舆论振兴财团新闻大数据分析系统“bigkinds”以雪莉去世前一天为准，统计了过去一年中有关雪莉的新闻，结果显示，在过去一年中，雪莉相关报道有1666篇，其中被提及最多的是“恶评”，有2264次，位居第二的是“Instagram”，有841次。

关于雪莉的恶评，有很多正是因为她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所发布的内容。她在这一平台上除了发布自己的日常生活，也会上传与男友的亲密照片、和朋友喝酒聚会照以及在别人眼中存在性暗示的照片。

在首尔梨花大学研究韩国文化的教授Heather Willoughby在接受NPR采访时解释，“韩国仍是一个非常集体的社会，为了适应，个人必须遵守规范。当你想要表达个性，就得承受更大压力。”

韩国流行文化评论家金妍儿（音译）也认为，雪莉是敢于表达自己信仰的勇士，而“想要做自己的代价是付出整个职业生涯”。

雪莉付出的远不止如此。李勇顺在提到雪莉时，引用了韩国一个俗语：示范案例。也就是谁先做出行动，谁就成为了某个代表人物。作为代表人物，所需要承受的必然最沉重。他甚至忍不住猜测：“雪莉如果穿内衣，正常一点，今天的事也许不会发生。穿不穿是她的自由，不知为何，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媒体也跟进报道，让这个事情越闹越大。”

雪莉把韩国社会描摹出的理想女星形象撕了个粉碎。韩国建国大学性别问题研究专家钟云静（音译）对《卫报》记者说，“雪莉告诉整个社会，他们为女星设定的形象是根本错误的。”

美版知乎Quora上曾有人提问，成为韩流偶像需要哪些条件？

曾在韩国出道的男子组合DLXL也许有资格做出他们的回答，他们对本刊记者说：“不是光会唱会跳就能出道的，需要懂事，一定要好好听话、好好配合。”

DLXL的成员是一对中国朝鲜族双胞胎郑大龙和郑小龙。2006年，他们在韩国参加了娱乐公司JYP的甄选面试，并与之成功签约。当时公司老板对他们很重视，短短两个月后就把他们送去美国训练3年，这是相当特殊的待遇。一同去的还有另外3个练习生，他们都已经在JYP当练习生超过5年。

尽管在跳舞和唱歌上表现优秀，但兄弟两人当了5年练习生后仍未能在JYP顺利出道，“公司嫌我们不听话”。与他们同期的艺人几乎是公司让他们做的都会做。在公司的严格管理下，过集体生活的艺人哪怕是去一趟超市都需要电话随时报备。

这一点也在资深韩粉Stan loona的回答中得到验证。

她在Quora上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得到了最高关注，其中除了外出报备、不能约会、除非重病否则不能无故缺席训练等，甚至严苛到“手机通讯记录中不能有粗俗语言”。

台湾世新大学通识中心讲师张少文曾解释，“韩国人害怕被孤立，所以容易服从”，不准有个人英雄主义，凡事以团队优先。无论是做艺人，还是普通人，每个人都要看起来“正常一点”。而雪莉，偏偏不。李勇顺在提到雪莉时，很多次讲到“自由”这个词。他很佩服这种近乎野蛮生长的力量：“在韩国这样非常保守的土壤里，能冲出这种自由的艺人，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高强度、低工资

10月15日，初代韩流男团神话组合成员之一金烔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感想：“年轻的朋友们即使是在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的情况下，也依然被要求在粉丝面前展现健康灿烂的笑容。他们必须性感却不能做爱，必须坚强，却不能为任何事而战。”

韩流专栏作家杰夫·本杰明（Jeff Benjamin）表示：“韩流歌手在韩国被称为‘偶像’，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理想、完美的人和表演者，甚至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也是如此。”李勇顺也认为，在韩国，“人们对公众人物的要求太高了”。

