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6日，心力交瘁的载沣，终于向隆裕太后递交了辞呈，辞去了摄政王的职位，此时的他刚刚28岁，从退休开始，载沣才真正活成了他本来应有的模样。

载沣是光绪皇帝载湉的异母弟，也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父亲，在载沣辞职前，宣统登基后近三年的时间里，大清国的军政外交等大权，是掌握在载沣手里的。

辞去摄政王位以后，载沣从宫里一回来便对妻子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也许，在载沣眼中，老婆孩子热炕头，才是他一生所追求的幸福，之前当摄政王，属实有点太难为他了。

次年的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正式颁布退位诏书，清帝逊位。

大清入关后从摄政王多尔衮定都燕京开基，最后也以摄政王载沣的退位而结束，冥冥中仿佛似有天意一般。

卸任后的摄政王载沣，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有了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载沣终于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尽管不用每天上班，可是载沣每日的生活很有规律，他早上起床给母亲请安，然后用饭、遛弯以后的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书。

载沣读的书主要以史书为准，同时他还喜欢记日记，坚持了十年之久，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本日记，我们才从中窥探到更多的晚清历史。

载沣的书房里挂着一幅对联：“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原来对联稍有不同，载沣将“有名”改成了“有书”。

其实，这改得倒是很实在，本身就是亲王了，还用求什么名，求什么富贵呢？

闲来无事，载沣开始发展自己在天文、地理方面的兴趣，他向别的王公借来了日晷，在家中购置了星球仪、地球仪、天文望远镜等。

如果赶上日食或者月食的时候，载沣会把孩子们叫来，兴致勃勃地带领他们观看，在夏夜乘凉的时候，他还会指着浩渺的天空教孩子们认识天上的星座。

载沣还特地把观察天象的情况作了记载，日记里经常有哈雷彗星、五星连珠、日月食之类的有关天文现象的字眼出现。

如果不是出生在皇族，赶上新时代并且受过新教育的载沣，很可能会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

除了读书，研究天文，载沣闲着没事，还打起了纳妾的主意。

载沣的原配夫人，是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这是当时慈禧太后给指婚的，瓜尔佳氏非常强势，经常指责载沣懦弱无能，这也让载沣渐渐疏远了她，下定决心再纳一个小妾。

1913年，16岁的邓佳氏被娶进了门，很快得到了载沣的宠爱，生下了两男四女。

本来一妻一妾是封建男子家中的常态，可是不曾想，1921年，瓜尔佳氏和端康太妃不和，因为一件小事吞服鸦片去世，邓佳氏成为了载沣唯一的福晋。

尽管载沣退下来了，不愿意理会天下事，一心只想在家待着，但是身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在清室风雨飘摇之际，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辞职之后，他还是被裹挟在清室的系列大事之中。

这其中包括参与决定清帝逊位、代表逊清皇室宴请孙中山、运动清室优待条件入宪法等。

这时期，载沣较早就剪掉了辫子，不穿长袍马褂，改穿新式服装，虽然早已不是摄政王，可是日子过得悠然自在。

1924年，载沣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冯玉祥废除了优待条件，把溥仪撵出了皇宫。

大清国彻底凉凉了，载沣的巨额退休金也没了。

随着民国停止支付优待费，醇亲王每年五万两的俸禄也没了来源，这使得载沣家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为了维持生活，载沣不得已变卖古玩和田产。

1928年，此时的溥仪，已经逃到了天津，在日本人的庇护下，生活在天津日租界的静园，溥仪频频向载沣发出邀请，让他到天津去住。

载沣去天津以后，是真正的隐居。

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对外称姓“王”，还将三个子女都改名姓金，并要求孩子们在学校要低调，不要跟别人讲身份。

