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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夷(出使西南夷: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政治家)

2024年01月11日 靓嘟嘟 浏览量:

提到司马相如,我们提及最多的是他文学家的身份和他与卓文君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我们往往都忽略了司马相如的另外一个身份:政治家。司马相如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在政治舞台上还是有所作为的,只不过因为他在文学上的突出成绩,导致我们对他恩政治做为并不关注。事实上,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将西南夷民族团结统一于大汉疆域,被称之为“安边功臣”,因而名垂青史。

初入仕途,司马相如并不被汉景帝赏识,直到自己的《子虚赋》被汉武帝看中,他才有了一展抱负的机会和舞台。

在汉景帝时期,二十多岁的司马相如用钱买了个武骑常侍的官职,但是这并不符合司马相如的志向,因此,司马相如常感叹怀才不遇。后来梁王刘武来朝,司马相如才得以和梁王手下的一些辞赋家结交为朋友。不久,司马相如推说自己有病,无法继续为官,随后离开了京城,他专门到了梁地和这些志趣相投的辞赋家公事,在这期间,司马相如创作了著名的《子虚赋》。

当时汉景帝去世,汉武帝刘彻继位,刘彻被《子虚赋》所打动,立即召司马相如进京。司马相如在刘彻面前侃侃而谈,司马相如说:“《子虚赋》并不算什么,只是描写诸侯王打猎的情景,请允许我为您做一篇天子打猎的赋。”于是司马相如做了内容上和《子虚赋》相衔接的《上林赋》,文采比《子虚赋》更加出色,且内容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靡为主旨,歌颂了建立大一统帝国的伟大事业,此赋奠定了汉代赋的基本主题,刘彻十分满意,立刻封司马相如为郎官,随侍在自己左右,司马相如也因此成为了汉武帝身边的近臣,能够参与最高的政治决策。

司马相如的抱负不仅在文学上,做为一个有追求的士人,要么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要么在政坛上叱咤风云。

司马相如不仅在文字上体现了自己的这种政治诉求,在行动中也积极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只做一个歌功颂德的文人,并不是司马相如恩理想,在这点上,司马相如和后来建安年间的“建安七子”一样,都有着强烈的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想法。有了这样的目标,也就是有了初心,下面需要的就是一个机会问题了,坚持的人,运气总不会太差。

建元六年,司马相如的机会终于来了,汉武帝要安抚巴蜀之民,需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给司马相如创造了机会的唐蒙,就是造成巴蜀动荡的罪魁祸首,他的急功近利,导致巴蜀地区的官吏、士绅、百姓个个人心惶惶。一切还要从开通夜郎道说起,这个主意正是唐蒙提出来的,目的除了为大汉开疆拓土外,也好谋求自己的功业。唐蒙上书汉武帝建议开通夜郎道,并列举了这样做的种种好处。汉武帝被唐蒙的说辞所打动,任命唐蒙为中郎将出使夜郎。唐蒙到了夜郎后,对夜郎候诱之以利、摄之以威,夜郎侯被厚礼所打动、被大汉的君威所摄服,便同意归附大汉,汉武帝于是在夜郎设犍为郡。为了打通大汉到西南夷的通道,唐蒙征发了巴蜀两郡的官吏士卒上千人,西郡又为唐蒙征调了水陆运输的人员有一万多人。唐蒙又用战时法规杀死了不服从命令的人,这让巴蜀两地的人大为震撼。汉武帝知道了这一情况后,便让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并告诉巴蜀百姓,唐蒙所作的事情并不是汉武帝的本意。

司马相如到达巴蜀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稳定的问题。因为巴蜀之民已经被唐蒙的铁腕手段搞得有点杯弓蛇影了,民心安则天下定,民心恐则天下危。司马相如在旅途中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草拟并发布了一张《谕巴蜀檄》的公告,并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稳定了巴蜀的民心。其中提到:

今闻其乃发军兴制,警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

司马相如说明了唐蒙用战时法规是不合时宜的,而且这也不是汉武帝的本意,打消了巴蜀之民的惊慌失措之念,稳定了巴蜀的局面。司马相如此次巴蜀之行,出色的完成了使命,让汉武帝对他刮目相看。

司马相如给汉武帝带回来一个重要情报,西南夷人看到夜郎归附大汉后,都有归附大汉的想法,这个时候我们要抓住时机,让大汉国威进一步得到弘扬。

汉武帝十分认同司马相如的说法,因此委任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去笼络西南夷。如果说上次出使巴蜀,是为了给唐蒙收拾烂摊子的话,这次就是司马相如建功立业的最好机会了。司马相如充分利用了自己的长处,他用一篇《难蜀父老》,以解答问题的形式,成功的说服了众人,打消了少数民族对于大汉的不信任,促成了他们和大汉合作,为开发西南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难蜀父老》

在《难蜀父老》中,司马相如先对大汉的发展做了一番赞美,特别是用了非常之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三个名词,通过这三个词,指出开拓西南夷就是非常之事,促成这件事的人汉武帝就是非常之人,干这件事就会建立非常之功,但是常人是不能一下子理解的,这也是非常之人和常人最大的区别,常人短视而非常人心存高远。而后强调了开疆拓土,交好夷狄的重要性。告诫巴蜀的士绅百姓们不要目光短浅,要积极配合国家的行动,保持上下一心,服务于大局,不要畏惧苦难和辛劳,要以国家大事为重。同时司马相如也暗喻汉武帝要抚恤百姓,南朝梁刘勰评价司马相如这篇文章说:

相如之“难蜀志”,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文心雕龙》

司马相如将自己的文学才华,在这篇檄文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这篇檄文在达到政治目的的同时也散发出了文学的光辉,成为了司马相如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最佳例证。因此,我们不应该忘记司马相如在文学家光环下,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政治家。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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