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立宁

在热血方刚的年龄，我到山西省榆次县石圪塔公社侯峪村插队。在那里呆了将近五年。当时，农民给我的印象多是自私、狭隘、愚昧、落后，闹不清该是由他们教育我们还是我们教育他们。历经混沌的人生之后，又想到了他们，翻开心底留给他们的那一页，蓦然发现，这些人竟是那么可爱、可亲，纯朴得透明。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劳作在那块土地上，春天播，秋天收，没有更多的索取和奢望。就这样，一代代，一代代……

我1973年离开侯峪，回去的次数很少，最后一次是1998年。回前没告村里，但没料到，一下汽车，原来熟悉的老乡竟没打贲儿地喊出我们的名字。快三十年了啊！

村里变化不大，一洞洞石窑，家家的院落，和以前一样。小队长请我们吃的荞麦面疙朵，没有菜，拌的还是用野蒜炝锅的黑糊糊调料，都没变。唯有很多我们熟悉、想念的人们不在了。

返回时，原来大队长的侄子英寿搭我们的车进城，他去看在榆次（离侯峪七十里）念书（初中！）的两个女儿，可以想见，他是多么希望孩子不再过他那样的生活了。

相信以后的侯峪人活法肯定会变，年轻的一代会追随着时代，寻找属于他们的新生活。但我庆幸，曾与他们的前辈——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们共同生活过，认识了他们，感受过他们，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曾有过那么简单的活法，那么淳朴的感情。

写于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

侯峪人都称自己是“受苦人”，还用一句话概括了受苦人的一生“明了黑，黑了明，黑了明，明了黑……”

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自然村，村子虽小，却是附近几个自然村中最大的，因此也是由这几个村组成的大队的队部所在。虽然离县城七十余里，但紧邻公路，每天有一班直通县城的公交车，公路下面有一条小河，上、下游的村民们吃水全靠它。

“石圪塔”——顾名思义这里的山多是石头山。靠山吃山，除了村附近最好的河滩地外，大部分土地都分布在方圆五、六里的山坡上，勤劳的祖辈们在山坡上、山顶上，只要能种地的地方，用大石头垒堰，开出了一塄塄的梯田。这条沟里有几面坡，那面山上有几堰子地。每天早上队长都要站在村头向全村呼叫（山西话叫“呜叫”）当天干活的地点。“西沟马儿岭割麦子啦！”或“小西岭锄谷儿啦------”声音又宏又亮。由于地远，上下工往往要走十几里，来回都不空手，担上去粪，担下来收获的庄稼、茭杆或柴禾，靠的都是肩膀。

村里绝大多数人家都姓李，但又分两大家子，可能是若干辈子前两兄弟的后裔吧。因此，虽然同姓，也时常会有一些家族间的矛盾发生。其他外姓的大都是倒插门女婿了。

山区地广人稀，勤快点的到山上开几堰子地也能凑合活，对于“穷”，这里流行的说法是懒的，或是抽大烟（当地称料面）抽的。因此，当年到这里插队，总和原来印象中的阶级斗争联系不好。但侯峪人对小日本的民族恨很深，因为这里抗战时地处敌占区与解放区的交界，日本人经常进村骚扰，仅在侯峪，就杀了十八、九个人，灭绝了八户。有一次抓走了五、六个民兵，除了李锁全一人回来，其他人都被杀了，为此，李锁全被作为叛徒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挨斗，但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

由于是老解放区，很多老农都是三八年的老党员，如果当年能出来，早就是高干了，但出来的极少，他们革了一辈子命，吃的还是小米、红高粱面；穿的还是一身黑裤褂、一双山鞋、一条白毛巾裹头；年年月月扛着锄头去“动弹”（干活），直到老死在这块土地上。

