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筑到橱窗，“一切都是多，过度”。这是左拉在小说《仕女天堂》里描述的当时巴黎最大的百货公司。它被建造得如同皇宫，琳琅满目的商品让女人们趋之若鹜。另一面，则是周围的商业受到很大冲击，传承几代的商店纷纷倒闭。

在连玲玲眼中，从大量史料中浮现出来的老上海四大百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与左拉笔下19世纪末的巴黎百货公司很像。作为台湾“中研院”副研究员，她是在决定研究百货公司之后，才读到这部小说的。“写百货公司的小说并不多，左拉这一本算是比较经典的。”

左拉的生动描述给了她很多灵感，她的新著书名，便借用了“天堂”两字。通过这本《打造消费天堂》，连玲玲把人们带回到100年前的南京路，通过四大百货公司打造“天堂”过程中的种种细节，呈现现代消费主义最初进入中国时营造的奇观。

百年前的消费主义奇观

在著名汉学家、“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看来，连玲玲最大胆的观点就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及之后（1915~1923）知识分子关于民生、科学、男女平等、小家庭、‘中国人’意涵转变的很多争论，是通过百货公司及其媒体的展示在很多上海人那里变得具体，如女店员、国货、广告中的女郎、理想家庭的布置、药品和美容品等。”

作为连玲玲在加州大学的老师，彭慕兰对弟子的新作赞誉有加。从读研究生算起，断断续续地，这位加州大学的历史学博士用了近25年时间来写这本书，因为她认定百货公司的出现是中国消费文化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它们之所以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产业革命所带动的消费革命。因为产业革命产生的大量冗余，将货物以更快的速度销售出去变得比生产更重要。对商人来说，让顾客感到‘想要’也变得比‘需要’更重要。”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民国时期的上海，百货公司是得到了最好最大的发展，上海有特别好的土壤给百货公司，而且它们的存在并不比欧洲晚很多”。

不过，《打造购物天堂》并不只是一部商业史，而是以百货公司为切口，详细描述了整个都市文化与社会性别史的变迁。

例如，如果换一个视角，从顶楼俯瞰这个关于现代生活的美梦，百货公司的另一面就暴露了出来。与楼下秩序井然的“中产阶级养成所”不同，几乎每一家大型百货公司的屋顶游戏场都呈现出一幅市民社会粗粝、杂糅、冲突的场景。以至于连玲玲一开始接触这一块内容时，“简直不知道如何下手，要把它们放在哪里。它的气质和历史故事，都与楼下完全不一样”。

上海百货公司的屋顶游戏场，的确举世罕有。起先，它们在屋顶开设游戏场是为了给顾客提供一个歇脚的地方。屋顶花园有餐厅、茶室、戏剧和杂技表演，还会放映电影。但因为票价低廉，大量市民涌入，游戏场变得鱼龙混杂。舞厅、戏剧演出、茶座渐渐无法保证质量，格调尽失。“舞女蹩脚，搂之乏味”这样的批评开始出现在媒体上。有几家屋顶游戏场还被青帮和军警控制，赌博、卖淫滋生，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

“百货公司的消费客群被分化了，这是一个完全意外的结果。”在连玲玲看来，正是廉价的屋顶游戏场使百货公司有机会接触到另一群消费者，较大程度上掌控零售市场，成为“为所有人提供所有物品”的商店。在商业竞争激烈的1930年代，这一点尤为重要。

在“国货”与“洋货”之间

在消费梦境与中国现实的嫁接中，也充满了游移与歧义。

连玲玲注意到，1936年10月31日，上海各界为蒋介石五十岁“庆生”，商店纷纷另辟橱窗，内悬蒋介石照片和青天白日旗。四大百货公司更以电炬做成各种祝寿字样，高挂公司门口，其中以永安新厦布置的“恭祝蒋委员长千秋华诞”大字最引人注目。“虽然四大公司对上海政界向来保持一定距离，但响应全市各界对国家领袖的拥护却是企业经营的必要策略”。

先施公司向来以“统办环球货品”自豪，认为这是现代化的象征。“五四”期间，华洋冲突不断，受欢迎的“洋货”一下子成了“公愤所在”。先施公司于是在《申报》刊登广告，宣称自己“首重国货”，已停止采购日货，并将尽快卖空已有存货，“既属买入，则血汗所关，不得不忍辱须臾”。但“救国十人团”及国货维持会对几家百货公司不依不饶。最后，先施、永安都不得不停止出售日货，“宁愿牺牲血本，以示与众共弃之决心”。