经纪公司负责为偶像打造从外而内、无可挑剔的“完美形象”。

首先需要雕琢的就是外貌。

当地时间2019年3月15日，韩国首尔，韩国全国1033个团体联合举办集会，要求严查机关再次延期已故女星张紫妍案（视觉中国图）

曾在韩国SM等多家大型娱乐公司任职的司捷在接受《重庆晚报》访问时表示“整容”是一般韩国艺人出道前的必修课。在练习生阶段，每个人都要定期接受“镜头测试”，在舞台上让镜头拍摄各个角度，然后在专业人士评估后决定是否接受整容，以确保360度无死角。神话组合成员之一申彗星就曾在公司要求下做垫鼻手术。

对女性艺人的标准更为严苛。郑小龙向本刊记者回忆练习生经历时说，公司对他们的体重管理还不算太严苛，但是女练习生必须每周一次或两三周称一次体重，如果超过标准，那就“需要休息”。休息，意味着不能参加练习，出道机会变少。

这种苛刻的审美标准让Heather Willoughby充满隐忧：“我认为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物化女性的观念。韩流以此向女性传递了一个信息——她们的价值还是来自外部评价。”

根据国际美容整形外科学会统计数据显示，有五分之一的韩国女性接受了某种整容手术。与其猜测艺人有没有整容，倒不如打听他们在哪家医院做的手术。

严格的管理无孔不入。从外貌到日程，艺人的一切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睡眠是艺人最昂贵的奢侈品。

在韩国媒体SBS的报道中，艺人麦亨利以亲身经历揭开了这个光鲜行业的另一面。艺人每天拍摄、练习和录制的时间通常达到20小时，休息不过四五个钟头。和长时间工作不匹配的是超低薪水。

韩国娱乐圈始终流传着“奴隶合同”的传说。麦亨利说的确如此。通常经纪公司会跟艺人签订7至15年不等的长期合约，而常见的收入分配比是八二或者九一。公司拿走了大头，艺人收入极低，如果是组合艺人，还需要与成员们平分收入。

2015年，在韩国出道三年多的DLXL选择回中国发展，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不公平待遇”。同公司的其他艺人刚出道就有基本工资，唯独他们没有。即使发专辑、跑演出，仍然一分钱都赚不了。在回国时，他们也受到了一些粉丝的误解，他们觉得兄弟俩是赚了很多钱才离开韩国的。现在回忆起来，小龙觉得，当时那些不理解的言论还是伤害到了自己。

耶鲁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贝一明曾在韩国参观过很多艺人练习室。他在接受德国媒体DW采访时说：“年轻男女过得非常艰难，必须不断练习，承受巨大压力。练习室之外，他们几乎没有个人生活，而一旦与经纪公司签写协议，就像签了卖身契。”

平庸之恶

偶像如同时刻绷紧的弦。过大压力导致很多韩国艺人深受抑郁症困扰。

2017年12月，韩国人气组合SHINee成员钟铉被发现烧炭自杀。去世前，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抑郁正在蚕食我，最终将我吞噬。”在给姐姐的告别短信中，他说自己“活得很累”。据韩联社报道，钟铉一度后悔自己成为公众人物，“世人所看到的并不是我的生活。为什么我要选择这种生活？能承受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李勇顺承认，在韩国，抑郁症很严重。根据韩国2015年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结果显示，19岁以上的人中有13%患抑郁症。此外，韩国国民健康保险公司提交的审计数据也表明，2013年有58.8万人因抑郁症接受治疗，2018年这个数据增长到了75.2万人。

美国心理学家曾分析，相比起大多数造成抑郁的工作和家庭压力，韩国年轻人有着“非常明显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对成功的高度在意”。