贫穷，使山上的姑娘们都想往山下走，能嫁给平川的汉子是她们最大的心愿。因此，侯峪的男人们一半是光棍汉。有些光棍们可以在亲戚家搭伙，多是在兄弟家、叔伯家，一天三顿饭，捎带拆洗衣服等都有人管了。没这个条件的就惨了，很多光棍们一孔黑窑，一铺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用一生的积蓄早早为自己打下一口薄棺，放在窑中，相伴为生。这样的男人，话也非常少，常常是闷头干活，闷头抽烟，闷头走路，想和他们说说话都很难搭讪。

听说村里有两个老汉的婆姨都是当年汉奸的老婆，汉奸被正法后，老婆作为奖品分给了有功人员，一辈子总算有个给做饭补衣生儿育女的人了，过得也不错。还有的婆姨是被人贩子从更贫穷的地区带过来的，那些姑娘大都十七、八岁，有的才十四、五岁，家乡口粮不够吃，只好早早找个能吃饱饭的婆家。想为儿子找婆姨的人要先凑足钱，托好人，过些天人贩子就会带来几个面黄肌瘦的妮子，分到各家。她们在侯峪住上几个月，就都白胖起来了。不少姑娘立稳脚跟后，还把娘家一家人的户口迁了过来，侯峪总是个还能吃饱饭的地方。

男人们早出晚归在生产队里干活，一个壮劳力每天大约可挣得十个工分，拿到现钱要等到年底队里分红，受苦人干了一年盼的就是分红。年终时会计根据队里一年的收入情况，核算出每个工分的价值，各家实得的现钱要先刨除口粮钱。侯峪人均每年大约可分到四百多斤口粮（包括几十斤麦子），在周围村庄算是不错的了。口粮按人头分，这个政策的结果是鼓励多生孩子，各家的粮食基本不缺。但现钱就惨了，粮食卖不了多少钱，主要靠山上的果树，算下来一个工分顶多几角钱，有一年好像才一毛多。这样，好多人家刨去口粮钱所剩无几，人口多劳力少的人家甚至要欠队里钱，一年全家的油盐酱醋钱只能靠平日刨药材、卖鸡蛋了。

年年分红是在小学校的教室里，昏暗的煤油灯下，队长和生产队会计一个个念着社员的名字，给大家分钱，大肚泥灶中冒出的呛人的煤烟搅合着旱烟袋中吐出的烟雾，伴着社员们的嬉笑、咒骂、叹息……这种分配办法使那些困难户欠队里的钱越来越多，以至丧失了劳动积极性，觉得再干挣的钱也得让队里扣了，恶性循环的后果，使队里的公积金成了空架子，该分的红分不出来，倒欠该分红的社员的钱。

那可真是大锅饭的时代，吃粮、吃菜，什么都靠队里分。今天几斤萝卜，明天几斤山药，只要队长在场上一吆喝，各家就都拿着麻袋、箩筐等家什去领了。大人、小孩，一个人头一份，绝对平等。记得插队生刚去的那年冬天，因为队里原来不知道，所有的冬菜都分完了，只剩下五十斤冻萝卜，被我们没多少天就吃光了，后来的日子，直到春天野菜长出来前，就小米饭吃的就只有用粗盐粒化开的盐水了。

地里一年到头农活总是排得满满的，春天耕地下种，夏天锄苗收麦，秋天割谷打场，冬天修大寨田……农忙时，早、午两顿饭都要送到地里，送饭人把各家的饭收拢后放在担子里，一付担子可挑十几、二十人的饭，再挂上几个装稀饭的坛子，颤悠悠、稳当当地要走好几里山路，送到地头，饥饿的人们蜂拥而上，大口吞嚼着早已冰凉的小米饭（山西人叫“馔儿”）。

他们把自己称作是一年到头和土坷垃打交道的人，最憎恶城里挣着薪水而挥霍浪费的人，“他们就不知道我们受苦人每天怎呢的受！”，因此，他们很赞成干部下放劳动，说“让他们也受受！”

