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因为各种战争动荡的日子里，我党和不同的敌人之间，除了明争，还有暗斗。

暗斗的中心，就在与“特工”、“间谍”这些人身上。他们不仅仅只在影视剧里存在，在真实的历史中，那些有血有肉的名字，都用信仰和生命在地下为解放事业奋斗，有人献出了青春，有人献出了生命。

这种奋斗是真切的。

1946年，一对年轻夫妇还在享受新婚的甜蜜，他们刚刚完婚九天。新婚燕尔，姑娘心中还有许多美好的期盼，丈夫却突然告诉她，他要离开一段时间。

去哪儿？不知道。

去多久？不知道。

离开之前，丈夫只留下一句：“等我回来。”

说完，就这样走了。

这个男人叫谢汉光，几十年后，他被叫做“潜伏台湾时间最长的特务”。

1988年，台湾解禁，开放大陆探亲。彼时台湾人民里的许多老人，听到消息，老泪纵横。不久后，台湾回大陆的飞机、轮船上，多了许多面容沧桑，神色却像近乡情怯的小孩子一样的老人。

有多少老人，就有多少个人生，有多少个家庭的往事，有多少难言的世事变迁和历史沉浮。

谢汉光也是其中之一。

当年那些勇敢纯粹、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已经成了被人遗忘的历史尘埃。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自己，还有那些事，那些人。

一，

1942年，发生了一些大事。

这一年，陈独秀、茨威格离世，文化界失去了两位巨人。同一年，霍金、金正日、胡锦涛、温家宝出生，世界格局还没有因为他们开始发生变化。那一年，二战正打得激烈，人们第一次开始把“同盟”叫做“联合国”。

1942年，还发生了一件小事：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一个叫谢汉光的青年学生毕业了。

谢汉光的家境在那个时代很不错，衣食无忧，还有足够的家底送他去学习。谢汉光也没有辜负期望，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谢汉光去了农场工作。先去的是广西省农业实验场，后来因为工作表现优异，又被调去了黔贵铁路柳州农场做主任。

那个年代的青年们，深受新民主主义的影响，满怀着一腔澎湃的激情，想救国、救人民。谢汉光也不例外，还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对共产党员的身份心向往之。

在学校时也许没能接触到党员，但农场的工作让他真正接触到了当时在柳州、潮汕附近的一些党员和革命群众。那时候一些党员和革命群众深受压迫，谢汉光待人真诚，和大家又有共同的理想，就成了许多人的联络站。

当时很多从潮州、汕头等地疏散隐蔽到广西桂林、柳州等地的革命人士，都来过谢汉光工作的农场避难。谢汉光虽然一心想入党，但当时的情势较严峻，谢汉光还没能入党。

1944年，日军发动了豫湘桂会战。

西南一时间成了主战场，广西就是前线。十一月，柳州被日军占领，谢汉光工作的农场也没法继续下去了。谢汉光跟着人潮逃难，北上去了四川。在四川，他流离在高县和邛崃，最后在邛崃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做了一所学校的老师。

在四川教书谋生的日子里，谢汉光也想过入党，但因为情况依然严峻，没有成功。那时，谢汉光和党组织成员接触十分密切，不仅仅是他想入党，党组织也注意到了他。

1945年8月，日军战败投降。谢汉光离开了四川，去了当时各势力盘踞，关系错综复杂的香港。在香港，谢汉光与中共香港华南分局取得了联系。

这一次，谢汉光成功入党了。

党组织对待谢汉光的方式和大部分人不同，谢汉光的入党程序全部秘密进行，谢汉光也是那时候得知，党组织之所以注意到他，是给他安排了一个绝密、危险、重要的任务。

去台湾，当特务。

不久后，刚刚新婚九天的谢汉光，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行程。那时候他只给妻子说“等我回来”，没有人想到，这一走，就是几十年。少年变暮年，青丝变白发。

当时的谢汉光或许没有想这么多，或许是心中的家国情怀、信仰对他而言更为重要。他舍弃了小家，为了祖国的统一，只身奔赴尚未解放、水深火热的台湾。这种勇气不是每个男人都有的。

