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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8月15日，陈炯明由惠州回到广州，僭任粤军总司令。

8月28日，为标榜“军民分治”，陈炯明操纵省议会选举陈席儒为广东省长。

陈席儒是香港汇丰银行买办，与陈炯明关系密切。选举陈席儒为省长可以迎合港英当局，以便从中得到经济上的资助，缓和财政上的危机。

另外，陈炯明的亲信及兄弟钟秀南、马育航、陈达生、陈演生、陈宗岳、黄强、钟声等，分别担任财政厅长、省银行监督、公路处长、官产处长、教育委员长、粤海关监督、省议会临时议长等职务，掌握着关键部门及“肥缺”。

名义上的军民分治确立，但“地方要政，仍唯陈炯明马首是瞻”。成为独霸一方的军阀。

1、陈炯明统治下的广州

原粤军在陈炯明叛变后分化为东路讨贼军和附逆军。

东路讨贼军拥护孙中山，主要是许崇智部和李福林部，共辖三个军。

附逆军为追随陈炯明叛乱割据，总指挥叶举，参谋长张碌村。

包括：

第二师师长洪兆麟，辖旅长尹骥、李云复；第一独立旅旅长翁式亮；第二独立旅旅长熊略：第三独立旅旅长邓本殷；第四独立旅旅长李炳荣；第五独立旅旅长陈德春；第六独立旅旅长谢文炳；第七独立旅旅长关国雄。

第一路司令杨坤如；第二路司令陈炯光；第三路司令陈小岳；第四路司令黄志桓；第五路司令钟景棠；第六路司令胡汉卿；第七路司令黄强；第二支队司令罗绍雄。

这些军队成为陈炯明在广东实行封建军事专政的支柱。

（1）残杀国民党人，进行高压统治

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妄图置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于死地外，对其他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党人也大加残杀。

如6月19日，坚定支持孙中山，拒绝与叛军合作的华侨革命志士广三铁路局局长夏重民，被陈炯明手下的杨坤如率叛军包围逮捕后，竟加以捆绑沉死于珠江。

6月21日，枪毙谢八尧等五名支持孙中山的华侨。

据记载：“凡属国民党员，被抢而复杀者亦多。”

推行封建军阀文化专制统治，压制摧残新闻自由。

“广州自陈叛变后，一切新闻消息及报界言论均已失其自由。除香港报馆尚有二三家未被收买者外，鲜能得其真相，查16日事变之前，广州约有报馆40家，通讯社十余家，及事变后，国民党机关之广州晨报早被陈家军占据。号称新闻丰富、消息灵通之民治通讯社，亦因其社长冯自由离粤而致停版。现时大出风头者，只有陈家机关之黎明通信社及群社…现在广州舆论之黑暗，实较前年莫荣新离粤时之情形为尤甚”。

在这样的高压摧残下，广州的报业和新闻自由处于完全的窒息状态。

（2）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

陈炯明霸占广东后，严重的财政危机始终威胁着其统治，由于战乱多时，使得库款支绌，各属税收，多为驻防逆军截留。

省立银行的纸币，也跌到四五成，为了挽救财政危机，陈炯明不惜出卖广东主权，拍卖公产，向英帝国主义借款。

1922年9月22日，广东财政厅向英法银行进行市政借款英镑二百万镑，七厘半付息，八七五实收，限二十五还偿。

10月上旬，陈炯明与英帝国主义，订立了总额750万镑借款，计已订约者，一市政借款为200万镑，二货币借款额200万镑，另酝酿铁路借款150万镑，矿务借款200万镑。

陈炯明还指陈席儒以省长名义密借洋债3000万，并允许外人开辟黄埔为商埠，还将我粤之自来水、造币厂、电灯、电话各产业及全省铁路、矿山为抵押品。

陈炯明出卖广东主权的行为，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极大义愤。

旅京粤人得到消息后，都致函广东省议会反对。广东各校青年学生，群情激昂，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学生拒债救亡团”，抗议陈炯明出卖主权，换取英商借款的行径。

甚至粤军中的部分军官，也表示不满，聚集东园开会，派出代表向陈炯明质问。海外华侨也指出“两陈甘心卖粤借款分肥，侨民誓不公认，务望诸公竭力抗争”。

（3）搜刮民脂民膏以充军饷

陈炯明为了解决庞大的军政费开支，除了向帝国主义借款外，就是直接剥夺人民。规定从1922年12月1日起，广东省各项税收实行加五征收。省财厅还要盐商缴纳3000万元，向各县勒收明年钱粮30万元，向商会勒征20万元。

