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崇祯二年（公元1628年）二月初八，崇祯帝接受了给事中刘懋裁撤驿站，淘汰驿卒的建议，并于四月初六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施行。

然而，正是这场明廷中央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成为明朝灭亡的祸根之一。

大量被裁撤的驿站驿卒，在失去了饭碗，又遭到地方官府、恶霸欺压而无处申诉的情况下，纷纷走上了反抗大明统治的道路。

时给事中刘懋复奏裁驿夫，征调往来，仍责编户。驿夫无所得食，至相率从流贼为乱云。---《明史.食货志二》

当然这只是后话。

事实上，驿站系统（类似于今天的邮政体系）不仅是大明朝中央和地方之间信息传递、互通的重要陆路通道，更是皇权为了巩固统治、稳定地方，而由中央向全国伸出的政治触角，是大明朝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

祖宗设立驿站，所以笼络强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使不敢为非，原有妙用；只须汰其冒滥足矣。何至刻意裁削，驱贫民而为盗乎！---《明季北略.卷五》

既然驿站如此重要，那么，崇祯帝为什么要裁撤驿站，淘汰驿卒呢？

目前的史料指向两点：

1、明末以来，尤其是天启年间，国家驿站系统已经沦为大明官僚们公器私用的工具，国家真正使用的比例已然不足两成，但驿站所耗费的却是国家的财力、物力。

2、崇祯上台以后，他需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辽东战事上，所以，财政的入不敷出才是他同意裁撤驿站的根本原因，因为用刘懋的话说，“裁驿递，可岁省金钱数十余万”①

那么问题来了，明末，或者说从天启朝到崇祯朝，大明真的缺钱吗？汪郎以为，事实上恰恰相反。

这一点，可从澳门的海外贸易来看，不说万历、天启两朝，即使是崇祯统治时期，明朝的对外贸易也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大明朝不缺钱。

一、明末澳门的海外贸易情况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葡萄牙殖民者得到了明政府的同意，正式获取了在澳门的居住权后，自此，这个地处珠江入海口西岸，隶属大明广东承宣布政使司广州府香山县的小渔村一跃而起，成为大航海时代明朝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尤其是隆庆年间，明廷放开海禁，民间的海外贸易开始繁荣，正因为如此，澳门凭借着其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地位，更是将明朝卷入了全球化经济的历史新格局。

在当时，以澳门为中心的南中国海上转口贸易，已经形成了四条重要航线，即：澳门-果阿-里斯本的亚欧航线，澳门-长崎的远东航线，澳门-暹罗-望加锡-帝汶的南洋航线，澳门-马尼拉（吕宋）-墨西哥/秘鲁的太平洋航线。②

四条航线，每一条航线都给大明带来了大量的白银流入。

丝绸（含各种丝制品）、茶叶、瓷器、漆器、茯苓、棉布、麝香、胭脂水粉、砂糖、珍珠等，这些产自大明朝的国际硬通货，均由葡萄牙人用产自印度、美洲或日本的白银，通过澳门采购后运往到世界各地赚取财富。

客观的说，无论是从贸易体量来看，还是从贸易结构来看，澳门已经成为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全球贸易体系的中心。

这里是中华帝国最繁荣的港口，仅葡萄牙人每年就从这里运走五万三千箱丝织品，各重十二盎司的金条三千二百个，七担麝香、珍珠、砂糖、陶器。---苏萨《葡萄牙的亚洲》

那么，由澳门输入的白银有多少呢？仅是从马尼拉通过澳门流入明朝境内的白银，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开始，每年最低以200万两计，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澳门-长崎的航线开通后，从1557年开始，每年由日本输入明朝境内的白银高达450万两，即使是到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因为德川幕府对葡萄牙商人的不信任和驱赶，这条远东航线的贸易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由长崎输入澳门的白银也有235万两。③

这还没有把澳门-果阿-里斯本的亚欧航线，澳门-暹罗-望加锡-帝汶的南洋航线的贸易额计算在内。

而且，尽管大明朝发达的海外贸易刺激了东南沿海及粤省沿海地区的生产关系的转变，太湖流域、珠江流域，甚至很多沿江、沿河的内陆城镇，已经形成了工场主雇佣手工工人的资本主义劳动力生产方式，但大明朝依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

