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木子童

编辑丨渣渣郡

题图 | 《杰伊·比姆》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2021年12月，一部电影在印度上映，公映不过一周，主演Suriya就收到了3封死亡威胁信。

“谁如果能干掉他，我就奖励10万卢比！”

印度泰米尔纳德邦政客Anbumani Ramadoss甚至公开悬赏，点名就要Suriya的项上首级。

最终警方不得不派出4名全副武装的警卫，全天24小时贴身守护，才保住了Suriya的安全。

这部叫做《杰伊·比姆》的电影，豆瓣评分8.7，一度跻身TOP250片单， 可能是近几年最被低估的一部印度电影。

“印度版《辩护人》。”

“全程2小时40分钟我甚至都不舍得暂停一秒钟。”

即便在众多“印度良心”电影中，这部新作的议题讨论尺度，也是大得惊人。

影片简介只有一句话：当一名部落男子因涉嫌盗窃而被捕时，他的妻子求助于一名人权律师以帮助伸张正义。

却从绵延千年的种姓歧视、女性安全问题，到政治腐败、警务系统黑幕，涉猎了几乎所有印度最危险的公共话题。

故事来源于著名人权律师钱德鲁，在他毕生经手的96000多件低种姓人权案件中，这是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

历史课告诉我们，印度种姓制中，人分四等，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之外，皆是最低等的“贱民”。

但占总人口16%的“贱民”在生活中究竟何等“贱”法，书本却很少提及。

南部贱民部落“伊拉鲁族”，世代以高超的捕蛇技巧而闻名，附近人人都要依靠他们处理家中时而出没的毒蛇，但他们没有户口，没有土地，只能住在泥地上的稻草帐篷里，甚至不配拥有一双拖鞋。

因为没有土地，所以没有户口，因为没有户口，所以无法合法拥有土地。

尽管早在1948年，印度国会就通过了废除种姓制度的议案，规定保护低种姓权益，但贱民依旧生活在无法自证的怪圈里。

高种姓人视他们为不洁的秽物，碰一碰都是晦气。

即便出身同一村落，高种姓夫人也会因为贱民的一句“我们同村”而大发雷霆。

而一旦发生犯罪案件，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贱民。

不需要什么审讯，不需要什么证据，只要一顿皮鞭大棒招呼下来，自然就会“真相大白”。

更可怕的是，一次入狱经历，就意味着开启无缝衔接式牢狱生涯。

每个出狱日，都有成批为破案率KPI发愁的警察守在门口：

“高种姓？请自便。”

“低种姓？滚过来！”

在前来迎接的妻儿父母面前，刚刚刑满释放的贱民再次被警车拉走，被迫顶替新的罪名。

根据人权律师钱德鲁调查，短短两周，就有7000名这样的无辜者，在泰米尔纳德邦各地无故被捕。

电影前半程的主角拉贾坎努正是其中一员。

拉贾坎努本是捕蛇部落“伊拉鲁族”人，捕蛇技艺高超，勤劳能干，心地善良。

抓到误入人家的毒蛇，他从不轻下杀手，甚至有几分同病相怜：

“上帝把毒液涂在它的牙齿上，无论它走到哪里，都不被喜欢，可这不是它的错啊。”

平日在砖厂做工，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心爱的妻子盖一栋砖房。

本来小日子过得清贫却有盼头，可天有不测风云。

一天，村主席家黄金珠宝失窃，曾去村主席家帮忙捕蛇的他，成了头号嫌疑人。

警方二话不说，直接把拉贾坎努和2名兄弟押回警局，一番严刑拷打，要拉贾坎努认罪。

为了清白，拉贾坎努抵死不认，事情陷入僵局。

怀孕的妻子森加尼听说消息，立刻赶来警局，几天后却被告知，丈夫兄弟三人，趁半夜守卫不严越狱而去。

可严刑拷打下身受重伤的贱民，能逃多远、又能逃去哪里呢？

森加尼敏锐地感觉到，事情绝不像警方描述地那样简单。

越狱的丈夫自此人间蒸发，再无音讯。遍寻不到的森加尼，只得在当地教师的帮助下，前往城中求助于律师。

但没有律师愿意为一个穷苦的部落贱民对抗警方，因为只有风险，没有收益。

只有钱德鲁，一位高种姓出身、专注人权案件的天才律师接下了委托。

在钱德鲁对案件的一步步抗辩与调查中，黑警、伪证、屈打成招、刑囚致死，司法与执法系统中官官相护的黑幕一点点展露，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逐渐抽丝剥茧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影片对现实的还原度堪称细节。