载沣每天待在家里读书看报，很少外出，在这里，他用上了最先进的生活电器、抽水马桶、电话、汽车、席梦思床、高级沙发等。

这是载沣一生中最悠闲的生活，虽然此时没有了民国的优待条件，但是好在，他还有数不尽的家产可以变卖。

1934年3月，溥仪投靠日本人，在东北长春建立了傀儡政府伪满洲国，溥仪曾多次写信要载沣把全家都带去，并把前景说得一片光明。

而载沣却一直拖着，他认为全家去东北伪满洲帝国是愚蠢的，一旦陷入圈套，必将落得任人宰割的下场。

1934年，载沣带着儿子溥任以私人探访的名义去了一趟东北，当他看到溥仪在东北的境遇，名为皇帝，实际上是傀儡时，他痛心不已，曾经多次劝诫溥仪，要远离日本人。

可是重新当上皇帝的溥仪根本听不进去这些，而且执意要把载沣等家人留在长春。

而此时的日本人也想通过控制载沣进一步控制溥仪，当时，关东军以每月一万元车马费的条件，要载沣在长春当个闲职。

当时的一万元可以买到将近七千袋面粉，此时的载沣尽管回到天津后坐吃山空，却始终不答应日本人的要求。

虽然溥仪也一直劝说父亲载沣留在东北，但是载沣拒死不从，最终载沣以绝食相要挟，溥仪怕出事，只能让他们回天津。

1939年，天津发大水，洪水冲进了载沣的家里，使得许多珍贵的字画和前清皇帝的赏赐变成了一片废墟。

看着眼前的财富付之东流，载沣痛心不已，带着全家人返回了北平居住。

回到北平的载沣，没有住进王府的正宅，而是住进了西侧的王府花园，他很少和人交往，更多的时候，是在房中看书。

王府花园的面积将近40亩，在这期间，载沣和家人曾经办起了一所小学，校址就设在醇亲王府的净业寺旧址，载沣出任学校董事长，小儿子溥任为校长，七女儿金志坚则担任授课教员。

一时间，醇亲王府附近普通百姓的孩子，纷纷走入了这所新办的小学。

1942年，农历正月的一天，醇王府花园热闹非凡，原来这天是载沣的六十大寿，载沣的七弟载涛为了让他高兴，将载沣散落在各处的子女召拢来祝寿。

王府花园还举行了宴会，请马连良、孟小冬各唱了一出《游龙戏凤》和《盗宗卷》，载沣度过了六十年来最快乐的一天。

然而，快乐是短暂的，生日宴会过后，王府花园又恢复了往日的沉寂。

六十岁大寿庆典之后，令载沣伤心和悲痛的事情却接踵而来，他不得不在心神不定中苦度。

载沣生日宴会不久，陪伴载沣多年的侧福晋邓佳氏去世，年仅45岁，在载沣寂寞的晚年里，邓佳氏一直是他的得力助手，邓佳氏的死，让载沣痛心不已。

载沣为邓佳氏操持了盛大的丧事，几十天的忙活，似乎也耗尽了他的精力，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发呆，此后至死没有续弦。

1945年，抗战胜利，伪满洲帝国垮台，溥仪和溥杰等去向不明，载沣在东北的几个女儿不得已拖儿带女千辛万苦回到王府花园。

家中忽然增加了十几口人吃饭，但是几十年的坐吃山空和失去了溥仪的经济支持，王府的经济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载沣不得不变卖旧物勉强支撑生活，这一撑就撑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1949年，北平解放，载沣将家人叫来一起，废除了王府里沿袭多年的请安制，告诉家人“以后不用请安了，互相之间叫同志吧”。

载沣对人也有墨守成规的一面，即便是弟弟或者亲人来家里拜访，如果提前没有约好，哪怕是到中午十二点，载沣也不会留人吃饭，要他们自己回家吃。

载沣晚年的生活比较清贫，好在载沣安于这种日渐贫苦的生活，他的吃穿用度很简朴，早点主要吃点玉米渣粥、烧饼、炸圈、煎鸡蛋等，正餐大多吃面条，一顿饭顶多两三个菜，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在天福号买点炉肉、丸子等。

当时很多单位都很中意醇亲王府作为办公或者生产基地，载沣向来明事理，而且他历史书也看得不少，他知道，该出手时还是要忍痛出手的。

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思考，载沣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出售王府。

载沣知道，历史的车轮滚滚，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他再也不能死守着王府过日子。

1950年，载沣把醇亲王府出售给了“国立高级工业学校”，当时的价钱是九十万斤小米。

这些钱一半拿来载沣给自己买了新的房子，另一半由八个子女平分了，然后，载沣搬至离魏家胡同不远的利薄营居住。

房屋虽然小了，人口也减少了，但是载沣的心情却宽敞了很多，1950年腊月底，载涛请载沣去吃别具风味的“菊花火锅”，一家人说说笑笑，载沣开环畅饮，尽情的享受着晚年的天伦之乐。

晚年的载沣长期遭受糖尿病的困扰，但是他对于吃药却很抗拒，他相信命运，信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晚年患病时，虽然也经常把大夫请到家里来看病，可等到吃药时间到了，他便让身边的人把药倒掉。

载沣有糖尿病，但是不听医生的嘱咐仍然吃甜食，最后耽误了。

1951年2月3日，六十八岁的载沣因为糖尿病转尿毒症医治无效，在利薄营的家中去世，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

许多人会觉得载沣懦弱无能，不堪大用，他确实谈不上多有才干，但是他一直向往的是平凡普通的日子，也是一个有大局观和民族气节的人，他的内心在大是大非方面看得一直很通透，能在历史局势如此变化莫测的大背景下，有一个平静安稳的结局，已经十分难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