到了台湾，谢汉光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在基隆接头的中共党员钟浩东，钟浩东是台湾本籍人，当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基隆中学的校长。

在钟浩东的安排下，谢汉光进入了当地的林业实验所工作，就此潜伏下来。

谢汉光去到台湾后，陆续又有党组织的同志到了台湾。其中还有谢汉光当年在大陆时结交都的朋友梁铮卿和陈仲豪。

1947年1月和9月，中共香港华南分局陆续派遣了两位党员来到台湾。先来的是张伯哲，张伯哲到达台湾后，找到的接头人是谢汉光。在谢汉光的联系下，张伯哲后来被任命为中共台中工委书记，也是谢汉光的直接领导人。

9月，和谢汉光同校毕业的梁铮卿也到了台湾，后来也成为台中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跟梁铮卿同一月来到台湾的，还有谢汉光在大陆的老相识陈仲豪。谢汉光将陈仲豪交给了钟浩东，陈仲豪也就在基隆中学以教师的身份潜伏了下来。

在台湾潜伏的几年里，谢汉光和众同志为党组织获取了很多情报。彼时大陆正在打解放战争，谢汉光等人在台湾的情报为党组织创造了极大的价值。

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蒋介石准备撤退到台湾。在此之前，蒋介石令人清扫台湾的中共地下党，谢汉光等人的潜伏工作本来做得极好，但那时蒋介石的命令也下得很快。于是，震惊全台湾岛的“光明案”爆发了。

当时，身在基隆中学的陈仲豪、钟浩东等人，发动在校内校外发展的十几名地下党员，在学校旁边的一处山洞内印刷《光明报》，报纸上印着宣传革命的文章《做好准备，迎接台湾解放》。

没过多久，《光明报》席卷了台湾，各处都有报纸和革命标语。

甚至连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都收到了《光明报》。

蒋介石因此震怒，下令严厉追查《光明报》及其背后人士，白色恐怖一时间笼罩起了台湾岛。没过多久，台湾众多中共地下工作者陆续被捕，其中包括了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和时任台湾工委书记的蔡孝乾。

钟浩东被捕在蔡孝乾之前，被关押一年后，钟浩东在1950年10月光荣牺牲。据闻，钟浩东在就义时，依旧未曾露怯，是唱着最喜欢的《幌马车之歌》，迈着大步，踏上刑场的。

他的妻子自然知道钟浩东的身份，也跟他有着相同的理想。保密局特务审讯时，钟浩东妻子说：“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下第一滴血，我们是光荣地死！”

同在基隆中学潜伏的陈仲豪，因为不是台湾本籍，没有被查到。事发后，他立刻找到领导人张伯哲，张伯哲示意他一定要注意隐蔽，暂时不要离开台湾。后来，基隆中学再次被查，这次的对象正是外籍的教师与学生。

陈仲豪依然逃脱了。他先后投奔了谢汉光和梁铮卿，后来在梁铮卿、张伯哲的帮助下，乔装打扮、改名换姓，偷偷离开了台湾。飞机飞离台湾后，陈仲豪在汕头落地，成了在台湾的地下党人里为数不多的幸运儿。

白色恐怖并没有就此消失。

蔡孝乾被捕，是一件大事，因为他是台湾中共地下党里最高级别领导人之一。随后，更大的事情来了。蔡孝乾被捕后，选择背叛党组织，投靠蒋介石。他手里几乎掌握着中共地下党在台湾所有的重要情报、情报人员、秘密联络场所等重要信息。

蔡孝乾的叛变直接破坏了中共在台中的地下党组织。

蔡孝乾被捕后，谢汉光等人的身份也暴露了。

1950年，张伯哲、梁铮卿等人先后被捕，两人皆在台湾牺牲。据说，张伯哲在狱中等待死亡时非常的平静，狱友问他怕不怕，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谢汉光因为提前听到了风声，趁机逃走了。台湾军方的人抓捕了他很久，甚至派出了上千人，都没有下落。谢汉光仿佛一夜之间人间蒸发。

在台湾的文件里，关于谢汉光，最后只写了一句话：“谢匪汉光，迄未获案，希各有关单位注意追查。”

