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正确估计新政派竞选获胜的后果，应该记得，由罗斯福初任总统到珍珠港事件，1937年正好在半中腰，也就是罗斯福战前执政经历的中点。大萧条时期那种生活艰难、节衣缩食的情况，这时已成定型。美国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家，每年赖以维持生活的收入不到五千元。靠救济过活的不计算在内，平均只有一千三百四十八元。凭这点收入，一般要养活两个大人和一两个孩子，住四五间房的公寓或六间房的住宅。房子一般是租的；经过1929至1933年间的大动荡，有私人房屋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已经不多。另一方面，捐税也微不足道。多数人是不交所得悦的。就是当年那些赚钱最多的，如米高梅公司老板路易·B.迈耶，收入一百一十六万一千七百五十三元；爱德华·鲍斯少校四十二万七千八百一十七元；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老板托马斯·J.沃森四十一万九千三百九十八元；乔治·华盛顿·希尔三十八万零九百七十六元等，他们大部分的钱是花掉还是留下也悉听自便。

从1937年5、6月到1938年4月之间，阿尔杰·希斯在纽约西南区三十号街埋头打字，终日不停。他们夫妻两人只有1937年8月跟惠特克·钱伯斯一起休过一次假，开车到新罕布什尔州去看了《屈尊求爱》这出戏。理查德·N.尼克松却是联邦调查局的审查对象。这并非他有什么可疑，而是他想在局里当一名暗探，已经考过试，因而象他给母校法学院院长的信里说的，“局里在调查我的人品。”后来他未被录取，不过，和尼克松同一代的青年倒有不少已是功成名就的。乔·路易斯击败了詹姆斯·布雷多克，一跃而为世界重量级拳王。科罗拉多州的足球中卫拜伦·“飞毛腿”·怀特升充全美联队队员。颇为妖娆的拉娜·特纳在冷饮店里被人发现，从此继去世不久的琪恩·哈罗之后，成为好菜坞的“性弹明星”。玛丽·马丁不久也将登上百老汇的舞台，初唱那首《我爱爹爹》，伴唱的有吉恩·凯利和范·约翰逊等人。总之，这是艺人得意的年头，尤其是芳龄二十五的琴逑·罗杰斯，竟是全国倾倒。家庭妇女羡慕罗杰斯的纤腰，不辞劳苦地争购紧身内衣，当时所谓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橡胶园主因而乐不可支。

杜邦公司的化学技师制出了一种名为杜勃林的合成橡胶，可是要到五年后日本占领东印度橡胶园时人们才认识这种新产品的重要性。虽然实验室里惊人的发现层出不穷，例如氨苯□胺，用于治精神分裂症的胰岛素休克疗法，用煤、水、空气制成的叫做“尼龙”的聚酰胺纤维，可是整个社会还并未有所知。大老板们对新产品不敢冒然试制，他们还是二十年代的旧脑筋，以为只要努力推销就能生意兴隆，所以1937年主要是大搞“硬行推销”。在这方面，乔治·华盛顿·希尔依然是花样最新。为了跟他竞争，报上整版的广告宣传“‘骆驼’牌香烟促进内分泌，增加胃液碱性，帮助消化”；一个叫做约翰尼·罗芬提尼的小个子旅店跑堂，受雇在电台天天叫嚷“要‘非利普·莫里斯’牌”香烟，到处震耳欲聋：“老金”牌香烟也不甘落后，自称经过什么“氧气瓶式热量计”测量，香烟里含有若干英国热量单位。

不论什么行业，大体都有一批独出心裁的奸商滑贾。约翰·D.洛克菲勒（他是旧式资本主义的象征，在《美国名人录》里傲然自称为“资本家”）1937年死了，这也许有象征意义。企业现在改由经理人员管理，他们都有新的操纵推销之术，并且倚仗尼尔森的“广告成效调查”。他们大吹大擂，说什么“利斯特林牌牙膏能把口腔细菌消灭百分之八十六点七”；说妇女们担心干家务活使得“脸干皮皱手粗”，害上了“星期一忧郁症”；说男人胡子没刮净，“下午五点脸上出现阴影”，丢了饭碗；说“体重九十八磅的瘦小子”无法找女朋友；说男人要是裤子没安上“塔伦”牌拉练，将为上流社会所不齿，等等，等等。（那时男人裤子多数仍然钉扣子。如果漏扣了一个，在有妇女在场时就互说暗语：“一点钟了”。听到这话，安上拉练的处之泰然，其他的毛头小伙子就得偷偷摸一下，看是不是“出现漏洞”了。）

