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张爱玲

在当代文青的微信签名栏中，出自张爱玲的金句或可高居榜首。

那些读了几本张爱玲的作品和传记，就自诩为张粉的当代文艺青年，当真读懂张爱玲了么？

真正读懂一个人，不仅要看她的作品，更要看她的作品所承载的观念，看她成长的环境，看她生活的时代，看她服务的对象，看她曲折跌宕的人生。

显赫家世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长满了虱子。——张爱玲

用这样的隐喻，张爱玲来纪念一个破落贵族的衰亡史。

张爱玲的祖父，是曾任翰林院侍讲的晚清名臣张佩纶，世传其少年就学时，反应敏捷，数千字文章一挥而就。著有 《管子注》、《庄子古义》、《涧于集》、《涧于日记》等。中法战争初起，张佩纶力主抗战，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防事宜，兼署船政大臣，马尾战败后，被夺职流放。甲午战争期间，被弹劾干预公事，迁居南京，1903年病逝，终年56岁。张佩纶虽跻身于腐朽黑暗的满清朝廷，亦不掩家国情怀与民族风骨，而其最让人称道的，正是他的才华与气节。

张爱玲的祖母，则是晚清裱糊匠李鸿章次女李菊藕，晚清文人笔记说其著有诗集《绿窗绣草》，惜乎不传于世。虽然李菊藕是张佩纶的第三任妻子，但两人情深意笃，常以赵明诚、李清照自比，这也能从侧面说明张爱玲祖母的才华与学识。1912年，满清灭亡的同年，李菊藕染肺病死于上海，终年46岁。

尽管得到李菊藕的悉心教育，依然未能改变张爱玲父亲张志沂的纨绔人生。

1915年，21岁的张志沂与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结婚。1920年，张爱玲出生，次年，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出生。1924年黄素琼撇下子女赴英国留学，张志沂遂将所纳之外室接到家中，并沉迷于鸦片。1930年张志沂与妻子黄素琼离婚，黄再赴英国。1934年，张志沂再婚，第二任妻子是民国政府前总理孙宝琦之女孙用蕃。

之所以用大量的篇幅介绍张爱玲的家世与家庭，因为这是张爱玲成长的环境与舞台，是她社会身份与个人性格养成的重要地方，对理解张爱玲其人意义重大。

作为名门之后，成年之前的张爱玲拥有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社会地位与家族财富，这也是其孤傲高冷性格的形成原因。

出身纨绔家庭的子女多是不幸的，张爱玲的母亲在她5岁时远去海外。张爱玲11岁时，父母离婚，继母对她更不可能好到哪去，成年之前的张爱玲来自父母的关爱是荒芜的。

不负责任的父母，悲惨的童年，使得张爱玲成年之后仍陷于对自我的弥补与疗救，而对自我与情感之外激烈变革的世界漠不关心，而张爱玲童年的不幸，只是一连串悲剧的开始。

接受教育

张爱玲出生的时候，她博学多才却并不高寿的祖父母已去逝多年。

她的父母，一个沉迷于鸦片，一个陶醉于海外香甜的空气。张爱玲的启蒙教育，事实上是由家族私塾完成的，她童年教育的监护人，是一位不曾留下名字的“姨奶奶”。

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张爱玲开始了她的文学之路。在私塾读诗背经的同时，8岁的张爱玲开始写小说，题材是家庭悲剧、爱情故事和乌托邦。

1930年，在留洋母亲的坚持之下，张爱玲进入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张爱玲得自其英文名“Eileen”。虽无证据显示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有留学国外的经历，但张父1922年任职天津津浦铁路局英文秘书。由此看来，张家的国际化色彩是很浓厚的。

1931年秋，张爱玲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就读中学 。

自1931年入学到1937年毕业，张爱玲在中学发表了《不幸的她》、《迟暮》、《秋雨》、《牛》、《霸王别姬》、《论卡通画之前途》等多篇小说和散文。

1938年年底参加英国伦敦大学远东地区入学考试，1939年，张爱玲考取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事激烈无法成行，改入香港大学文学系。

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大学停办，张爱玲未能毕业。随后与好友炎樱返回上海，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插班生，却因“国文不及格”而未被录取，只能从大学一年级读起。后因生活拮据，学费生活费失了来源，只好中途辍学，卖文为生。