从捕蛇、逮老鼠的桥段，到奇特葬俗，很少有电影花如此大的笔墨，去展现部落民的日常生活。

警局里，用大拇指吊起全身重量的酷刑、以辣椒粉撒眼睛辨别囚犯生死的手段，非亲历者难以想象。

法院里，同为律师的善良同僚、良知未泯的高级警官，早对贱民顶罪的惯例习以为常。

法院外，森加尼母女第一次穿上拖鞋，象征从来默认自己低人一等的“贱民”开始觉醒。

更可贵的，是用冷静的叙事手法，还原了警察如何在业绩系统压力下，把工作中的无能，通过暴力转嫁到手无寸铁的平民身上。

以及，法律在事件的解决中起到了何种作用。

由于探讨的话题太过犀利与真实，影片一经上映，就受到片中事件原型地区高种姓社群的强烈抗议。

他们称，这部电影严重失实，抹黑了当地高种姓族群。

接连向剧组发送死亡威胁，并试图阻止该影片在当地上映。

从前，提起印度电影，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宝莱坞生死恋》那样，满屏俊男美女，一言不合就开跳的三小时尴尬歌舞剧。

现如今，宝莱坞也开始在电影中思考更多的价值。

平心而论，单纯从电影技法与人物塑造上来说，《杰伊·比姆》相比于珠玉在前的韩国电影《辩护人》，仍有许多地方稍显稚嫩。

比如正义主角钱德鲁律师，明显有着过重的主角光环，一切阴谋诡计都逃不过他智慧的洞察，警方使用的小花招，纷纷被他轻松写意地随手化解。

那张永远刚毅的面庞上，从来不知恐惧与退缩为何物，过于伟光正的形象，就像戏台上的一张脸谱。

就连仗义出手的理由，也正直得像个不存在世俗欲望的圣人。

而《辩护人》中的律师宋佑硕，从开始起，就是个再狼狈不过的小人物。

因为囊中羞涩，欠下饭店大婶的饭钱偷偷溜走，直到七年后，事业有了起色才终于还清。

最初他为被控左翼社团的青年学生辩护，并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理念，只是因为被捕的是大婶的儿子，想要偿还当年的这笔良心债。

从个人私情到国家公义，是宋佑硕经历一次次庭审、一次次深入调查后，潜移默化发生的转变。

因此，他在镜头中神情百变，有痛苦、有愤怒、有幻灭、也有崩溃。

虽然看起来狼狈许多，但相比永远四平八稳、智珠在握的钱德鲁，我们还是更愿意相信，这个跌跌撞撞的宋佑硕，才是真正的你我。

当宋佑硕正式和政府打起擂台时，常务长对他说：

“今天起，是你把自己安稳的人生一脚踹了。”

宋佑硕害怕过，也犹豫过，他是吃过苦的人，知道富足安稳的人生何等来之不易，但正是这份并不完美的害怕与犹豫，才让最后的决定，显得弥足珍贵。

可惜，这是“道心坚定”的钱德鲁所没有的侧面，也是《杰伊·比姆》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最大的遗憾。

批判而不冷峻、深刻却不严谨，严肃议题中夹杂着爽片的套路，让人边痛边爽，也是印度现实主义电影的一大魔幻特点。

但抛开细节不论，《杰伊·比姆》这样题材的电影出现，已经足以赢得盛赞。

我们常说，韩国电影以社会批判见长，殊不知印度电影也正在齐头赶上。

《三傻大闹宝莱坞》《起跑线》批判僵化内卷的应试教育制度。

《起跑线》

《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聚焦女性意识觉醒与男女平权。

《摔跤吧！爸爸》

《我的个神啊》《厕所英雄》讽刺混乱功利而与人性相悖的宗教信仰。

《厕所英雄》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重新审视战争中，民族、宗教与人性的价值。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

《印度合伙人》解决女性的月经贫困、《耳光》直指婚内暴力、《一个母亲的复仇》暗示新德里公交惨案。

《耳光》

所有曾让印度人烦恼过、痛苦过的话题，都正在成为新电影的灵感之源。

而《杰伊·比姆》的勇敢在于，它所言说的故事尚还鲜活，不是一件尘封已久的往日旧闻。

从森加尼到钱德鲁，再到涉事的警官、村干部，整起事件中的当事人依旧健在，影片播出后的反扑早可预料，但即便如此，这部电影还是如期完成了拍摄与公映。

《杰伊·比姆》的热评中，有人提起聂树斌案，一个冤罪多年，终于昭雪的故事。

最早披露“一案两凶”、一直为聂树斌案真相奔走的公安人士郑成月也没有那么幸运，他没有这部电影中钱德鲁律师的主角光环和开挂的庭审表现，他丢了官，被视为“异类”，身患重病无钱医治，18年靠众筹才得以获得更好的治疗。