1937年，人们的空余时间普遍地多起来了，家庭生活自然受到影响。自从不景气时期采用非全日工作制以来，工业确立每周工作五天的制度。工余之暇，主要的娱乐还是听广播和看电影——这一年观众第一次看到《白雪公主》，并且听到纳尔逊·埃迪和珍妮特·麦克唐纳在《五月花开》里放声对歌——可是时间多了，也就向其他方面发展：业余摄影，集邮，下中国象棋，赌宾戈，打高尔夫球，骑自行车远足，滑雪，滚木球等。而打垒球则风行一时。美国足球协会正在组织进行第四届全国锦标赛，不过职业足球的黄金时代还要等到上电视才能出现。

1937年1月20日，罗斯福再次宣誓就职之后演讲说，“全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得坏，穿得坏，吃得坏”。知识分子那时主要还是批评社会制度问题，转而关心世界危机是后来的事。至于那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的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人，他们是不太会替别人担忧的。自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青年人头一回又时兴隐语：女青年们说小伙子“滑”［有趣］；男青年说姑娘“利落”［美妙的］，不过也知道自己会在她手里“吃憋”［受捉弄］。最好的赞语是“对路子”［妙透了］和“吓死人”［好极了］。1937年“吓死人”的流行歌曲，有好几首歌词晦涩，同目前最难懂的“摇摆舞曲”不相上下，例如什么“迷魂阵”，“果料冰淇淋”，“三个小傻瓜”，“姐儿老实哥儿灵”等等。那一年的情况，由此可见一般。

这一年，华盛顿的情形也挺奇怪。罗斯福竞选连任获得异乎寻常的胜利，他有政治手腕，民主党在国会里又占了压倒多数，总统要做什么，应该比四年前那开头的一百天更是得心应手。可是不然，他样样不顺心。有时他好象非但不能控制全国，甚至连那应该对他感恩戴德的民主党也控制不住，这尤其出乎他的意料。他所遇到的困难一部分可以说是由于他判断上的错误，虽然这些错误当时还不明显。他当时把击溃兰登看做是人民拥护他的领导，而对于他的领导——同时也是对于人民的意愿——横加阻挠的最大势力是最高法院，这种判断也是理所当然的。

总统先前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最高法院“陈腐”，没有得到好评，以后一年多就再也不公开谈论最高法院的事。可是就是在那个会上，他对于法院禁止规定工资工时的批评，也并没有比胡佛所说的严厉；他不过说，这个禁令造成了一个三不管的局面，国会不能过问，各州议会也管不了。可是这时候他却在琢磨着对策。他对法院存有戒心，远在遭受挑战之前：1932年竞选期间他就说过，在股票市场大崩溃时，联邦政府各部门，包括行政、立法，“还有，我不妨加上，最高法院”，都掌握在共和党手里。他显然认为最高法院也是属于党派之争的问题。他的意见也许是对的，可是美国人民，包括国会议员在内，都以为最高法院和宪法是超然于党派政治之上的。可惜罗斯福非但在战略上犯了错误，在战术上还走岔了一着。随后这一场斗争，暴露了约翰·根室所谓罗斯福的“最坏的性格”，这就是“好绕弯子”，“不够坦率”，“近乎弄虚作假”。他使人家觉得他要暗暗地给那“九个老头”来一下；就象约翰·伦道夫评论马丁·范布伦的那样，“悄悄无声地划桨，一下子就到达目的地”。

罗斯福暗地划船，有些耳朵尖的人在正月里总统宣誓连任那个雨天就已经有所发觉了。总统后来对朋友说，那时他跟着首席法官休斯宣读誓词，读到“维护美国宪法”这几个字，“真想说‘是的，可那是我所理解的宪法，十分灵活，能应付民主制度中的任何新问题……’”他在宣誓后的演讲中实际上也说出了类似的话，而休斯是听到了的。总统说，美国人民决心向前迈进，“要求民选政府的每个部门都用有效的手段来执行他们的意愿。”那时有个新政派留神休斯的表情，他说“休斯无疑是听懂了的。”