冬闲时就舒服多了，每天只下地一次，饭也只吃两顿。到饭时，男女老少都捧着大粗瓷碗，到饭场上吃。村南、村北、上村、下村各有固定的饭场，山西人都具极好的蹲功，他们称蹲为“圪蹴”，圪蹴着吃着，聊着，东家长，西家短，饭场成了交流信息、传闲话的最好场所。为了节约粮食，晚上大都吃稀的，菜多时煮成菜饭，将很少的小米和土豆、倭瓜、豆角等煮在一起，再炝上些野葱野蒜，真挺香。

妇女结婚后一般就不再下地了，除了做饭、带孩子，就是养猪、喂鸡。闲时，婆姨们爱凑在一起，夏天树荫下，冬天炕头上，一边做着手中的活计，一边扯闲话。她们手中似乎从未闲过，多是纳鞋底。男人们穿的鞋叫山鞋，厚厚的鞋底纳得密密麻麻，硬得不能打弯，鞋帮也纳，鞋头要纳得更密些，微微翘起（以备踢石头吧），新做好的山鞋，简直就像一双铁鞋。男人们到了地里时，往往把鞋脱下放在地头，赤脚干活，为了省些吧。我曾试穿过他们放在地头的鞋，硬邦邦的把脚磨得生痛，完全走不了路。

婆姨们手里还常做着的事是搓麻绳。一个铁制的陀螺似的东西吊在下面，一只手将它轻轻一旋，陀螺转起来，将上头续的新麻捻紧。麻是自己地里种的，收下来后，麻子榨油吃，麻杆要在水中（好像还得是臭水）沤很长时间，剥下的皮才能搓麻绳。搓出的麻绳又细又紧，做全家的鞋都靠这些麻绳了。

奇怪的是，这里织毛活可不是妇女的事，而是羊工们的专长。他们用自己纺制的粗羊毛线织成毛衣，织法也怪异，两只大手攥着两根粗竹针，动作生硬但极快。羊工们很辛苦，常年在离村偏远的山上奔波。远处的耕地，送不上肥，全靠羊群的粪肥地，为了积攒羊粪，就让羊群在地里过夜，叫做“卧地”。这样，羊工们就得一夜夜露宿在山上。他们每人带着一张狗皮，一把大大的红雨伞。为了感谢羊工为生产队的贡献，他们的饭归队里管，由婆姨们轮班给做，而且天天能吃白面。

山里人一年到头吃的多是粗粮，常年吃的菜是山药蛋（土豆）、萝卜，夏季里能吃菜地里现摘的青菜，蛋、肉等荤腥就只有年节时才见了。人们特别是男人们的脸色大都黑里泛黄，但却很少生病。那时实行农村赤脚医生，村里就派红继（一个腿有残疾的小伙子）去学习了一段，买了一些简单药品，办了医疗点，村民们有病，多少能救些急。但多数人头疼脑热都不吃药，往往硬抗或是用土法子治，最常用的是拔罐子，常常看到婆姨们额头上有个紫黑色的大圆印，或是胸前喉头下黑紫色的血印子，都是自己或找人拔罐子、捏掐留下的印记。最厉害的手段是刮痧和拉罐，但很顶事，一般重感冒都可奏效。有一年冬天，我一个人留在村里，患了感冒，高烧不退。邻居请来拉罐高手小黑伯，硕大的黑泥罐紧紧扣在背上，楞是连着肉上下拉，再用铜钱蘸水狠刮前胸和脖颈。一通下来，遍体鳞伤，前胸后背都是一棱棱的血道子，烧也退了。这种恶治疗法，真是终生难忘。

若得了大病，有时也送到公社或县里医院。但老人们病了，往往就不去看了，或抓几付中药，或干脆躺在炕上听任自然，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一般觉得活到六、七十岁也就算寿终就寝了。也有突发急症的，我们遇到过几次。记忆最深的是当时的政治队长，担了一上午粪，忽然说有些头晕，要回家歇歇，没等到家，就人事不知了。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下山，人死在送往公社的路上。（后来想起，觉得可能是脑溢血。）按这里的规矩，死在外面的人不允许进村，可怜的政治队长被放在村东头的地里，只盖了顶破席，赶上天下雪，席片上堆满积雪。那夜，我睡不着，脑子里总出现孤零零躺在雪地里的政治队长和露在席片外的一双干枯、黢黑的脚。