然而吊诡的是，爱国主义又时常被巧妙地包装到洋货广告之中。1928年，永安公司独家代理的美国康克令钢笔还被包装成“完美的礼物”，由一位圣诞老人喜滋滋地扛在肩上。到了1933年“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之际，康克令非常机智地把救国论调纳入其广告——图片上画着一个肩扛钢笔的士兵，广告语则是：“炸弹是战争利器，康克令为文化先锋”。

“百货公司其实是夹在跨国现代物质文明与国家认同之间，也夹在独立的摩登女郎与家庭主妇这两种形象之间。可以看到，为调和这些矛盾，它们做了许多努力。百货公司彰显的现代性是高度混杂、充满张力的。”连玲玲总结道。

专访连玲玲：“从百货公司出现开始，刺激欲望比创造物质更重要”

通过上海接触现代文明

第一财经：你是什么时候读到左拉小说《仕女天堂》的？

连玲玲：其实是开始做百货公司研究之后才读的。以百货公司为主题的书并不多，左拉这一本算是比较经典的。他对百货公司的描述很细腻。这部小说给了我灵感。我开始研究的时候，就想要从这个方面去思考，去观察建筑、柜台、陈设之类。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写到，你父亲跟着上海老板工作过。你本人是否曾在上海居住？

连玲玲：我第一次去上海是1992年，当时是为了做硕士论文，在上海待了一个月。我妈妈是1948年在上海出生的，但是1岁以后就去了香港。我爸爸是台湾人，他从乡下到台北工作，最早跟过的几个老板都是上海人。上海老板对他的影响其实很大。

第一财经：具体体现在哪儿？

连玲玲：我觉得是对现代文明的首次接触。这对我父亲来说是比较大的文化冲击。后来他对上海的印象一直很好，也喜欢去上海旅游。

第一财经：书中包含大量新发掘的史料，搜集这些史料困难吗？

连玲玲：如果从1992年算起，真的是比较困难。我在上海档案馆待了很久，那里复印的条件不是太好，很多东西不能复印，我只能手抄。后来，等我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上海图书馆和上海档案馆的开放程度都好了很多。整个来说，现在上海的学术条件比我念硕士的时候好多了。

第一财经：彭慕兰在为你的书写的序言中提及了两种关于上海的看法，一种是李欧梵的视角，认为1930年代上海的世界主义和繁荣的商业文化使其具有了典型的现代性。另一种是卢汉超的观点，认为南京路是平民遥不可及的世界，与大部分上海市民并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不梦想它，只是与它共处。你更赞成哪一种观点？

连玲玲：我是在调和这两者的说法。整体来说，我认为百货公司就是李欧梵在《摩登上海》里写的那样。即便在卢汉超的故事里，他写到的那些黄包车夫，也会载着太太小姐出门逛百货公司的。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即便他们永远没有机会进入百货公司买东西，可是建筑、橱窗对于这些人的视觉和消费心态是有影响的。这些都会让底层民众了解到百货公司。

消费文化的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一财经：你说过，当你和“中研院”研究明清商业社会的学者们探讨自己的新发现时，他们总会说：“这在明清时代已出现了。”而你显然认为，百货公司的出现是中国消费文化“走向近代”的关键转折。在你看来，两个时代的商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连玲玲：我看到，百货公司出现以后，中国的商业与明清有了很大的不同。变化首先来自于工业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明清时期，不管商业多么繁盛，基本上还是以手工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商业模式。明清的商业市场的确很大，但一个新的商品出现，它的量究竟可以有多大？可以影响到多少人？从明清历史中看到的情况是，消费文化的影响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上层社会，是以士大夫为主的群体。

百货公司之所以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产业革命所带动的消费革命。它是由产业革命的大量冗余推动的。对商人来说，更重要的不再是在单件商品上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而是以更快的速度销售出去。

以百货公司为标志的这种消费文化，还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女性的加入。消费的群体在迅速扩大。而且，与士大夫这样的精英群体不同，中产阶级接受的是平均化的国民教育，他们的品味和喜好也更标准化，是能够由大工业生产满足的。

第一财经：你书中写到的内容让我感到非常亲切，似乎就在眼前。一方面，这是因为你写的是上海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你书中提到的很多生动故事，都与眼下的情景非常相像。作为深入到那段历史中的学者，你是否也会在这种表面的相似之下，看到一些深层的、本质的不同？

连玲玲：我其实看到更多的是一个“延续中的断裂”，一切变得更为密集和强烈。消费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如果我们从明末开始讲的话，在中国，消费文化也同样经历了很漫长的变化。当然，这当中，会有一个转折点。19世纪百货公司出现，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

第一财经：百货公司从无到有，在中国发展了100年。现在，上海的百货公司经营也面临一些危机，著名的太平洋百货有门店关闭，许多百货公司被那种更大型的shopping mall取代。你怎么看百货公司现在的命运？