两周过后，总统跟首席法官又会面了。那年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答应参加司法部的年宴，出席的人觉得休斯和罗斯福两人都很兴致勃勃。休斯为什么高兴，无人知道；罗斯福的开心可为的是暗地恶作剧，这不久就传开了。原来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翻看旧档案，查出了一条建议，说如有法官已达七十高龄仍未退休，总统应加派一位来加强联邦的司法工作的活力。这个文件是1913年写的，起草人是当时的司法部长詹姆斯·C·麦克雷诺兹，这时此人正是最高法院里拚命反对新政的“四骑士”之一。卡明斯指出，要是对休斯所主持的最高法院也用上这一条，总统就能提任几个自由派法官使反动浪潮逆转，再不会有六对三票、五对四票的裁决了。后来这个著名的（同时也是声名狼藉的）“法院改组”的做法，就是源出于此的。

罗斯福听到卡明斯的意见之后就曾说过，“霍默，就是要这一条啊！”之后，他就坐上飞机去里约热内卢开会，把司法部长留下来起草有关的法案。卡明斯认为这个主意很好，不过在年宴上也觉得尴尬，偷偷地对同事说，“我觉得很象是在暗中捣鬼。”罗斯福也觉得是捣鬼，可是他正因此而感到开心。暗中策划，让人家自作自受，这本是他的爱好。1937年2月4日，他召集内阁部长和民主党国会领袖开会，拿出S.1392号法案来。内务部长伊克斯乐开了，可是向国会提出法案的不是他而是国会领袖，他们几乎都默不作声。会后坐车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返回国会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州的哈顿·萨姆纳斯突然对别的议员说，“伙计们，这回我可要洗手不干了。”副总统加纳当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过没人知道。

不出所料，自由联盟又活跃起来，参加反对改组最高法院。他们那边阵容很强，有美国商会，有全国制造商协会，有美国革命女儿会，还有由右翼报纸发行人弗兰克·甘尼特领头的所谓“宪政委员会”。所有这些，都是意想得到的。可是，社会上也掀起了一股自发的抗议浪潮，这其中有美国退伍军人团的分团，基瓦尼俱乐部会员，也有些妇女团体。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参议院中的独立自由派——博拉、海勒姆·约翰逊、伯顿·惠勒——竟也坚决支持法院一方。罗斯福这回不客气了；他发表炉边谈话，说最高法院越权否决选民们已经同意的改革方案。在五月花饭店举行的民主党百元份餐筹款宴会上，他呼吁党员效忠，支持通过S.1932号法案。惠勒参议员起而反击说，“自由派事业的胜利，决不能靠玩弄骗局，往投票箱塞假选票，也不能靠在法院里添人，把持院务。”参议员爱德华·R.伯克最是不留情，他在纽约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宣布，美国的宪政有“濒于死亡”的危险。

自最高法院成立以来，法官们这时破题儿第一遭要破门而出了。首席法官休斯对朋友开玩笑说，“要是什么党要我主持代表大会，我也能主持。”可是他表面轻松，暗地里却憋着一肚子气。后来总统提出意见，说最高法院法宫年纪太老，人又太少，积案累累，无法清理，休斯就下定决心出面反驳。据惠勒参议员回忆，他应休斯电话邀请，去拜访休斯。一进门，休斯就严肃地说，“孩子生下来了”，随即把一封信交给他。惠勒一看，正是自己所盼望的。信里说，法院办案并无延误，法官们谁也没有负担过重，而且即使总统所说属实，多派几个法官也只有延误工作，不会加快。非但如此，法官们还是团结一致的；布兰代斯和范德万特两位都赞成这封信。惠勒告辞时，休斯说：“这件事我希望你广为宣传。”惠勒照办了。第二天，他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宣读了那信，据他后来追述，“当时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连掉下一根别针也听得见。”