从张爱玲接受教育的经历来看，名门望族的家学渊源并没有在她身上得以传承，几年的私塾底子加上十多年教会学校的殖民教育奠定了她知识与价值基础。她祖父张佩纶身上的那点家国意识与文人气节，也没有在张爱玲这里得到体现。

沦陷区的文艺明星

除去童年在天津度过之外，张爱玲一生的活动轨迹主要在上海、香港，以及中年以后的远走海外。

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上海与香港，本质上仍是列强的殖民地，这个时代张爱玲的另一个身份，是亡国奴。

从中学到大学，十多年教会学校的殖民教育的薰陶，让身处“五四运动”、红色苏联建立、日本侵华、军阀混战、国共内战、解放战争和战后国家建设，历史巨变、时代洪流中的张爱玲罕见地成为国家民族、民生疾苦的绝缘体。在全民族的苦难与炼狱面前，她只是专注于自我的小幸福、小时代之中。

因为害怕失去自己与胡兰成所谓的爱情，她卑微到“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而完全无视她深爱的这个人是危害国家民族的铁杆汉奸。

她那句“出名要趁早”的名言，正写于她与胡兰成如胶似漆的荒唐岁月。所谓“出名要趁早”无非是家道破落、无枝可依的张爱玲自卑感的另一种表现。她希望借助迅速的成功来缩短与她与胡兰成之间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更多是心理上的。

当代人多把“出名趁早”当作普世的成功鸡汤，而不去深究那句话只是张爱玲在作品再版时写给自己的激励之言。昔日的张爱玲还有名门之后的身份和文笔作为“趁早出名”的本钱。而当下狂灌成功鸡汤的文艺青年们又有什么可供变现名声的资本呢？

在张爱玲成名之后，仍有很多文艺评论家把张爱玲1943到1945年蜚声文坛看作日踞上海时期张爱玲投机日伪“大东亚共荣”政策的成功而非个人才华的成功。因为沦陷区的进步与左派作家集体沉默，而使得自称“没有政治倾向”的张爱玲成为那一时期门可罗雀的上海文坛的新星。

柯灵对张爱玲的成功有最为直白的表述：“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子云说：“张爱玲在沦陷区两年间发表的作品，不过是在废墟上开出的罂粟花！”

华人学者唐德刚对张爱玲的评价尤为全面：“一个社会，纵在异族和暴君统治之下，也不能无文艺，因此在敌人豢养之下的汉奸报刊崛起之后，另一种作家艺人也就应运而生。这种作家艺人的作品，一定要有个大前提———那就是他们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一定要为凶残的异族统治者和无耻的本族汉奸所接受。换言之，这是一种‘顺民文学’、‘皇民文学’，写得好的，也颇能承继战前‘性灵文学’的技巧；写起男情女爱来，也颇能惹出读者一掬眼泪，一声叹息，一丝微笑……这种作品兜来转去，只在个人情感小圈圈内，装模作样，惹人怜惜；山鸡野狐，终非上品———这就是张爱玲了。”

仿佛与几位文学评论家相印证，1945年，当日本投降，日据时代结束。张爱玲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上海仍是列强的租界，中国半壁江山沦亡于日寇之手，1937年更是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们前仆后继发起了抗日救亡运动。而这一切，张爱玲视而不见，她在《传奇》再版序中说：“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这个让她快乐的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是1944年的秋天，是她作为汉奸妻子的秋天，是她在日伪占据的上海，蜚声文坛的秋天。

对待日本侵略者，张爱玲又是什么态度呢？她在《小团圆》中借在香港大学读书的盛九莉表达了心声，一天早晨正在餐厅里和同学们一起吃早餐，听到日本侵略者攻打香港的消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冰冷的像块石头，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冲洗着岩石。也是不敢动，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

张爱玲1941年的欣喜和1944年的快乐，是建立在同胞被屠杀、国土沦丧时期的欣喜与快乐，是毫无人性甚至是反人类的情感的抒发与表达。

作家被称作人类的良心，但附逆的汉奸文人是没有良心可言的。

在那个年代。无论是《沉香屑》、《倾城之恋》还是《红玫瑰和白玫瑰》所描写的爱情与充满小资趣味的淫靡生活，都不过是那个屈辱时代的精致画皮。

1944年，资深汉奸胡兰成在给张爱玲的婚书里写道：“今生今世，但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1945年春，胡与汉阳医院护士周训德恋爱。同年秋，与同学父亲的姨太太范秀美结婚同居。

