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代，西方的石油公司开始中国拓展业务，19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无疑是在华最成功的美国企业之一，在石油和石油衍生品行业，美孚无疑是垄断地位。

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建立了高效的销售网络，在美孚的产品体系中，煤油无疑是最成功的一种，美孚通过在中国推广安全便捷的美孚煤油灯，大大促进了美孚煤油在中国的销量。

由于安全性能的顾虑，煤油在中国起初的销量并不理想，很多中国人，甚至张之洞那样的重臣都曾发布过禁止使用煤油的文告。

正是因为安全的美孚煤油灯的出现，“虽穷乡僻野向不知煤油为何物者，今亦无不需用吾人之产品矣”。美孚成为当时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洋品牌之一。

美孚公司的产品，特别是煤油产品，构成美国当时向中国出品物资的重要部分，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所以美孚石油公司的在华发展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密不可分。

但是，19世纪80年代，俄国石油产业崛起，也冲击到美孚在华垄断地位。紧接着，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油田开发和炼油厂也对美孚产生了冲击。

到1902年，美孚在中国的销量明显下滑，巨大的市场份额被瑞典的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德国的罗斯柴尔德公司，英国的壳牌运输公司，以及逐渐国际化的荷兰皇家石油公司所瓜分。

在这样的格局之下，美孚想要维护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就必须寻求在中国的石油勘探和开采权利。从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美国政府积极与民国政府展开了石油勘探开采的谈判。民国初年，对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而言，财政困难是最大的危机之一。

1913年10月18日，北洋的内阁总理熊希龄向美国驻华公使馆提出建议：

美孚能够得到陕西省的石油开采垄断权，条件是向中国政府提供1500万美元的贷款以增加中国银行的金融实力进而有力量进行币制改革。

美孚与中国政府并没有直接谈判，而是通过驻华公使馆作为中介。美孚的诉求在于中国的石油勘探开采权，但它并不愿意卷入中国内部政争风波中去。袁世凯北洋政府引入美国资本，目的在于抵制在华的日本势力，美孚不愿意成为这种棋子。

在美国驻华公使保罗·芮恩施的斡旋下，1914年1月，美孚与中国政府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成立中美合资公司，中国拥有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美孚为中国组织一笔贷款，但是美孚最终没能履行承诺。

谈判一度停滞，1914年2月10日，中国政府与美孚签订《美孚推广事业合同》：

美孚拥有在陕西和直隶特定区域勘探石油的权利，限期是一年，在此期间，中国政府不得将开采石油的特权给予其它国家；

一旦发现石油，将成立中美合资公司，此公司有特权开采、提炼和销售在这些地区发现的所有石油；

美孚拥有中美合资公司55%的股份，中国政府拥有37.5%的股份并且在两年内有权购买剩余的股份；

为运输石油和开采设备，中国政府授予中美合资公司铺设管道、修筑铁路的权利，并全力支持公司的运营；

美孚保证立刻派出勘探专家，并帮助中国从美国获取一笔贷款。

中国政府与美孚签订合同的消息被披露之后，引起中国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这引起了国内民众对晚清利权丧失的回忆。外国列强，特别是日本和英国则向袁世凯提出抗议，索要相同的特权。

由于各方面的不利因素，美孚与中国的合同几乎没有可能履行。除此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造成了当时美孚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彻底失败。

美孚的勘探专家对直隶的石油蕴含可能性产生怀疑，将其人员和设备投入到陕西省。但是，美孚在陕西的勘探也遇到了困难，当时正值白朗起义，石油开采工作无法进行。

美孚的石油勘探专家在直隶的勘探毫无所获，随后在陕西开采的三口井中只有两口油源较茂，还不够支付开采和运输成本，因此，美孚的地质学家认为中国是一个缺乏石油资源的国家。

既然美孚的专家已经断定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那么他们对于石油合作的态度就不会太过于积极。

1915年6月19日，美孚公司的副总裁比米斯向中国提出一个组建中美合资石油公司的建议：

中美合资公司的初期资本为700万墨西哥鹰洋，中国需要的其它资本要向美孚贷款，利息6%，而中美合资公司则享有在中国任何省份开采石油的权利。

中国的诉求是建立国有化的石油产业，包括生产、销售和精炼石油整个产业链，计划建立一个大型的中美合资公司，资本额在一亿美元左右。但是美孚公司则仅仅把这个中美合资公司仅仅视为一个开采原油、运输原油并向美孚提供原油的公司，最终由美孚来精炼并销售石油。美孚的企图是将整个中国石油产业变成美孚这样的石油巨头的附庸。

美孚在中国的勘探结论是中国贫油，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中国的石油资源没有被国际垄断石油资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