所以，葡萄牙人向明朝输入的商品中，除了被大明上流社会定性为奢侈、高端的货物，如：胡椒、香料、檀香木、琥珀、珊瑚等这些可以体现身份、地位的商品外，其他，如：毛织品、酒等，在明朝的销路并不好，故而，在这场全球化的经济贸易体系中，明朝始终处于出超地位。

而澳门这种由国际贸易中转港口的中心地位所带来的繁荣，一直维系到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才走向了衰弱。

这一年，荷兰人彻底崛起，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对马六甲的控制权，成为海洋的新霸主。

这一年，也是日本德川幕府彻底关闭大门，并和葡萄牙断绝贸易关系的第二年，期间，代表澳门葡萄牙总督赴日本恳请贸易的4人代表团被被幕府砍了头。

这一年，葡萄牙从西班牙的统治下恢复了独立，消息传到澳门，在澳的葡萄牙商人拒绝向西班牙国王效忠，由此，西班牙断绝了马尼拉和澳门之间的贸易往来。

故而，汪郎认为，从嘉靖三十六年到崇祯十三年的八十余年间，澳门以其特殊的海洋贸易港口的地位，为明朝输送了大量的白银，填补了明朝本身白银生产的不足，解决了明朝的银荒。

以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明朝特产在欧洲、日本等上流社会的畅销度来看，当时世界生产的半数白银都流入了中国，是毫无疑问的。

既然如此，那为何天启年间，明廷要不断的增派赋税？崇祯登基之初，又为何要裁撤驿站，以节省财政开支？

既然八十余年间有这么多的白银流入明朝，甚至在帝国的最后时间里，崇祯统治的前十二年，每年由日本输入的白银都高达数百万两，那为什么明朝政府还缺银子？

何况，尽管此时的澳门对外贸易已经衰弱，但不代表澳门失去了对外贸易的能力，毕竟南洋这条航线依然存在，而且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国际畅销品，放眼全球，大明朝依然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所以在崇祯统治的最后五年里，澳门依旧是明朝白银输入的重要港口。

故而，汪郎不得不深思，这么多银子都到哪里去了？

二、钱都去哪了？

历史就是这么诡异，不缺钱的大明朝，偏偏在最后落得个财政枯竭而亡国的地步，这八十余年间，这么多银子都去哪了？

汪郎以为，主要是被大明朝内部的两个利益群体给合力瓜分了，即：数量庞大的朱家宗室群体，大明朝政治体系内部的官商集团。

1、明朝宗室，依附在大明朝身上的“寄生虫”

宗室是中国古代王朝君王的父系男性血亲，而能否被皇权列入宗室的评定标准，要看此人和君王父系血缘的亲疏来定。

当然，如果能被列入宗室群体，基本上衣食无忧，全部都由国家来负担，但其自由与否要看君王的意志来决定，对于一些可以通过自身努力从而改变命运的社会生存权，比如：科举、参军、经商等，宗室远不如平民自由，这一点在明朝极为突出。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兄弟姐妹不多，在元末那个时代，朱家能活下来的血亲，只有大哥朱兴隆的次子朱文正，所以朱元璋在缔造了大明帝国后，对自己大哥一脉以及自己的子孙做了详细的安排，既体现了他对血亲的眷顾，又能体现皇权的威严。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宗室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由朝廷养着，他们不需要担任国家职务来获取俸禄，更不需要跑到大街上去经商、跑到田里去种地。

初，太祖大封宗藩，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明史.食货志六》

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明史》

到了明成祖朱棣靖难夺取帝位后，以己度人，明廷中央开始对宗室采取严厉的限制，他们被养在王府中，不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能通过自己的双手增加收入，只能被动地接受朝廷给予的赏赐。

如果说朱元璋不让宗室从事任何社会活动来获得生存权，是因为他对血亲的照顾，那么朱棣及其后世帝王们对宗室的圈养，就是为了防止大明朝发生第二次“靖难”。

既然皇室有这样的要求，明朝的宗室们还是十分理解的，所以为了给自己创收，为了自己能够生活好一点，这些王爷们就只能多生孩子，因为每生一个孩子，朝廷就会多发一份钱粮，这样一来，生育不仅成了大明的王爷们最大的快乐和动力，也给大明带来大量的宗室人口。

