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富而骄，诚可虑也，但为政者更深知“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之道理【《孔子·论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于统治者言，“民富而骄”或只是天灾，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或可矣；而“民贫生怨”则是人祸，若听之、任之，而天下未亡者，未之有也】。是以，“威逼”外，还有“利诱”之策【一堵一疏，威恩并重】。惯用者有三：

其一，每逢重大喜事【如新君登基、大婚、更换年号、立太子等】，皇帝通常会大赦天下，美其名曰“与民同庆”，但实则不过是收拢民心，缓和“威逼”矛盾而已。

其二，重农抑商。小农经济是社会发展的选择，但是其两千余年的历史却是统治者有意为之【（一）限制民间工商业发展，（二）“央企”、“国企”垄断盐铁等经济命脉】。其表相或说辞是维护百姓利益，但实则是统治者（一）与民争利，自食而肥；（二）防范商贾富可敌国，而江山不稳。

其三，科举取士。宋以降，科举资格放宽，诚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也。此举于民言，如若一朝中第，确为改变命运、光耀门楣之幸事【十年寒窗苦，或不足道矣】，但于统治者言，其仅以“科举资格或寥寥数人中第”即可换取天下民心，却更是驭民之大道【中国大多民者，或多一分出头之希望，即会多一分隐忍，由此在“威逼”下，亦会少一分玉石俱焚之可能。这正是统治者“阴险”之处】。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对照“威逼利诱”之策，“威逼”即“猛”也，“利诱”即“宽”也，一张一弛，或是为彼时文武之道也。然，于今时今日，随社会发展之进步，民众知识之普及，此道尚为用否？若有之，何以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