艺人的风险更甚。

首尔峨山医院精神病医生金秉秀（音译）表示，情绪不稳定和身份分离是造成艺人容易得抑郁症的主要原因。他们所需要表现出的“社会身份”和“真实身份”一直在内外撕扯他们，直至破碎。在这种拉扯中，他们又很难得到帮助。名声和外表会让偶像很难与人建立认真的关系，“他们会下意识防御亲密关系，觉得别人都是因为名利才靠近，就连跟家人和朋友也会有所疏远”。正如雪莉在真人秀中所提到的，她总是感觉自己孤身一人，哪怕寻求帮助，也没有人向她伸出双手。

其次，美国心理学家所说的对成功的高度在意也在韩国艺人身上表现得更强烈。毕竟，在这个圈子里，每个青年男女都在拿十数年的青春赌一个“一夜成名”的机会。

韩国歌手兼制作人朴振英曾说，在这个面积很小的国家，人口有4000万，巨星少之又少，但“每个人都想成为巨星，所以必须精益求精”。在韩国多的是虚掷了数年光阴最终却仍不能出道的练习生。在JYP当了5年练习生仍没有出道的DLXL也曾变得“懦弱”，他们对本刊记者说：“每天都重复一样的生活，心里累是当然的，也想过放弃，幸好有妈妈在身边鼓励我们。”

从JYP转去另一家经纪公司后，DLXL很快出道了。在出道前，公司特意交代他们不要说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他们觉得韩国人对外国人的接受还是有限”。出道一年后，他们公开了自己的华人身份，在韩国关注度明显下滑。后来他们积极在中国活动，增加了中国粉 丝。

2015年2月24日，年仅23岁的选秀组合成员素真从10楼跳下身亡。她是通过为组合Kara选新成员的节目而为人熟知的。赛后，她未能进入Kara，而是被组成了一个新女团Baby Kara。疑似忧心未来的素真选择自杀。在参加节目时，她说：“必须加入Kara，否则就什么都不是。”

2009年，一位韩国女演员在自己的研究生论文中揭露，由于无差别的私生活报道、恶意评价和收入不稳定，40%的韩国演员都至少自杀过一次。

韩国一向居高的自杀率让它获得了“自杀共和国”的名号。2015年，韩国共有13500例自杀事件，是仅次于车祸的第二大死因。在经合组织中，韩国的自杀率连续多年居于最高，以至于韩国政府树立目标，要在2022年把自杀率降低三分之一。

韩国精神科医生朴金成认为，80%到90%的自杀都是抑郁症的副产品。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些专家把这种病症归结为传统价值观的衰落和韩国始于1980年的崛起。几乎就是两代人的工夫，韩国迅速从贫穷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世界第11大经济体，物质观念迅速膨胀，收入不平等加剧，整个社会更关注成就而非个人生活。

同时韩国又以儒家文化为传统。儒学专家杜维明说，儒家所提倡的伦理在如今的韩国依旧被遵循，比如韩国各行业都讲究前后辈，后辈对前辈需要相当大程度的尊敬和遵从。

儒家还强调隐忍与尊严。当遇到抑郁症时，人们更倾向于忍耐而非寻求医生帮助。同时他们也认为看精神科医生不是件光彩的事儿。首尔国立大学医院精神病专家尹大勋（音译）甚至说：“更多韩国人出现心理问题，会去看算命先生而不是精神科医生。”

必须随时保持光鲜的偶像当然也不能去看医生。如果被拍到照片，无疑又是另一波争议的开始。所以艺人的心理问题往往无法得到恰当处理。据金秉秀医生介绍，也有一些大公司为艺人安排心理顾问，但前提是艺人有时间去问诊。

韩国电影研究专家范小青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韩国的民族性是非常坚硬的，在战争时期显得特别硬骨头，但在非战争时期又有些悲观，宁折不弯。”正因为这种有激情、爱激动的性格，韩国也被很多外媒称为“exciting Korea”。

至刚易折。当名声受到损害时，人们也许更愿意死。2009年，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自杀，人们推测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家人涉嫌贪污，为证清白，他选择自杀。