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原曾发行省币2000万元，财政厅拟限制兑现一个月，或兼采抽签兑现法。由于纸币贬值，在社会上没有信用，就采用按照各县田赋额分领财厅纸币回县销用，以毫银交库约计300万元。

省财政厅税收规定纸币只收十五分之七，而十五分之八收毫银。结果，加重人民负担，老百姓怨声载道，不断起来反抗。

勾结直系军阀，阻拦北伐军回粤。为了阻止北伐军东路讨贼回广东，陈炯明派洪兆麟率领钟景棠、黄凤纶和赖横部“援闽”。

又派代表向吴佩孚求援，吴佩孚给陈炯明军饷80万元，子弹300万箱。

陈炯明还与李厚基商定，如陈家军“援闽”成功，李厚基允将汀、漳二属让给陈家军。

为了加强军备，陈炯明不断向外国购买军火，12月7日，就向德保肥洋行购买毛瑟枪3000支，无烟火药2万磅，炮弹3000发，为了阻挠暂退桂、闽边境的东路讨贼军回粤，在广东边境派重兵把守。

2、粤东暴政

另外，陈炯明在西路讨贼军的讨伐下，于1923年1月15日退出广州，盘踞惠州，割据粤东，长达三年之久。

在这三年中，他在粤东（包括东江、潮汕、兴梅一带)，实行残酷统治，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他退出广州后还保持了一支4万多人的反革命军队。后来又收编了李易标、黄大伟部，共达6万人。同孙中山的革命政权相对抗，同时以此来维护他的军阀统治和镇压粤东人民的反抗。

陈炯明为维护庞大的军费开支和中饱各级将领的私囊，千方百计压榨剥夺粤东人民，横征暴敛，拉夫筹饷，敲诈勒索，卖官囊爵，无所不用其极。

例如：

“一次再次摊派军需费用，军队过境必到处拉夫，每派一个筹饷专员到达，必封屋抓人，搞得鸡飞狗走，直至这个专员腰包装满金银，变成小富翁才离去；甚至有用‘缴枪’的名堂，名为‘缴枪’，实是诬陷某人有枪，派他十支八支，叫其依枪缴钱，无则抓人‘讲水’（勒索讲价）。被派枪的多是富户商家，所以商人也很痛恨他。

马笠川当过筹饷局长，筹饷的名目是很多的，不几年便成了富翁。陈炯明用的人，都是亲信，不管有无才能，这些人依仗陈炯明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中，人民不胜其苦”。

在陈炯明的故乡海丰县，在他的支持影响下，以他的家庭“将军府”(1917年1月19日黎元洪以总统名义授予陈炯明为定威将军的封号，他即在家乡盖了将军府)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成为海丰县的太上皇。

“凡行政、司法、教育，苛捐杂税，派勒军饷以及商场买卖…都是要经过他的将军府一道衙门”。

“将军府”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剥削，掠夺土地，放高利贷，甚至拘捕刑罚，搜刮了大量土地和财产。“将军府”还大搞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不许佃户退佃，以便将农民紧紧束缚在他的土地上任其剥削欺压。

陈炯明为增加税收，强令农民种植鸦片，按亩收烟税，美其名“特别田亩捐”。

1924年4月，陈炯明因军饷短缺，罗掘俱穷，特设神庙坟墓捐，其办法分甲、乙、丙三级：神庙捐甲级100元，乙级60元，丙级40元；坟墓捐分两等：一等每坟1元，二等每坟6角。潮梅十五属可征收700余万元。

1924年5月17日，陈炯明、马育航等将汕头市郊各义冢变卖，命死者后人迁枯骨另外安葬。迁出的坟地丈量定价，印彩票数万张，编列号码，以坟地为彩品，每张彩票售5元。挨户勒销。仅汕头市商会即被勒索2万元，1924年2月29日，陈炯明出卖潮梅各属知事（县长)职，分三等：最肥缺4万元，次者3万元，最少者2万元。人民怨声四起。