最高法院的改革，就此半途而废。而有趣的是，那些老顽固的法官居然表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自由思想。3月29日，最高法院撤消了禁止规定女工童工最低工资的原判（新政派马上把这天叫做“白色的星期一”），跟着又确认《瓦格纳法》有效，而使政府感到极其宽慰的，是宣布社会保险法也有效。后来范德万特法官宣布退休，S.1392号法案也就失去意义。接着总统委任雨果·布菜克补范德万特的缺，新政派在最高法院已占了明显的多数。可是法案涉及到罗斯福的个人威信，所以他拒绝撤回原案，反而加紧利用他的人事控制大权，威逼着民主党参议院领袖乔·鲁宾逊非干不可。结果很惨：7月14日，鲁宾逊心胜病突发，手里还拿着一本《国会会议记录》就一命呜呼。

那些平时听话的民主党人，这会儿也起来造反。罗期福挑选了肯塔基州参议员艾尔本·巴克利来接替鲁宾逊的遗缺，他仅以三十八对三十七票一票的多数击败对手密西西比州参议员帕特·哈里森。副总统加纳也策划反对S.1392号法案，他在乘火车送殡时公然对总统说，“你失败了，你的票数不够。”加纳的话说得对，不过这么一造反，就意味着他再也不当罗斯福的竞选伙伴了。司法委员会举行了秘密会议，后来上报参议院反对这法案。接着参议院召开全体会议，以七十对二十票否决此案，而且一时性起，又一次通过已被总统否决了的农村贷款法。罗斯福执政五年来，在立法方面这是头一回在参议院遭受重大挫折。接着就乱了套，他的多数别的重要法案，如规定工资工时案、改组行政机构案、内容广泛的农业计划，创建某些小的地区性水利管理局的法案等，本届国会已无望通过。民主党人竞然违抗总统之命，这在1936年是不可想像的，现在竟已只得忍受却不足为奇了。

改组最高法院的法案通不过，长远后果如何，确实难以估计。不过总统眼前的目标算是达到了。对于有关州际贸易的宪法条文，已经在解释上极大地放宽；“九个老头子”年事确实已高，不久相续去世或退休，罗斯福也就另外指派了首席法官和他的八位同僚。但是他所付的代价是极高的，这一点当时新任的青年众议员林登·约翰逊也能作出正确的估计。约翰逊认为，由于罗斯福一时失算，南部的民主党人竟然跟共和党人携手合作起来，以后历任民主党总统，包括约翰逊自己，都为此大吃其苦头。

1937年2月4日，就在罗斯福向国会提出改组最高法院法案的前一天，他打长途电话到底特律市给约翰·刘易斯。他也像千千万万的中产阶级美国人一样，一听到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静坐罢工，弄得生产瘫痪，公司每天损失达一百万元，恼火极了。二十世纪历任美国总统，包括罗斯福，都是赞成集体谈判的，但是占据厂房，侵犯产权，谁也不曾认可。罗斯福还告诉刘易斯，美国已开始走向繁荣，这是政府引以自豪的，工人一罢工，繁荣就难保。1934年3月，在劳联正想把汽车工人组织起来的时候，罗斯福就提出过这一点，劳联乖乖地取消，原定要举行的罢工，使得七万五干名会员因此愤而退出劳联或者干脆把会员证撕掉。现在基层会员又要罢工了。总统据说是对他们深抱同情，可是罢工不是时候。刘易斯一百个同意，他本来就觉得汽车工人不听劝告，举行罢工，丢了他的脸。产联把煤矿工会搞起来之后，就把人力财力全都投入钢铁工会的组织工作，没打算在别的工业部门再跟雇主们较量，所以刘易斯不惜摇唇鼓舌，劝说汽车工人们暂时维持生产运转。