我一直记得当年媒体报道中，2016年11月30日，当时重病中的郑成月和聂树斌的姐姐通话时说的一句话：“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死了以后，要给我在聂树斌的坟墓旁边树一个碑，写上——人民警察爱人民。”

案件过程同样曲折、高贵，甚至更加惊心动魄，但随着盖棺定论，不再有新的消息出现，有关它的社会记忆正在风蚀剥落。

所以有人说：我们有一千种理由看不起印度，除了印度电影。

当我们任记忆随风远去时，他们在渴切而真诚地用宽银幕，为自己的时代留下遗痕。

“电影是印度的良心。”

2013年，印度影星阿米尔·汗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时代周刊》如此评价道。

这一年，他主持揭露印度社会黑暗问题的电视节目《真相访谈》，通过访谈和脱口秀的形式，报道强制堕胎、天价嫁妆、家庭暴力、医疗失当、种姓问题等种种社会顽疾。

威胁信、死亡电话纷至沓来，指责他不知善用自己的影响与能力，偏要制作这种节目，在国际上抹黑印度。

阿米尔·汗回答：

“拍摄电影不是用来迎合谁的，没必要为自己祖国被放在聚光灯下而羞耻。批判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是我们进步的第一步。”

你可能很难想象，电影在印度国民心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根据Macquarie Research数据，印度每百万人拥有7块电影屏幕，中国拥有16块、美国拥有125块。

而2016年，印度的观影人次数就已经达到30亿，同年中国的观影人次数则不足14亿。

在四季炎热的印度，清凉又廉价的小影院，就是最好的消暑去处，花点小钱，厮混上一整天，是最幸福的消闲。

尽管好莱坞是世界电影市场收益的绝对大头，印度却是当之无愧的生产大户。

每年平均1500部，高峰时抵近2000部的年电影产量，令世界其他电影生产基地望尘莫及。

北方的宝莱坞盛产精工制作的高品质电影，南部的考莱坞、托莱坞、莫莱坞，则以量取胜。它们更注重声色诱惑，大量生产套路式爽片、用开挂的故事吸引了大批底层观众。

在印度，再没有什么，能比电影更深地渗透进每一个平民的生活。

有人考证，一位原本寂寂无名的印度教女神Santoshi，只因一部名叫《万岁，Santoshi女神》小成本爱情电影爆火，就一跃成为跻身神界第一梯队的知名女神，受千万人信奉敬仰。

以至于总统选举，都要借助电影来宣传和造势。

2019年，印度人民院选举前，一部电影被紧急叫停。

这部电影叫做《莫迪总理》，正是讲述印度总理莫迪人生轨迹的传记影片。影片中，莫迪被表现得亲切而睿智，也解释了此前施政中，饱受诟病的“废钞”政策等疑点，是十足的加分影片。

印度选举委员会认为，放任电影不管，将会极大地影响选举公平。

电影人也会凭借名声挤进政坛。

1984年，有“印度成龙”之称的影星阿米塔·巴强，受好友拉吉夫·甘地邀请，以国大党身份参选国会议员身份，成功当选。

2009年印度人民院选举，著名宝莱坞影星沙特鲁甘·辛哈和谢尔卡·苏曼共同竞争比哈尔邦议席，同年，还有超过10名娱乐明星在不同选取参选，史称“明星之战”。

关于为何要参选，辛哈直言：“魅力只有有限的影响力，而权力有无限的魅力。”

就像《熔炉》为韩国带来新生，印度的社会批判电影，也在给社会带来改变。

《厕所英雄》上映后，补贴力度高达75%、专为农村女性修建厕所的“清洁印度”专项资金广为人知，许多妇女学着电影的样子闹起“厕所离婚”，最终推动大批厕所得以建成。

《印度合伙人》揭露月经贫困后，促使原本高达12%的卫生巾消费税撤销，男主扮演者阿克谢·库马尔成了互联网上的“护垫侠”。

阿米尔·汗的电视节目《真相访谈》，更是直接促进相关儿童保护法案的出台。

近年来，呼吁阿米尔·汗，以及史诗巨作《巴霍巴利王》中，巴霍巴利王扮演者Prabhas参与政治竞选，成为领导人的呼声从未断绝。

相比于空洞的政治口号、难解的宗教妙旨，以及选前毫无节制的许诺，似乎还是这些电影中永远可靠的英雄更加亲切一点。

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另一个国家，正深陷危机的另一位传奇总理。

也突然令人有些明白，为什么有些选举会儿戏般选出一位毫无政治经验的银幕明星，代表民意。

人们何尝不知道，电影中的一切都是虚构的呢？

但有时候，对于想不了太多的普通人来说，相比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份电影般笃定的正直与善良，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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