言论也是杀人的利器。

在杀死雪莉之前，它们也杀死了被誉为“大众情人”的韩国顶级女明星崔真实。当时本就有抑郁症同时担忧收视率的崔真实被传放高利贷，也因此逼得一位负债韩国男星自杀。百口难辩的崔真实选择自杀。

为此，韩国在2008年提出“崔真实法”，加强网络实名制。但在2012年8月，韩国宪法法院8名法官一致裁定网络实名违宪，侵犯言论自由。雪莉去世后，韩国再一次发起对“雪莉法”的讨论，有7成受访者赞成这项法案。

“雪莉法”是否能成真，仍是个疑问。但实名并不能阻止“平庸之恶”。

女星是特权阶层的商品？

现在生活在加拿大的韩国艺人尹智吾（音译）也是恶评的受害者。在雪莉去世后，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互联网上没有完美的匿名。那些对我的恶意留言至今仍让我愤怒，你们对我施加的伤害比杀人还残忍。”

尹智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张紫妍的唯一证人。

张紫妍，1980年出生。作为艺人，她总在电视剧里当排不上番位的配角，最被公众关注是在2009年3月7日。这一天，她在京畿道的家中上吊自杀，被认定是因抑郁症而选择结束生命。

2011年3月，一份被认为是张紫妍“遗书”的文件在SBS电视台公开，里面记录了张紫妍所属经纪公司，长期强迫她向31人提供100多次性服务，被服务者名单涉及娱乐圈、媒体圈等，随后警方开始调查。2014年初，法院认定张紫妍案“证据不足”，社长金成勋（音译）无罪。后来在多次上诉后，金成勋被判赔偿14万人民币。

2019年3月，距离张紫妍案诉讼期限结束还有1个月。尹智吾作为唯一证人向警方透露部分张紫妍提供性服务的名单。其实在此之前的10年间，她曾为此事件作证13次，生命受到威胁，无法过正常生活。后来她将这10年作证经历写成了书籍《13次证言》。

2019年3月5日，尹智吾出现在韩国媒体TBS的新闻直播间。这是10年间她第一次公开露面接受采访。

尹智吾的公开作证又将张紫妍案带入公众视线。在此之前的1个月，韩国MBC新闻节目曝光了在江南地区的夜店Burning Sun有性骚扰、斗殴、涉毒、性招待等丑闻，投资这家夜店的股东之一是韩国组合BIGBANG成员李胜利。

随着调查深入，李胜利所在的聊天群也被曝光。身处同一个群的艺人郑俊英涉嫌非法拍摄并传播性关系视频。群聊记录还出现了疑似与警方勾结的内容。

这一丑闻的爆出，翻了韩国娱乐圈的天。

“这件事将韩国娱乐圈最不堪的一面展现出来，性、毒品、金钱、权力、暴力……全部涉及其中。”韩国国会前事务总长朴亨埈称。

由于事件影响极大，国民请愿要求对娱乐业相关的性虐待和腐败行为进行彻查和历史性调查。总统文在寅下令“要检方和警方的领导班子赌上各自组织的命运”彻查张紫妍、金学义（韩国前法务部副部长）、Burning Sun事件，这些事件都涉及社会特权阶层，调查机关迫于压力没有积极查明真相。

韩国国立艺术大学女性研究学者权金炫（音译）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说，李胜利事件非常典型地说明“在韩国男性沙文主义文化中，女性被视为性商品”。

这在娱乐圈，算是某种“潜规则”。

2011年，韩国导演崔承浩（音译）在一档针对韩国时政的脱口秀节目中听说了张紫妍案。他意识到相比起受害人的悲惨命运，加害者却没有受到起诉。于是他决定拍摄以该事件为原型的电影《玩物》。这部电影的韩文名《Norigae》本身是妇女佩戴的传统饰品，导演借此暗示了“（性）玩物”的含义。

