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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

《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不仅标志着中国科幻电影的崛起，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出色的典型案例，帮助我们去思考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2023年春节期间上映的《流浪地球2》在海外传播上有新的突破，例如，这部电影是2021年以来第一部进入北美同期电影票房前十的华语电影，超过了《流浪地球》在2019年上映时创下的同期电影票房第13名的成绩。与此同时，这部电影在美国影评网站烂番茄(Rotten Tomatoes)上的评分也相当可观。而一贯喜欢酸中国的《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按百分制，只给《流浪地球2》打了30分，但这同样证明了后者的成功。

《流浪地球》导演郭帆体现出了鲜明的以中国本土市场为重心的自觉，他在接受访谈的时候曾说，“要先服务好我们本国观众”，“民族性的就是世界性的”。这就牵涉“内”与“外”的分界线。从形式主义的标准出发，或许可以把“内”与“外”的分界线设定在国境线上，但从“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出发，“内”与“外”绝不等同于“国内”与“国外”，因为我们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还在解决“自主性”问题，有的学科知识体系的自主性程度高一些，有的低 一些，研究议程的设置权和研究成果的评价权高度受制于人，研究者往往是参照某种所谓“国际标准”，努力当“做题家”而非“出题人”。《流浪地球》给我们的启发是，它在西方电影工业的一个“薄弱环节”实现了突破，从而使得中国科幻电影，无论是在议程设置权还是成果评价权方面，都建立了较大的自主性。

在此所说的“薄弱环节”，借用的是列宁的提法。列宁曾形容一战之中的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一个“薄弱环节”，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提供了基础条件。而我国在科幻电影上实现了成功的突破，跟这一领域存在的多个“薄弱环节”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如果说中美两国的文学长期以来有一种共同的主流话语的话，科幻文学本身恰恰是这种主流话语比较薄弱的“环节”。在中国，科幻文学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经常被列入儿童文学，或与儿童文学并列，受到主流的关注少，受到主流的压力也少;而由于科技本身具有自身的衡量标准，在科幻文学中进行一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想象，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被容忍的程度也比较高一些。

第二，当前中国的科技水平，在很多方面已经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每天都有无数的超级工程在建设之中，而这使得我国锻炼出了惊人的建造基础设施的工程能力。而在美国，大量中低端制造业外迁，导致美国丢掉了在20世纪一度具有的“基建 狂魔”地位，这就产生了又一个“薄弱环节”。中国有能力承担起这样一种想象，即用科技来打造非常庞大的、造福全人类的基础设施（比如影片开头的“太空电梯”）。而在美西方，普通群众身边缺乏“超级工程”的结果是，对“超级工程”的想象也衰落了。

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的电影工业，一度在议程设置权和成果评价权上处于弱势地位。我们的一些先锋导演，拍电影是瞄着西方的几个电影节去的，喜欢做“国际人士”出的题目，满足他们对中国的东方主义想象——要么是落后、黑暗、压抑，要么是充满异国情调。但晚近十年以来，有一种意识逐渐萌发，即中国也可以有自己的好莱坞大片，有自己的骑士式的英雄。而这就产生了一种“进口替代”的努力。例如，《战狼》这部个人英雄主义电影就是对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电影的“进口替代”。这样的制作实现了功能上的“进口替代”，其底层逻辑依旧是好莱坞式的。但至少，吴京从一开始就将成果的评价权交给了本土市场，而非国际上的几个电 影节，这相比以往是一个很大的推进。

《流浪地球》在科幻大场面的呈现方面，有许多是对好莱坞科幻电影的“进口替代”，试图 解决一个“人有我无”的问题。但是，其立意中的“自主创新”的一面已经凸显。比如说，“带着地球去流浪”这个意象本身是极有创意的，它把“家乡”“家园”的观念与现代科技融合在一起。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是“安土重迁”，工业化后的中国已经与农业社会大不相同，但仍然保留了浓厚的“家乡”“家园”的观念。既然不愿离开家乡，那么就“带着地球去流浪”，而这个艰难的事业，需要人民高度团结，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代接一代地干下去。电影所描绘的英雄并不是好莱坞电影中的“孤胆英雄”，而是与他人团结协作、共同奋斗牺牲的个人。在此，中国的古典文明精神同20世纪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精神相遇相融。

这种突破，是集体探索的结果。单就刘慈欣自己作品的倾向来说，居于第一位的原则是人类的生存，“家园”这一概念并没有那么重要。刘慈欣本人并不拒斥为保存人类火种而逃亡到其他星球的选项，比如《三体》里的章北海就是个逃亡主义者，他在临死前说的“没关系的，都一样”，让无数读者动容。然而，《流浪地球》中“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意象，获得了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而这实际上给了创作团队鲜明的正反馈，让他们认识到科幻电影奉行什么样的主流价值观，更有利于打开中国本土市场。在此基础之上，《流浪地球2》进一步强调了中国人奉行的主流价值观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存续的伟大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自主化过程，先后经历了寻求国际承认、进口替代、认识“差异”、最终将对“差异”的认识提升到理论自觉这几个步骤。这一过程的核心是认识“差异”，认识到我们身上有一些他人并不具备的特征。在缺乏自信的时候，这些特征往往是被压抑的对象，而在具备自信的时候，这些特征就成为提炼普遍性的基本素材。《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的叙事与晚近数十年来中国在面对洪灾、地震、疫情等的集体记忆相互印证，让我们认识到，中国人对大灾难的回应有着鲜明的自身的特征，这种差异背后既有中国古典文明的底色， 也有“中国式现代化”所造就的新传统的深刻烙印。

那么，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如何借鉴中国科幻电影走过的寻求独立自主的道路，建立起独立的知识体系呢？1990年代，思想界曾经热议“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这一讨论中其实包含着某种“进口替代”的意识，即别人有的东西，我们不是直接搬过来用，而是在本土找到或制作出其功能替代物。在今天，我们的一些学科，已经临近思考差异，并将差异作为提炼普遍性的温床的阶段了。而我们会在什么地方发现“差异”呢？那就需要搜寻与定位有可能实现突 破的“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