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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那段历史，我们穿越时光的长河，重返那个令人永生难忘的年代，那是一段关于特务生涯的回忆，充满曲折与奇幻，充满了戴笠这位传奇人物的影子。

当时，我在临训班担任教官，而临训班这个地方充斥着一系列别开生面的规定，特务们，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学生特务，生活中被施加着种种禁锢。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那六条家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包括不准擅自脱离组织，不准在抗战期间结婚，不准随意外出活动，不准经营生意，不准贪污贿赂，不准随意回家住宿。这些规定对年轻的特务们来说，无疑是一种严酷的束缚，尤其是那个不准结婚的规定。

尽管这些规定对中下级特务们而言是“紧箍咒”，但对于将校级特务们却是“牙疼咒”都算不上。戴笠虽然制定了这些家规，却在实际操作中显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家规，我有幸亲历其境，和其他特务一样，我也曾受到这些规定的限制。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们都被戴笠所制定的家规所束缚，但对于那些大特务或江山派系的特务，却成了例外。黄康永曾经愤愤不平地说：“在这些家规之下，遭到不幸的，只是一些中下层的特务，许多大特务或者江山派系的一些特务，都成了例外。”

这六条家规，看似冠冕堂皇，实际上充满了许多不近人情的细节，特别是那个“不准结婚”的规定，让年轻特务们备受煎熬。

在这个严苛的环境中，我与临澧特训班的女学员粟燕萍谱写了一段不被理解的恋爱故事。虽然我们都是湖南人，但由于门不当户不对，年龄差距，戴笠当然知道“娃娃亲”纯属虚构，但他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我们结婚时送上了贺礼。

那个时候，粟燕萍是一位乡村"假小子"，而我则来自湘潭的“大宅门”，我们之间有着一百多里的距离。这种不合常规的恋情，实际上是戴笠眼中的“信以为真”。

我是戴笠的亲传弟子，而对于我们这些将校级特务来说，这些家规实际上并不适用。黄康永曾回忆说：“戴笠表面上不同意他们这样做，而实质上还亲自向他们贺喜。”

然而，戴笠的嘴甜心苦，尽管他似乎对这些规定漠不关心，却有着自己的矛盾和难言之隐。比如，他曾试图找借口干掉魏大铭，因为魏大铭不仅敢动戴笠的禁脔，还公开与之结婚。最令戴笠恼火的是，魏大铭居然还报请戴笠批准，最终，戴笠只好妥协，甚至送上一笔厚礼。这一幕令我不禁幸灾乐祸，魏大铭的胆量和智慧让他成功夺取了嫩肉，因为戴笠已无余力再去对付几副备用的‘待召’。

小人报仇从早到晚，而君子则报仇十年不晚。魏大铭最终为自己的勇气付出了代价：1945年，戴笠以走私罪将魏大铭拘捕，当时我认为魏大铭必死无疑，但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执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戴笠坠机的消息传到重庆时，军统特务们纷纷痛哭失声，唯有魏大铭仰天大笑。

虽然戴笠制定的六条家规在表面上似乎充满威严，实际上，他自己却违反了其中的每一项。不准经营生意、不准贪污贿赂，这些规定对于年轻的特务来说似乎是遥不可及的，而对于将校级特务来说，这些规定实际上是一纸空文。毛人凤和我自己也不例外，我们曾经从上海往重庆倒卖汽油，这项交易让我们获利颇丰。当时，我们以军统的名义采购汽油，运费为零，然后在重庆售卖，从中赚取了可观的利润。

军统的将军们似乎都能置之不理这些家规，戴笠自己也不例外，他以各种方式规避这些规定，似乎只为了自己的私利。然而，对于年轻的特务们，这些规定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特别令人难受的是，这些规定中不准结婚的规定，年轻特务们备受折磨。将军们不知饿汉子饥，而那些年轻特务则忍受着无法谈恋爱、结婚的苦楚。在军统局内，许多年轻男女特务不敢公开表达对这一问题的不满，但这却引发了众多两性问题，使军统局成为那些旷男怨女的聚集场所。

戴笠虽然在外表上是光鲜亮丽的，但实际上，他也在背后开设了一系列生意，包括涉足走私，这使得他同样违反了自己制定的家规。军统的高级特务们也不例外，他们纷纷涉足生意，违反了这些规定。这使得特务们不得不在规则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

在当时的特务界，种种规则和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那个时代变得异常复杂。这段历史的复杂性，以及那个时代特务们的生活，成为我们回顾的重要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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