受苦人一年的盼头大约只有过大年和各个农历节气，像正月十五、二月二、清明节、端午节、六月六（好像是鬼节）、七月七、八月十五等等，每个节气都有必吃的食物，如正月十五要吃饺子，二月二必吃炸糕。再有就是办红白喜事、过满月、走亲戚了。农闲时，或收成好时，村里会请来戏班子，这可是皆大欢喜的事。男人们搭戏台，婆姨们备吃食，左邻右舍的村庄都会放几天假，投亲奔友来看戏，家家宾朋满座。村子里，粗旷的山西梆子声、小贩们的吆喝声、听客们的喝好声……..喧喧闹闹，沸沸扬扬，好不热闹。

戏班子走后，山村又恢复了平静。冬日里，太阳落山早，吃过晚饭，为了省灯油，都早早地上炕睡觉了。不安分的年轻人闲不住，唯一可干的就是贴窗根。谁家有刚成亲的新媳妇，谁家男人刚从外面办事回来，就在所难逃了。几个年轻人站在人家窗下，以听到的声音和对话取乐，认为有趣的第二天还会带到饭场和地头，继续传播。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侯峪人。

中国的农民真老实，印象中他们很听国家的话，下来什么政策都执行得挺顺利，很少发牢骚。就是说上一、二句，上面干部的一句“想想旧社会，不是共产党……”他们也就什么说的都没有了。倒是有几件事，曾让我很为应该教育我们的贫下中农脸红，比如打粮食时，社员们要把鼓风机吹到远处的谷子交公粮，近处的留作社员分，因为近处的粮食会更饱满些；收获苹果时，也让我们把小的装在筐下面，大的铺在上层。这无疑是农民自私的本性，也可能是他们唯能为自己做的手脚。

侯峪小学校

一闭眼，还能想出那一张张的小脏脸。

候峪小学是一座五年制复式学校，一排砖房，一个班，一个老师，五个年级的孩子坐在一个教室里，由老师轮流教。两个教室中的一个还兼作大队办公室，晚上社员们开会、记工分也在这里。最头上的一小间，是老师宿舍兼办公室。房前一片平地，是学校的操场兼作队里的打谷场，收获季节，粮食堆满场，孩子们就不能上体育课了。设施虽然简陋，附近几个山村的孩子还都得到这里读书。

学校的老师姓崔，寿阳人，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这里，一干就是十几年。快四十的人了，还是光棍。他性子急，嗓门大，离学校老远就能听到他的讲课或是责骂声。插队生来之前，五个年级的孩子都由他一个人教，一个年级坐一排，给一个年级讲课时，其他四个年级的学生写作业。中午外村的孩子带饭，都在崔老师的火上热，他自己的三餐也是凑凑合合，每天放学后都要留下几个后进生补课，晚饭就拜托几个大女孩帮着做，好在他好对付，做成什么样都能吃得挺香，常吃红面（高粱面）撅片子什么的，因为简单省事，片子多厚他也不在乎。插队生来后，队里派一人到学校给崔广业帮忙，两个人高低年级分开，虽然仍是复式班，负担还是减轻一些。

我曾被派到学校干过一段，教的好像是一至三年级，算术语文都是极简单的，可要教会他们也不容易。山里的孩子们大都听话，冬天的早上，背着书包哈着冷气早早到校，帮助生火（他们生火的本事比我强），外村的孩子有的要走五、六里山路。个个都是小脏手、黑指甲，红扑扑、黑乎乎的小脸上越显出两只忽闪闪的大眼睛，黑白分明。他们喜欢听我们的北京话，朗读时大声模仿着普通话念，开始不免有些怪声怪气。也有不爱学的，说破了天他也没反应，急了只有抓住他们脏乎乎的小手带着写。灵气的孩子也有，能写出不错的作文，特别愿意演练我给他们编的一些小节目，像小快板啦、三句半啦，还编过“唱支山歌给党听”的独舞，一个叫七斤的女孩儿跳得很好。