可是这样还不够。劳工领导人对群众的情绪没有摸准。甚至西德尼·希尔曼这位激进的立陶宛血统的工会领袖也没看出最高法院以九对零票废止《全国复兴法》会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他只因布兰代斯法官也投票反对而感到丧气。他愤愤不平地说，布兰代斯先前不是力主关闭一切血汗工厂的吗？而今他却为“重开血汗工厂开辟途径”。其实，撤消《复兴法》的结果是为造反开了门。工人们受够了，现在真的是宁可豁出一条性命也不愿忍受下去了，在争论未休之时，一些工人确是这样干了。但是社会上赞成罢工的不多。通用汽车公司颇得一般人的好感，他们那些汽车很受欢迎，而且不知怎的，人们还说老板待工人满不错。其实并非如此。“通用”那二十位经理、协理年薪高达二十万，工人全年所得可还不到一千。在控制工人的密探制度方面，其恶毒也在全国首屈一指。工人一有意见，公司就借故开除；工头们控制着流水装配线的速度，一条条输送带把车架送到跟前，工人就把螺丝钉、胎环、挡板、引擎、车门、轴心什么的装上拧紧，天天如此，片刻难停，而工头们则毫不留情。有个工人一肚子气地对记者说：“说我是赤色分子？我不高兴死命赶上这鬼机器，这就成了赤色分子啦？我下班回家，累得要死，连跟老婆睡觉也没有力气了。”另一个说：“装配线害死人。拚命加快，真要命。”

1936年底，联合汽车工会写信给“通用”副总经理威廉·S.努森要求举行会谈，全面谈谈集体谈判问题。努森回答说，有什么问题应该找地方分厂的经理——好象管理各厂的总方针不是由公司上头定下来的。工会领导还在研究怎么办，工人群众就毅然罢工了。静坐罢工本来起源于欧洲，两年前威尔士和匈牙利矿工都曾经静坐井底，不加工资不上来。可是通宵静坐，坚持工人据有保持他那份工作的权利，这是美国工人的有名创举。头一起罢工发生在1936年12月23日，克利夫兰市费希尔车身一厂的工人自发地静坐，输送带虽然送来了车身，他们置之不理。运动迅速发展，恍如热病流传，先是传到密执安州弗林特市费希尔车身二厂，接着又传到了庞蒂亚克、亚特兰大、堪萨斯城、以至底特律市本身，最后十四个州，六十个厂，总共有四十八万四千七百一十一个工人卷了进去。这样的罢工，有人觉得很神奇。比方阿克伦市费尔斯通一厂1月29日清晨2时的罢工就是如此。那时有个轮胎工人原来站在输送带末尾，他向前走了三步，到安全总开关那里，工头眼睁睁望着他，莫名其妙。只见紧眼他这一行动，所有别的工人都住后退一步，动作一致（这是大规模生产养成的）。他把开关一拉，机器全停，顿时无声无息。在一片寂静中，有个工人喊道，“我们办到啦！带子不动啦！老天！我们办到了！”旁边一个工人不禁激动得流泪。

工人一静坐罢工，小公司很快就屈服了，可是那些大厂，尤其是“通用”，仍旧不肯让步。相反，他们倒是把机关枪运进了弗林特市。在迪尔本市，亨利·福特有个宠幸是个前海军拳击手，叫做哈里·贝内特，他奉命招募三千打手组成私人武装。在工会方而，临时营地里也堆满了铅头棍棒。在每个工厂里，一批坚强勇敢的青年工人把车间变成堡垒，手持棍棒和煞车部件轮番守卫着防御工事的通道，不值班的工友则打纸牌或者在没有装好的车身底盘旁边打地铺睡觉。公司财产是妥为保护的，可是资方人员不许入内。费希尔车身厂经理部把暖气截断，工人们就穿上轱辘冰鞋、唱歌、跳舞来取暖。食物由联合汽车工会派人通过警察封锁线，定期送来。

资方人员那时觉得，静坐罢工简直是滔天大罪。他们认为私人财产跟人的生命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也许比生命更甚。经理人员早就怀疑工会领导人都是共产党，现在更肯定了。要是造反的工人能把守厂门，只凭血肉之躯就叫老板进不去，使得他有厂也无用，那么“通用”干脆把这个国家还给印第安人算了。可是法律顾问们劝老板不要性急，因为工人占领厂房分明是不法行为，为什么不交由司法解决呢？公司听他们的话，法院果然马上下令工人撤出。经理乐开了，可是有些记者揭发说，法官原来是公司的大股东，于是禁令威信扫地。