那么明朝的宗室到底有多少人呢？

据不完全统计，从明朝建立到明朝灭亡，朱明宗室人数竟高达百万人，正因为这些人没有任何一点的谋生之道，全部靠国家的财政养着，所以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再多的银子也是不够花的，谁让他们都是大明太祖高皇帝的子孙呢。

故而，宗室也就成了大明朝最大的寄生虫，这个窟窿是无论如何都填不满的。

2、官商集团，隐藏在大明朝体内的“吸血鬼”

明朝是我国古代文治的第二个高峰，文官们在经历了洪武、永乐两朝的皇权高压之后，终于迎来了政治上的宽松曙光，而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变后，文官集团开始正式登上大明的政治舞台。

但大明的皇帝并不清楚，他们给予了文官们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治国权力，却忽视了一支可怕的力量躲在一旁窥视，那就是商人。

而一旦文官和商人走在了一起，这将是大明朝最大的悲剧，不幸的是，这种悲剧还是发生了。

按照明太祖朱元璋的本意，大明以农为尊，以商为卑，朱棣秉承了朱元璋的思想，所以从洪武到永乐，明朝的商业活动远不如宋朝的繁华，商人只能在大明律法许可的最大范围内，从事着有限的商业活动，完成自身资本的积累，“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架构是明朝立国五十余年的真实写照。

但随着正统元年的“金花银”货币改革，以及正统八年的盐课改折，大明朝的社会经济活力得到释放，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明初之时相比，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也逐渐向“士商农工”转变，大明的社会风气也由最初的朴实转向了奢靡。

商人们凭借着自身雄厚的资本和敏锐的政治嗅觉，开始为自己进入大明政界做了长线投资，他们或和大明的官员进行合作，或支持自己的子弟参与科举，不断的侵蚀着大明的血肉和骨髓。

正因为如此，到了嘉靖统治时期，商人的地位相比明初已经高出了好几个台阶，被誉为大明圣人的王阳明，更是多次在公共场合宣扬他的“新四民论”，即：朝廷必须承认商人的社会价值，商人子弟科举做官，其地位和传统的耕读家庭出身的儒家弟子并没有区别。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节庵方公墓表》

商人地位的提高，也改变了明末官员的出身阶层的比例，很多朝中一品、二品大员，其家族都是地方巨贾，商业之家。

如： 张四维、王崇古等出身晋商家庭，东林党人顾宪诚、高攀龙等是江南商人子弟，许国、汪道昆等是徽商后人，这种情况在明末数不胜数。

当然，不是说这些商人子弟做了高官，就一定会做出损害国家利益的事，但这种官商结合的政治势力对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治国决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旦发现皇权实施有损商人利益的国策，官商集团势必会发起反击。

如，万历时期的抗税风波，天启时期的党争，本质上还是官商集团和皇权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官商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斗争。

不仅如此，很多官绅还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人脉，积极地和商人进行合作，互惠互利，饱了自己，饿了大明。

如，嘉靖年间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提督军务的朱纨，就痛斥官绅林希元自甘堕落，和海商搅在一起，挖大明朝的墙角，吸大明朝的血液。

不惜名检，招亡纳叛，广布爪牙，武断乡曲，把持官府。下海通番之人，借其赀本、藉其人船，动称某府出入无忌，船货回还，先除原借，本利相对，其余赃物平分。---《甓余杂集》

以一点看全面。

正因为官商集团的存在，由澳门流入的海外财富大都被装进了这些富甲一方的商人腰包，但本应该由他们缴纳的赋税又在家族的朝中做官的子弟干涉下，很少缴纳甚至不缴纳，这样的后果就是澳门的海外贸易虽然进行的火热，但大明朝廷就是征收不上来税，最后只能转嫁到农民头上，最终酿成了亡国的民变。

汪郎说：

不管是明朝宗室，还是官商集团，都是明朝内部催生出来的一种社会现象，它们的存在既丰富了明朝的史籍文献，也加剧了明朝的社会负担。

它们就犹如人脚板底的血泡，只要捅破后挤出里面的脓水，再敷点药大都可以治愈并恢复行走机能。

只可惜崇祯没有这个魄力和胆识，任由血泡溃烂，从而引发大明各种病变的加剧，最后不得不走向煤山，留下了一段历史的哀鸣！

注：

①《明季北略.卷五》

②陈炎《澳门港在近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

③百獭弘《明代的中国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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