教室的条件很差，长木板钉上四条腿的桌子，长条木板凳，土墙刷上黑墨就是黑板。有一个夏天，忘记队里因为什么事占用教室，把我们赶到羊圈里上了好几个月的课，我得扯着嗓子叫唤才能压住“咩咩”的羊叫，正上着课，一个女孩大哭起来，“虼虫虫！虼虫虫！”过去一问，是早上吃的打虫药起效了，把她拉到茅房，拽出从肛门里爬出一半的蛔虫来才算完事。

村里的孩子没什么玩的时间，下学后不是帮着家里干杂活，就是带弟妹，常见他们怀里抱着小的，手里牵着一串大的，这时，他们的眼神变了，没有了课堂上的木纳，总是非常有礼貌地喊老师好。

那时，学校还开了一小片地，一到劳动的时间，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了，干什么活都在行，成了我的老师。

插队生走后，崔老师又是一个人撑起了学校，他娶了死去的政治队长的婆姨，后来也调回寿阳了。98年回村时，听说村里的孩子上中学还要到很远的乡上，心里不免一阵难受。

写于 二〇〇六年二月

快乐的聋老汉

每人都有不同的活法，有的愁了一辈子，有的乐了一辈子，愁或乐与他的贫穷富贵无关。聋老汉是我见到的活得最快乐的人。

下面是一九七三年在农村时写的关于聋老汉的一段文字。三十几年后看了，心中还充满一种久违了的感动。聋老汉的音容笑貌那么真切地浮现出来。他此时在我心中的形象与亲近感，一点不逊于这些描写：洪钟般的笑声，银色的胡须，松垮的眼皮，粗糙的手掌……似乎伸手可及。才知道，农村那段生活，那些人，那种情感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生命中。

这感动似乎又不同于三十多年前。是一种在憋闷烦躁的空间里呆久了，又置身于清新山风中的感觉。

那时，我凭着傻大胆，曾经天天坚持去给聋老汉和他的哑巴女儿扎针灸，虽以无效告终，但打着手电，摸着漆黑的山路去他家的情景历历在目。1998年重返侯峪村时，我们拜访了他家。老汉已去世多年，老伴还在，脑子已不太清楚，当年也对我们极好。他的哑女显然还记得我们，啊-啊-啊-地直跟我们打招呼。老少几代人住的窑洞同过去一点没变，我们和他们全家在窑前合了影。家庭成员新添了好几口（老汉的外孙，我曾经教过的学生早已娶妻生子），却没有了我最想见的人。

忽然看到窑前的一株老树，聋老汉不正像老树那盘错坚硬的老根吗，他还在支撑着这个家，支撑着这些仍是贫穷、残疾、但却快乐的人。

重新感受了聋老汉，我想到，快乐，可能是上苍恩赐给人的本性，就看你是否愿意发现、获取。聋老汉，穷了一辈子，聋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但却快活了一辈子。与他相比，拥有值得快乐的东西太多了的我们，却天天在叹气……

我仿佛又听到了聋老汉那爽朗的笑声，愿他在九泉之下能过得更好些。

太阳偏西了，山野间飘来一股股沁人心脾的凉风，驱走折磨了人一天的暑气，令人心旷神怡。

我和中应伯坐在地边，又听他在指手划脚地伦古说今。每当这时，我是一点不必开口的，因为开口他也听不见，他是在二十多岁时生病把耳朵弄聋的。直到现在，不大熟惯的人非得极大声地对着他耳朵喊，他才能听见。对几十年生活在一起的家人和老邻居们的话，他已能通过口形分辨出来。说来也有趣，我们竟来了多时，才知道他的名字——李中应，但知道了，也改不了原来的叫法，仍称他“聋老汉”。