这时刘易斯出场了。他已经知道，要是不出来领导，就再也得不到汽车工人的拥护，于是就走上电台，广播说，“产联坚决支持静坐罢工。”库格林神父骂刘易斯是“共产党的走狗”；西海岸纳粹头子赫尔曼·施温、墨西哥金衫党头子尼古拉斯·罗德里格兹将军表示愿为“通用”资方效劳。所有大小城镇，全国制造商协会都竖起了反劳工的标语牌。威廉·格林竟然也以劳联的名义谴责罢工工人，而罗斯福则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里和副总统加纳、劳工部长珀金斯商量，该不该发表一篇关于工潮的声明。

加纳开过会之后，觉得罗斯福会公开表态。可是罗斯福保持缄默，这意味着出面干涉的将是密执安州州长弗兰克·墨菲。“通用”的出庭律师再度上诉，判案的是另一位法宫，他不是公司的股东。这回禁令更严，限令工人在2月3日下午3时前撤出，否则判处徒刑并罚款一千五百万元。工人们发誓死守厂门。“通用”已选好战场，就在弗林特市的雪佛兰厂。墨菲州长出动了国民警卫队，整个厂给军队、市警察和手持棍棒铁撬的打手围得水泄不通。夹在工人和军警中间的是从底特律、阿克伦和托莱多远道赶来支持罢工的群众。在收邮件的小门上，罢工工人悬挂标语：“他们休想进来！”

墨菲州长准备下令警卫队上刺刀冲进去，但是临时却打电话给刘易斯，怯生生地问他打算怎么办。刘易斯大声回答说，“你要我告诉你吗，州长先生，我本人要到雪佛兰四厂去。我要叫工人坚持到底，不听你的命令，我要走到厂里最大的窗口跟前，打开窗门，脱下外衣，剥掉衬衫，尽出胸膛。你下令开枪，那第一颗子弹就打进我的胸口。我从窗口摔下去时，你会听到你爷爷的声音在你耳边悄声儿地问你：‘弗兰克，你肯定这样做是对的吗？’”

墨菲犹豫起来；他爷爷是在爱尔兰的一次起义后被绞死的。而且刘易斯说不免流血，这也不是故弄玄虚。弗林特市已经在流血了。在夜间前哨战中，十四个工人已经受伤，警察已经后撤，工人在对报界描述着一场“赶牛战”，这句俏皮话几乎肯定会引起警方的行凶报复。墨菲州长想了想，心烦意懒，把进军令撕掉了，又下令不得拦阻食物进厂。保守派因此怨气冲天，后来指责墨菲州长叫“通用”丧失了斗志。墨菲确是起了作用，还有刘易斯，还有那默不作声的总统都起了作用。可是把“通用”打垮的是联合汽车工会的战术。他们把“通用”搞瘫痪，可是在克莱斯勒、福特、纳什、帕卡德各汽车厂只是来一点象征性的示威。在理论上（这是自由联盟的理论），别的公司应该跟“通用”团结一致对付工人，可是实际上他们瓜分了“通用”的市场。2月7日，“通用”董事会宣布股息减半，大老板皮尔·杜邦损失了约二百五十万元。杜邦由家里传话给经理部说，坚持原则是对的，可是不要脑子发热，更不要叫杜邦在钱上吃亏。于是“通用”屈服了。双方对峙四十四天之后，努森同意谈判。罢工工人听到这个消息，乐得在冰冻的厂院里狂欢，跳起方阵舞来。 公司坚持到1941年外，各汽车公司都签了合同，承认联合汽车工会，答应按工龄提拔和照顾福利，成立调解委员会，调查提高生产速度的不良后果，规定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加班费给一倍半工资等。工人可以说是全面胜利了。一时，到处举行静坐罢工。新泽西州有个理发店不承认工会，剃头师傅就实行静坐；首都威拉德饭店的厨师坐在灭了火的炉子上；海员坐在甲板躺椅上；伍尔沃斯零售店店员坐在柜台上；餐馆女服务员约集朋友把座位全部占上，只要咖啡。芝加哥的奶妈也坐下来不给孩子喂奶，等待提高奶价；纽约有一家电影院，放映员中途停映，观众气愤，他说，“我的待遇太低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