1924年6月16日，陈部潮梅筹饷局局长马育航，通令所属各县，筹特别捐（第十八次）20万元，富室尽逃，人民怨声载道。

1924年7月28日，陈军在潮汕开办麻雀捐，每年可收62000元。杨坤如在惠州征收产业捐，值百抽五，商民愤拒，等等。

以上不过略举数例而已。

陈炯明在粤东的暴政，罄竹难书。

3、澎湃与海陆丰农民运动

陈炯明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表现了更疯狂的敌视和反对。

他诬蔑孙中山是袁世凯死后中国最大的军阀，攻击孙中山“现在居然主张共产主义，与列宁同一错误”。

他胡说“孙如不倒，广东无安宁日子”。

因此，他割据粤东期间，除了多次挥兵围攻广州，妄图颠覆孙中山的革命政权外，还残酷镇压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海陆丰起义的组织者。

广东海丰人。1917年赴日留学。积极参加留学生的救国运动。

1921年5月从日本归国，在他的家乡海丰县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以及“赤心社”等进步团体，并创办《赤心周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鼓吹工农革命，并与当地由陈炯明的亲信陈伯华把持的《陆安日刊》展开论战。

陈炯明见彭湃有群众拥护，又有才能，想拉拢彭湃为己用，于1921年10月任命彭湃为海丰县教育局长（原称劝学所长），彭湃则“想把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理想社会的革命”。

所以接受了陈炯明这一委任。1922年5月1日，海丰县学生在彭湃的领导下，在县城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学生们举着红旗游行，其中第一高等小学的学生还举着“赤化”二字的红旗游行。

高呼“劳动神圣”、“反对地主资本家压迫剥削工农”等口号。

地主豪绅大为恐惧和仇视、造谣，屡向陈炯明诬告彭湃。陈炯明遂将彭湃撤职。全县思想进步的校长、教员亦因之被解职。

彭湃离开教育局后，专门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农会。于1922年9月在海丰县赤山约创建了全国最早的农会之一。

1923年1月1日领导成立海丰县总农会，任会长，入会会员达10万人。

“农会的声势，也播扬到附近各县。于是要求人会者纷至沓来，紫金、五华、惠阳、陆丰诸县农民加人者逐日加多，乃由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各县分设县联合会。不两月，又发展到潮州、普宁、惠来方面去，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各县唯设县农会。”

随着农会的迅猛发展，广大农民扬眉吐气，而地主、豪绅则大为恐慌和仇视，千方百计想扑灭农会。

1923年7月26日，海丰发生了大风灾和水灾，农民遭受严重损失，农作物失收90%以上，房屋倒塌40%，有不少农民死于灾害之中，于是农会决定向地主要求减租，提出“至多三成交租”的口号，却遭到反动县长王作新的反对，贴出布告，不准农民减租，并声言“违者严加拿办”，激起了农民的愤怒，农会决定召开减租大会。

8月16日，盘踞海丰的陈炯明叛军钟景棠，奉陈炯明的指示，派兵镇压了农会，逮捕了农会副会长杨其珊等25人。

反动县长王作新对杨其珊等严刑拷打，囚禁监狱达半年之久，经彭湃等多方营救，始获释放。1924年春，彭湃准备恢复农会时，陈炯明又令王作新严加禁止，并准备逮捕彭湃等人。

于是海丰农会组织转入地下状态。“海丰方面农民，对于此次陈炯明解散农会，异常愤激，说到陈炯明三字，皆咬牙切齿！”

粤东人民，在陈炯明军阀割据统治下，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

农民控诉说：

“此间受陈炯明军队骚扰得很凄惨，逢物抢，逢人掠，逢妇女奸淫。现在人人见到，连鬼都怕了。”

彭湃等于1923年8月中旬从海丰到老隆见陈炯明，要求释放被捕农民，讲述沿途所见的情形：

“我们所经过的乡村，都是被陈炯明的军队所骚扰到十室九空的…所过的圩场都成废墟，凄凉满目。”

从以上可以看出，陈炯明独霸广东和割据粤东，实行残酷的军阀统治，作恶多端，给广东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引起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4、对陈炯明的讨伐

陈炯明的叛变及其军阀统治的暴政，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华侨纷纷来电谴责，表示坚决拥护孙中山平叛。

孙中山退居上海后，决心组织军事力量讨伐陈炯明，以便夺回广州，重建革命政权。

1922年8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宜布粤变始末及国事主张，历数陈炯明的罪行，指出陈炯明：

“甘心作乱，纵兵殃民，一至于此…此次兵变，主谋及诸从乱者所为，不惟自绝于同国，且自绝于人类，为国法固当诛此罪人，为人道计，亦当去此蟊贼”。

9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致海外同志书》中指出：

“对陈炯明所率叛军当扫灭之，毋使以祸粤省者祸国。”