连玲玲：不光是上海，百货公司在全球都越来越难经营。难经营的原因是，消费者有了更多渠道去购买物品，网购越来越多。百货公司成本很高，网络的成本却比较低。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谈论的就是20世纪末百货公司会不会消失。不过，我觉得目前还不至于如此。在大城市，百货公司还是起到了定义城市文化和城市空间的作用。当然，对商人来说，百货公司不能只是文化资本，它必须转化为经济资本才行。我是做历史的，历史学家不太愿意预测未来，不知道将来它们会怎样，至少现在的确是非常困难的。

女性被物化的趋势越来越强

第一财经：你书中“消费的性别标签”这部分内容尤其精彩。这是不是你开始写这本书时就早已经关注的问题？

连玲玲：我博士论文写的就是性别问题，关于上海的职业妇女。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关注百货公司的女店员。开始写这本书之后，我才更多地关注到了百货公司与性别的关系。所以，我就打定主意，在这本书里，一定要写一章关于女性的问题。

第一财经：由永安公司创办的《永安月刊》是影响力比较大的杂志。当时，关于裸体写生到底是“淫”还是“美”，社会上有很多争论。杂志邀请艺术家黄觉寺写的文章，把“美”与“解放身体”联系在了一起，号召女性显露身体。他甚至把身体解放和“国运”挂钩：“她们为了耻羞，为了礼教，把胸前最美和健康之门关闭着，窒息着，整个的民族因此消沉，整个国运，为之积弱不振。”从这个角度看，消费文化是否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两性平等和性解放的推动力？

连玲玲：消费文化一开始并不是将男女平等作为目标。但是，为了让女性成为消费者，能够更多地消费，就需要让她们有自主权。并不是消费文化能够达成男女平等，而是它能够推动社会向那个方向靠拢一点。商业文化往这个方向去走，其实是鼓励消费。

第一财经：百货公司女店员是当时很受瞩目的人物，出现了“康克令小姐” （永安公司文具部门销售康克令牌钢笔的店员）“水仙花皇后”“袜子皇后”“奶包西施”这样的称号。她们学历高，漂亮，又抛头露面，很吸引男性顾客，也成了小报追逐的对象。左拉和张爱玲都曾在小说中写到女店员的恋爱故事。当时的百货公司，是否也为女店员提供了寻找情人的场合？

连玲玲：的确是有这样的现象。永安公司有“康克令小姐”，她们结婚、怀孕，都会被当做新闻来炒作。店员和男客人结婚的例子应该是有，但要新闻报道，我们才能知道。永安公司有一位“康克令小姐”就和男店员结婚了，但最终结局不是太好，婚姻没有维持下去。

第一财经：当时的女店员在整个社会处于怎样的阶层？

连玲玲：四大公司是特别的地方，他们对女店员的要求高一点，基本上要高小和初中水平。如果当时一般的店员，不是这样的要求。但是四大公司接待的主要是中上阶层的客人，所以1930年代，还是有考试的，考试科目就包括语言。当时，并不是所有女性都会说普通话。四大公司都是广东老板开的，他们聘用的店员也是以广东人为主。在公司里，很多人都说广东话，但也要会说普通话和英文。这是录用考试中就有要求的。

第一财经：我们印象中店员可能都是上海人，操着一口上海话，但其实很多是广东人。

连玲玲：广东帮是上海的一个很重要的商帮。当时，上海的移民是以男性为主。我现在有印象的那些广东女店员，是跟着父亲一起来上海的，算是第二代的移民。

第一财经：百货公司女店员在社会舆论中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连玲玲：店员还是处在中层。但和一般女职员不同的是，店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客人。当女店员还不是那么多的时候，她们本身就已经被商品化了。我在书里也写到，当时很多男性客人专门跑到店里去和女店员搭讪。所以，女店员这样的工作，在某些守旧保守的家长眼中，肯定不是特别好的工作，是一个比较次等的工作选择。

第一财经：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消费文化消弭了国族和阶层的界限，但强化了性别权力的运作。那么，100年来，这种趋势是减弱了，还是加强了？

连玲玲：一方面，女性是消费者，另一方面，她们也是职员。如果要和现在作比较，可以说，女性作为消费者，数量更多了，她们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女性作为职业者，人数也越来越多。所以，在整个消费文化里，女性的声音和自主性都越来越强。

但同时，女性被物化的趋势越来越强。女性被商家视为促销的对象，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而当女性被贴上了消费者的标签，其中的意义又是随着时间变化而不同的。现在，我们不会认为消费是负面的，但是民国时期，女性作为消费者的形象，却不是正面的。

《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连玲玲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2018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