影片中，给出了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发布的女性艺人人权侵犯调查。结果显示，在韩国女艺人中，有45.3%曾被要求陪酒，62.8%曾被节目关联者或社会有势力者要求进行性接待，而有48.4%的女演员，在拒绝后就在角色分配或者主演广告等方面蒙受了损失。

尹智吾曾亲眼见到张紫妍被强迫坐在男性腿上，她自己也曾收到过来自“跟爸爸年纪一样大”的男性的赞助暗示。

“不知道韩国的发展动力在哪里”

运营一个名人八卦账号的博主“popseoul”告诉《卫报》：“虐待和剥削就是娱乐圈肮脏的秘密。很多顶级名人都曾‘娱乐’过制片人和导演。”在更多情况下，还未出名的艺人都会跟所谓“VIP”单独见面，“这些人暗示会给她们拍电影，或是给她们介绍更多VIP和愿意包养她们的人。这是成名路上的一段，只不过被掩藏起来了”。贝一明也曾在采访中透露，“很多女性被迫与一些人建立联系，以谋求未来发展。她们所受到的威胁是，一旦你不做某个特定的舞蹈动作或是跟某人出去玩，你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

即将超过诉讼期的张紫妍案争得了宝贵的两个月延长期。李胜利案的调查也在同时进行。

5月14日，韩国法院宣布因尚无确切证据，撤销对李胜利的拘捕令。一周后，韩国历史委员会发表张紫妍案的最终调查结论：无法获得更确凿的证据，难以再进行调查。

结果一出，引起哗然。韩国网友在新闻下评论有关部门“拿了税金就调查出这些东西？”人们推测调查过程受到了外界压力。而在韩国媒体上，前警察厅厅长赵贤吾的确在法庭上作证，在调查张紫妍案时，受到了《朝鲜日报》领导的胁迫。这家媒体曾被指卷入张紫妍性服务一案。

对李胜利案的猜测则更诡谲。

海外粉丝纷纷表示，李胜利能够被释放，是因为后台很硬。由此将此案牵扯到韩国几大掌握经济命脉的财阀，并抨击韩国财阀把控政治。

李勇顺对此持不同观点。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牵扯是极其复杂的，旁人随意将一个娱乐事件上升到民族和国家是一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动不动就把事件原因归咎到韩国文化甚至是社会。通过一件事就可以轻易判定一个国家的文化及社会之优劣吗？”他进一步向本刊记者解释道，张紫妍案明确涉及的是一家媒体大老板。10多年前，跟媒体搞好关系对明星至关重要。李胜利背后的靠山也不是财阀，而是当地警察。之所以这一事件在韩国国内沸沸扬扬，更重要的原因是李胜利扰乱司法秩序。实际上按照韩国司法程序而言，是否被批捕由法院决定，但是即便不被批捕，不等于说他没有罪，更不是无罪释放。

针对“夜店、娱乐公司和警察紧密相连”的李胜利案，韩国文化记者兼评论家郑德贤（音译）认为，“经纪公司会集中所有力量来保护艺人免受不当行为的后果，艺人会以为他们犯的错对他们不会有影响。”

尽管有阴暗面，娱乐圈依旧散发出某种吸引力。

2015年，MBC曾针对十几岁青少年做过调查，其中21%的受访者表示长大后希望当明星。李勇顺告诉本刊记者，现在韩国青少年在填写第一志愿和职业时，“要么是艺人，要么是公务员”。他解释这当然跟经济下行有关，但“从这一刻起，不知道韩国的未来发展动力在哪里了”。

郑德贤在专栏中写道：“怀抱艺人梦的孩子没有错，为了实现梦想而让他们付出残酷代价的社会才是问题。”在这个环境中，渴望登上舞台的年轻人要先走过一段路，这条路上有汹涌的恶评、不公正的操作、能轻易压垮你的特权阶级……（应受访者要求，李勇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