1922年10月12日，进入福建的北伐军许崇智部攻占福州。17日，福州各群众团体联名电请孙中山主持闽局。

19日，孙中山一面派员赴闽慰劳北伐军，一面将北伐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兼任第二军军长，黄大伟、李福林为第一、三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决定取道闽南，攻击潮汕，直捣陈炯明老巢。

29日，许崇智等通电讨伐陈炯明。

同时，孙中山派邹鲁为特派员，邓泽如为理财员，赴香港设立讨陈机构，分别联络驻广西的杨希闵、张开儒的滇军，刘震寰、沈鸿英部的桂军和驻梧州及西江的部分粤军，争取他们共同讨伐陈炯明叛军。

12月26日，受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任的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总司令沈鸿英，中央直辖桂军第二路总司令刘震寰，以及拥护孙中山的粤军等，各派代表，在广西藤县大湟白马庙举行会议(史称“白马会盟”)会商讨陈战略和合作条件，组成两路讨贼军。

12月31日，西路讨贼军出梧州沿西江东下讨伐陈炯明，分左右两路进军：

滇军攻西江左岸，直指封川、江口；桂军沈部李易标师及粤军莫雄部攻西江右岸，直指都城、禄步。粤军第一、三师及第四师一部分起义响应。

西路讨贼军4万余人，浩浩荡荡，势如破竹。“陈家军”土崩瓦解，迅速溃败。

5、孙中山返粤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发出讨伐陈炯明通电，声讨“陈逆炯明叛国之罪”。号召讨贼军“为国家除叛逆，为广东去凶残”。

在讨贼军的强大攻势下，陈家军兵败如山倒，讨贼军很快就攻占了封川、江口，突破了陈炯明的第一道防线。接着讨贼军三路东下肇庆，1月8日，攻占了肇庆，突破了陈炯明的第二道防线。1月12日，攻占了三水、河口，突破了陈炯明的第三道防线。

与此同时，广东各地讨贼军风起云涌。在北江、连县、阳山等地有北路讨贼军，北路讨贼军别动队。在南路有黄明堂在粤桂边境集兵二十营起义，于1922年12月30日克灵山，后进占钦廉。

余定中在高雷起义。云浮、新兴一带李耀汉旧部组织讨贼军。陈家军翁式亮部在潮州宣布独立，响应讨贼。石岐原驻军宣布独立，与陈炯明脱离关系。1月12日在省城陈家军谭启秀部及观音山的炮队相继起义反正。

陈炯明见大势已去，放弃广州逃往惠州，并于15日通电下野。他的军队也退到东江、潮梅一带，作苟延残喘的反革命挣扎。

1月16日，滇、桂、粤讨贼军攻克广州。滇、桂军进入广州后，占领了市内各主要机关。桂军沈鸿英部李易标师还占据观音山等要地，进攻原驻观音山，已宣布反正的谭启秀部防地，收缴谭部枪械。随后陈炯明逃往惠州。各将领电请孙中山回粤主政。

1月20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魏邦平为广州卫戍司令。同时电令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为全权代行大总统职权。

指出：

“因军、民两政需人综理，必须征集众长，方能治理。今粤局纠纷，文一时未能来，深赖诸贤共济，奠定桑梓，为改造全国之基。”

1月26日，沈鸿英、杨希闵策划召开军事会议（地点在江防司令部，故称江防会议)，以沈鸿英、杨希闵、刘震寰联名邀请胡汉民、邹鲁、魏邦平、陈策等参加，阴谋枪杀胡汉民等。

胡、邹等脱险，魏邦平被捕。旋强迫魏邦平下令将其旧部粤军第三师缴械（第三师留驻江门部队未被缴械）。沈鸿英派他的第二军军长古日光兼任广州市公安局长。胡汉民脱险后随即赴香港，电辞省长职。孙中山在沪得知此次事变消息，中止回粤。

滇、桂军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讨伐陈炯明，本是正义的行动，对于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滇、桂军进入广州后，分防割据，各霸一方，以征服者自居，无恶不作，引起广东人民极大愤慨。

2月15日，孙中山和随员陈友仁等六人乘邮轮返粤，经香港于21日抵达广州。3月2日，海陆军大元帅府在广州农村试验场成立，设大本营。孙中山任大元帅，统率各军。

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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