他已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但在我心里，他的年龄却不是这个数目，到底应该多少合适，又说不上来。论相貌，他的确很苍老了，头发、胡子已经完全白了，在夕阳余光的照耀下，像一根根银丝，铮铮立着；棕黑色、带着几颗老年斑的脸上爬满了条条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灰色的、黑白已经不甚分明的眼睛包围在松垮、耷落的眼皮里。但是，跟他相处的日子越久，他相貌中苍老的成分就越觉淡薄，尤其是在他笑的时候，脸上的皱纹一下子舒展了，眼睛虽然眯了起来，却放出喜悦的光，翘起的嘴角上的银色胡须随着笑声颤动着，笑得那么甜、那么朗，活泼的笑脸流露出只有在孩子的笑中才有的甜美、无暇。

“我们把他的尸首又挖出来了，装上火药，哈！崩——声给崩上了天！哈——哈！”爽朗的笑声打断了我的沉思，他正在讲原来村里的一个汉奸——喜眯子的可耻下场。他哈哈地笑了半天。“你没埋过地雷吧？”他抬头看了看我，没等我回答，就自己说道：“没有，你们哪能干过？是这的……”说着，用手忽拉平一块地方，用他那完全是漆黑的、由于常年劳作而永远伸不直了的粗大手指在地上画起来。“这儿埋上一个，这儿，这儿再埋上一个，要伪装好，拉线在这儿，鬼子一踩上，一拉线，哈哈，报销啦！哈——哈！”

我想象着，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三十年前的民兵，在怎样跟日本鬼子斗争，他扛着长枪，在放哨、在埋地雷、在……在敌人的尸体面前纵声大笑，大概也是这样笑吧，一定是！

他的记忆力极好，经历过的、听说过的事，一讲能讲上几小时，而且不管是什么事经过他绘声绘色的一讲，再伴着他的笑声，大都变成了趣事。讲到过去的残酷斗争，他笑；讲到现在的新闻新见，他笑。“你们在北京能常见到主席吧？”他常这样问。“我总要去一趟北京，讨吃、走着，也得去，去看看主席，去看看主席怎呢开会。见得着，见得着！”这美好的想象，使他幸福得好像第二天就要实现似的，眼睛里闪着自信、欣喜的光芒。“你说能见到吧？”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了我一遍。看着他的样子，我不得不使劲儿地点了两下头，他又咧开嘴笑了。“我见过阎锡山坐轿子，真个！八个人抬着走。如今，咱们主席可不是那的，不是！主席是为了咱们穷人，可吃过苦。我总能见见主席！”这个愿望，他不知说了多少遍。

聋老汉一家十口人，是村里头等的困难户。他的妮子从小生病失聪，成了哑巴，长大老两口给她招的女婿。一家老小十口人的吃穿重担除女婿外，就落在聋老汉身上了。他除了冬天给家里砍柴外，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队里干活。在地里，哪堰子地里有他在，哪儿准热闹。“挑战！挑战！日怪了，比不过你？！”他一手擦着滚下的汗珠，一手指着一个年轻后生喊着，“过来！挨着我，一人四棱棱往前割，不给你割得败败的才日怪了！” “上吧！”那后生果然过来了，刷、刷、唰，麦子一片片倒下。只听见快镰碰到熟麦上的唰唰声和聋老汉哈哧、哈哧的喘气声。“老汉赢了！老汉赢了！”大家笑着、叫着。聋老汉喘着气，抹着汗，“不行，后生，不如老汉！”洋洋自得地笑着。不论是夏天割麦、锄谷，秋天耧谷、割庄稼，聋老汉都爱和人比赛，而且专找年轻力壮的后生家。比赛结果常常是不分胜负，或是年轻人见他呵呵直喘的样子，故意让了他，他总是指着别人：“不行，后生，不如老汉！”然后哈哈大笑。

