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和平演变”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战略性文化武器。核心是通过扰乱视听、扰乱民心、动摇敌对国国民信念，以及制造社会动乱以直接摧毁敌对国家的意志，最终实现其颠覆敌国政权的目的。

史料记载，“和平演变”源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原本是美国颠覆苏联政权的战略思维。由出身情报部门、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后来在外交舞台叱咤风云的杜勒斯，发起并积极推动。不久，由于红色中国的建立和快速崛起，杜勒斯将针对红色中国实施“和平演变”作为一个重点。

因为职业关系，杜勒斯不是放空炮。自二战末期开始，逐渐形成了“和平演变”战略战术体系。

在总体纲领上，杜勒斯将其定义为最高战略。他宣称，“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在可行性方面，杜勒斯胸有成竹。他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

在实施策略方面，杜勒斯不拘一格。他提出：

我们一定要在（对方）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

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

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

......

瞧瞧，抛开政治立场即可看出，这确实是一套高明且完整的套路。

随即，美国政要很快将“和平演变”转化为具体的措施和实践行动。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构建了一系列专业的“第五纵队”，以“自由”、“民主”、“人权”、“快乐”、“爱情”等名义，通过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进行渗透。且章法分明、资金雄厚、攻势凌厉，花样繁多。

1958年某一天，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内容后，毛泽东立刻警觉起来。那段时间，毛泽东一直高度关注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思维，对相关资料认真阅读，加上自己的批注，并指示将自己的批注连同杜勒斯的三次讲话的全文印发给相关人员。

自此，毛泽东不断在会议上对伙伴们发出防范“和平演变”警示。须知，那是1959年，举国上下极端困难的时期，是近忧连连的形势。

毛泽东提醒，“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

不久，1964 年6 月14 日，谈到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时，毛泽东忧心忡忡地指出：“帝国主义说，和平演变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讲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此后，在不同场合，对着不同对象，毛泽东多次警告人们：我们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毛泽东对这个“和平演变”的攻势如此忧虑和警惕，小题大做吗？

非也！这份忧心忡忡发自内心，且有根有据。

因为，他明白这是“攻心为上”的文化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招。

而且，深谙人性的毛泽东，深知对手此招确实厉害。

大家知道，人心是行为的大本大源，人心向背是在原始本性基础上、受舆论引导的。但是，尽管人性有善有恶，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即“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用俗语表达就是“学坏容易学好难”，这就使得美国的“和平演变”很容易生效。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领导的红色事业，推动的是“天下为公”的体制，倡导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理念，是大善之举。“和平演变”的攻心理念则是满足个人私欲的自由、维护权贵利益的弱肉强食，还有抛头露面的表演式民主，等等，均属于人性的恶点。

所以，对方出一分力，我方要出十分力，也未必能赢。

同时，共和国和平环境中生长的人们，没有在西方模式主导的社会生活过，不知道灯红酒绿的背后是什么，不知道绅士型笑脸的背后是什么，更不知道繁华背后大多数普通人的艰辛和痛苦，容易被表面的灿烂迷惑。

还有，“好了伤疤忘了痛”。即使是不久前有苦难的经历，也容易忘却，容易被纸醉金迷的表象蒙骗。

何况，对方借助先行一步发达社会的光鲜外表，占领舆情制高点，强势夺取和掌控话语权。将因为先行一步、强取豪夺的繁华包装成所谓民主自由的成果，用各色光鲜的名目包装“恶”的内容，以“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策逐渐侵蚀。

大多数人不会去深入思考和分析，无法辨识，容易误判、跟风叫好，进而被对方成功演变。

事实上，“和平演变”的双方打的是一种“不对称”战争。对方诱导、激发人性之“恶”，可谓“顺风顺水”，潜移默化十分容易。我方引导、巩固、升华人性之“善”，可谓“顶风逆流”，防微杜渐十分费力。

所以，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且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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