二，

谢汉光去哪儿了呢？

张伯哲、梁铮卿等人被捕后，谢汉光立刻乔装打扮，辗转各地逃避追捕，一直逃到了台东的大山深处。

在那里，谢汉光在一座小村落里住了下来。村落里大都是高山族人。谢汉光住进村里后，凭着自己农业方面的专业能力，让村里的收成更好了。当地人都很喜欢他。

那时候，台湾的风波人人皆知，村长或许也猜出了谢汉光的身份，但因为谢汉光的能力，和善良的人格，村长还是决定让他留下来。

那个村子里有位叫“叶依奎”的人失踪多年，谢汉光在村子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就被村长冠上了这个新的名字。从此，谢汉光就以“叶依奎”的身份在台东的小村里生活了下来。

台军的追捕不必再担心了，但大海的另一边，是自己的家乡、祖国，那里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当初一别，已经数年，这下更不知道要过多少年才能回到故土。

村长后来给谢汉光介绍老婆，谢汉光也婉拒了。

或许是因为，有些东西只要落在心里，就很难放得下。

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谢汉光，用着假身份、假名字，生活了三十八年。

1987年，台湾解禁。当时的谢汉光已经六十八岁，在台湾的四十二年里，他无时不刻不在想念祖国、家乡和亲人。

1988年，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的政策。谢汉光和众多在台湾的老人一样，迫不及待地买了回大陆的船票。当时的谢汉光没有自己的身份，他买票回家的身份是“叶依奎”。

回到广东丰顺县浦寨镇的老家，谢汉光热泪盈眶。

更让人热泪盈眶的是，他的妻子还在，甚至已经为他养育了几个孙子。这四十多年，妻子一直在等他回家。

因为四十多年前，新婚后的谢汉光，为了革命事业，离开前的那句“等我回来”。

一句话，就是一辈子。

回到祖国后，谢汉光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自己的身份。他先找到当地县政府，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情况，但谢汉光在台湾潜伏的时间过长，当年的种种人事都需要核实，是很难的工作。

于是当地暂未承认谢汉光的身份，只是每月给他120元的“困苦台胞”补助费。

谢汉光理解，并未抱怨。后来，他想到当年牺牲在台湾的战友张伯哲、梁铮卿，再次前去，将两人的事迹也上报，政府的回应依旧是“需要进一步确认”。

谢汉光失望了。

隐忍四十多年，换来这样的结果。不应该。

这时候，谢汉光突然想到一个人：陈仲豪。

陈仲豪回到大陆后，依旧做教师工作。他先在汕头的华侨中学担任教师，后来又在华侨中学担任校长。后来，陈仲豪还参与筹办了汕头大学。汕头大学成立后，陈仲豪担任了汕头大学图书馆的馆长。

谢汉光与陈仲豪再次相见时，陈仲豪泪流满面。过去了太多年，陈仲豪以为谢汉光也已经牺牲在台湾了。

谢汉光向陈仲豪讲述了自己和张伯哲、梁铮卿的身份不被认可的事后，陈仲豪立刻联合了多位老干部上书材料，为当年的老战友证明。

199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收到了材料，并高度重视。

不久后，组织部派人来到广东，对谢汉光、张伯哲、梁铮卿等人进行调查，最后确定了谢汉光的身份，确定了张伯哲、梁铮卿的烈士身份。组织上给谢汉光的补贴，也从120元的“困苦台胞”补助费，变成了离休干部待遇。

而对谢汉光而言，最最重要的，也许就是恢复了他的党籍。

两年后，或许是终于了却了一生的夙愿，谢汉光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终年75岁。

2021年2月，陈仲豪也在汕头逝世，终年98岁。

时间回到1988年。

那一年，谢汉光踏上了回乡的轮船，一个白发老人，却像个近乡情怯的孩子。

在谢汉光入党的香港，有一批新的年轻人，为他们唱了一首歌，叫《大地》。歌里唱着：

“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

“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

七年后，台湾有位著名导演了解到了那段岁月的故事，为当年迈着大步就义的钟浩东和妻子拍了一部电影，叫《好男好女》。

他们不是大人物，但为了理想、信仰、人民、祖国奋斗的勇气和信念，造就了他们伟大的一生。

这样的一生，值得被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