1947年，胡兰成与张爱玲婚姻终结。

即便低到尘埃里，尘埃里也并没有开出花来。汉奸夫妇的爱情故事貌似唯美的开始，实则是一边一厢情愿、一边逢场作戏的悲情演出，两人的荒诞“爱情”，更像是覆巢之下，欲求苟安终不可得的小资文青幻灭式的爱情。

在典宗背祖、无家无国的铁杆汉奸如鱼得水的年代，谁能岁月静好，谁又能现世安稳？

晚年张爱玲的主要作品是译自《海上花列传》的《海上花》。《海上花列传》本是描写晚清上海滩十里洋场妓院生活场景的社会小说，是在晚清沦为列强殖民地的上海社会的真实写照。

为何张爱玲对殖民地时代的上海和妓院主题的末世小说情有独钟？

张爱玲认为，如果是真正了解上海文化的人就会发现，在当时的上海，接受新思想最快的就是妓女。

实际上，关于这个话题，张还有很多惊世骇俗的言论。比如“ 良善的妓女是多数人的理想夫人。既然她仗着她的容貌来谋生，可见一定是美的，美之外又加上了道德。”——《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张爱玲借《海上花》为妓女立传，实际上是为自己立传。

张爱玲在教会学校所接受的新思想，和十里洋场里妓女们接受的新思想，无视同胞疾苦，毫无底线，毫无节操，有什么不同呢？

闻一多用《死水》里隐喻那个时代的中国：“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旧世界的上海滩和风华绝代的张爱玲，就是那潭绝望的死水和那只耐不住寂寞的青蛙。

美国人的反华工具

当张爱玲再次成为文坛关注的对象，是其1952-1955年在香港供职于美国情报总署时期，此时的张爱玲为美国反华政权订制写作丑化大陆政权的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

而在此之前的1951年，张爱玲以“梁京”之名发表的小说《小艾》、《十八春》，是她尝试转向红色政权，带有政治倾向的作品。然而张爱玲的努力并没有得到进步作家的欢迎与接纳，此后便彻底倒向的大陆政权的对立面。这么看来，“梁京”的努力，不过是一场未遂的投机。

张爱玲在1952年底申请为美国情报总署驻港办事机构工作，当时这一机构刚刚成立，这个机构尝试开展对红色中国的意识形态战争。美国情报总署认为，文学作品正是意识形态战争的绝佳工具。

《秧歌》以1950-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土改运动为大背景，讲述了江浙某村镇的农民受饥饿的煎熬，终日以稀粥米汤野菜为食，也不敢吃一顿干饭，不然就成了富人家，会招来借钱摊派的麻烦。小说的主人公金根，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终日勤勤恳恳的砍柴种田，依旧填不饱一家三口的肚子。妻子开始在上海一户好人家帮佣，后来城市形势转坏，受了人人都说乡下好的哄骗，回到农村。到了过年，家里把可怜的一点米磨了做了年糕，去完成给军属家送年货的任务。交货的时候，村民们在堆满了收上来的粮食的仓库前要求借粮过年，结果发生暴动，民兵搬来枪，金根受了枪伤，五岁多的女儿被人群踩死了，夫妻俩突出重围，却被当作反革命追捕。

《赤地之恋》笔下则是描写新生国家解放农民的“土改”，反对腐败的“三反”，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抗美援朝”，全被写得面目全非，黑白颠倒。

事实上张爱玲从没有参加过国内土改，哪怕是几个月的观察体验都没有过，她所深入了解的中国农村，其实只有1946年寻找避祸的胡兰成时所经历的旧中国国统区的农村。在美国新闻处的美元攻势下，她按照美国人授意写出了这本诋毁中共土改的小说。