他最看不惯别人不好好干活，见到有人吊儿郎当，偷奸耍滑就动气，“思想不通的呐!”他用手指指脑袋，极严肃地说：“我知道，他是思想不通的呐！”他对我们极好，从来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们干活，夏天担麦子，一个个帮我们牵好担子；冬天帮我们垒火砌灶，问寒问暖。常夸我们“思想通”，见到干得好的活计就说是我们干的，不好的就说是侯峪人干的。实在有点不符合情况了。然而，他却看不起城里人，说城里人太寡，街坊邻里间不相往来。可能是去榆次县城找人时碰了钉子。说各家把各家的门关得紧紧的，“不搭理人，太寡！”他摩挲一下眼皮，“还是咱们这疙瘩好。”

休息的时候，大家常爱围着他，“唱一个，唱一个！”于是老汉清了清嗓子，开始唱了：“家住榆次县……”这是他最常唱的逃难歌，也是大家最熟悉、最感亲切的歌，是这里的人把抗日逃难的情况根据本地老调子谱成的，曲调虽不长，却有十来段。老汉微闭着眼，一口气不停地唱着。大约是想起当时逃难的苦楚吧，眼睛微微发潮。他的声音高而亮，唱到激昂处，更出力地向上一挑，声调便不免颤抖起来。他一连唱完了十几段，才深深地喘着气，用手擦着眼睛。

他有时唱“捡麦根”，有时把树枝插在头顶上唱古戏。最常唱的是解放初期闹翻身、分田地、宣传妇女解放的戏。这些二十多年前的老戏，他还能把整段整段的戏文记得清清楚楚，一字不差、一口气不替地唱下来。唱得高兴了，就表演起来，一会儿学老婆婆，一会儿学小媳妇，唱唱停停、停停唱唱，边唱边给人们讲解。那佯装的忸怩样子和尖声怪气的声音，简直让人笑破肚皮。这时，真不相信在你面前的竟是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

对这样虽残疾但倔强可爱的老人，村里曾有坏人向他下过毒手。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队会计自己偷盗，却栽赃给聋老汉，并串联干部社员一起批斗。聋老汉有口难辩，被逼无奈，准备走绝路。幸亏县里公安局破了案，还了聋老汉清白。自那以后，他虽仍耳聋，但其他反应却更敏感，可能是教训使得他具有更超常的本领了吧。信息灵，反应快，分辨明。比如队里的生产又有什么新打算啦，什么时候要开现场会啦，某某村出了点什么新奇事啦，倒是他时常向别人传说。队里每次买回什么新机器，他总是足足端详上半个钟头，摸摸这儿，摸摸那儿，然后蹲在旁边看着它独自笑着，一连抽上几袋烟。刚安上磨面机那几天，他整日蹲在磨房里，盯着机器轰隆隆地转着，他一会儿抬头看看入口漏斗里的麦子，一会儿低头看着从出口里自己滑出的雪白面粉，嘴里不断地叨念着：“日怪了，不用牲口推，自己就变成面啦！”

队里的棉苗让草荒了，他去找队长：“紧该锄了！”队里的马快生了，他去找队长：“该让它歇了！”队里大大小小的事，他都过问、都操心，人们有事也爱不嫌麻烦地打着手势高声和他商量，这手势和高声叫嚷也成了习惯，而并不成什么碍事了。我常常忘记他的聋，和他相处，似乎也并不感到由于他听不见而引起的障碍，而格外亲密。我觉得，他那颗永不衰老的心完全能起到甚至超过听觉的功能呢！

自我们熟识，五个春秋过去了。他夏天一身汗水，冬天一身雪花，酷日下挥舞着镰刀，朔风中，深沟里出出进进，百来斤的柴担子压在肩上。没有一天听不见他那硬朗朗的笑声，没有一时感不到他身上那股永不降温的热劲儿。有人说聋老汉像是吃了返老还童的药，我倒不相信世间真有这药，但却相信，聋老汉将永远年轻，不会衰老。

（写于一九七三年八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