1955年，张爱玲离港赴美。

1956年，张爱玲遇见第二任丈夫赖雅，次年结婚，两人共同生活到1967年赖雅去世。

1995年，晚景凄凉的张爱玲在洛杉矶去世，死时无人在侧，死后一周才被人发现。

这世上恐怕没有几个人比张爱玲的人生更荒谬更凄凉了。

出身名门，却不曾有家学传承；父贵母慧，却不到家庭父母的关爱。

受教于教会学校、成长于租界殖民地，只学会了对洋场的沉迷，对殖民者的吹捧、对妓女“接受新思想”的认同。

为了得到汉奸的爱情，她不惜“卑微到泥土里”；日本人得势时，她偎依在日本人怀里；当美国人得势时，她又偎依在美国人怀里，在异国他乡困顿无依，最后成了孤魂野鬼。

“张爱玲热”，毒药销魂

张爱玲在中国的回归，是她去世前后的90年代，直至今天，张爱玲的热度仍未散去。

“张爱玲热”并非偶然现象，在这个“3000年未有之鄙俗时代”，越是低级鄙俗的东西，越能让审美能力退化的人获得愉悦共鸣，整个社会陷入了病态的文化氛围之中。

宋明以来，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国家、民族、社会伦理与道德基础被解构，“吾心即宇宙”，“自我觉醒”，心外无物，无君、无国、无社稷、无传统、无道德。

满清入关，神州大地变成巨大的监狱，那个征服、同化无数蛮夷的华夏民族沉沦为蛮夷的奴隶。二百多年的黑暗奴化统治，几乎让华夏民族神魂俱失。数千年的辉煌历史与文化被涂抹的污秽不堪，那个文明富饶、神采飞扬的华夏民族与伟大国度，几乎被世人完全忘却。晚清张佩纶身上残存的一点文人风骨，也不免被一众爬虫们弹劾到夺官罢职，郁郁而终。

从满清到民国，如张爱玲所说的“妓女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实质上接受的是殖民者推行的安于奴才身份、安于做顺民，安于膜拜西方列强的思想。

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在张爱玲的人生与作品里，你看不到有关“礼义廉耻”的内容，所能看到的，只有苟活、行乐、粉饰、献媚与背叛。

文以载道，是师者的责任，也是作家应尽的职责。

评价一位作家，有两个标准，艺术标准与思想标准。

我们不否认张爱玲的作品在文学艺术上有其可取之处，但在思想价值方面，她的作品却是实实在在的精神鸦片。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总结读书人易患的三大病症：色淫、声淫、志淫。

沉迷于书中奇丽险怪的描写而不能自拔，是为色淫；沉迷于书中结构章句音律技巧而不能自拔，是为声淫；沉迷于书中谐心快意豪情闲逸而不能自拔，是为志淫。

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张爱玲的作品，完全是不折不扣的淫作之大成。

文淫败道，意淫丧志，毁人无形。一味沉迷于张爱玲所宣扬的物欲、爱欲、名欲生活观念，就无法用正确的态度面对真实的社会，难以开启务实的人生。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美国中情局灭亡中国的十条诫令》

审视张爱玲的作品，结合1952-1955年间张爱玲供职美国情报总署，为美国反华宣传服务的前科，我们可以肯定，张爱玲的作品与美国反华宣传，是相互影响的。而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张爱玲热，背后必定有反华势力的推手。

军旅作家陈辽曾撰文警示：“一味吹捧张爱玲，将会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一旦外敌入侵，很可能有人以张爱玲为“样版”，不讲民族气节，只求“出名要趁早”，以不同方式依附敌人，写文章，拿高稿酬。希望那些一味为张爱玲曲辩的人，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个关系国家未来的大问题。”

当下中国文艺圈不容乐观，张爱玲之后，王朔开始了《过把瘾就死》，莫言专注于《丰乳肥臀》，不圆要《软埋》人民革命历史，《无论西东》、《小时代》、《色戒》等扭曲的价值观与审美趣味借着“电影艺术”的翅膀到处播撒思想病毒……

2017年，中国实施禁止洋垃圾入境，为建造”绿水青山“的美好家园筑牢了边境长城。

然而，外患易御，流毒难除。

以借媒还魂的张爱玲为代表，满清、民国、宗族世家、宗教、欧美糟粕文化等精神鸦片、文化垃圾，借助资本与媒体的力量沉渣泛起，严重污染了国人的文化空间与精神生活，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与精神疾病。

改善文化环境与国人的精神风貌，当从文化清淤与文艺垃圾处理开始，当从揭开乱世沉沦的浮华画皮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