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来到富兰克林柯维领导力系列访谈，在本期的节目中，主持人斯科特·米勒（Scott Miller）将对话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与著名演讲家肖恩·阿克尔（Shawn Achor）。在此之前，肖恩已经撰写了多本家喻户晓的作品并在TDE的演讲中收获了超过2200万人次的观看量。他的新作——《大潜望》（Big Potential），通过对前沿科学的解析与作者丰富的人生经验的融合，阐释了依托潜能激发实现追求成功（success）与获得幸福（happiness）之间的有机平衡。在本期的访谈中，肖恩将首先为大家分享他的心路历程；紧接着，生动的案例与精准的数据将进一步解析他对于成功的洞察。（以下摘自访谈中肖恩的自述）

会有人问起：“肖恩，是什么让你放弃了在哈佛的学业转而投入到对于幸福的研究？”我总是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早年，在哈佛大学神学院，我研究基督教与佛教等宗教。“是什么使我们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又或是“世界观怎样影响着我们的行动”的哲学思考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一个偶然的契机，“什么使我们变得更加幸福”的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为了一个答案，此后的十二年间，我前往很多公司、学校调研，到过非洲的贫民窟，也去了儿童癌症病房。

在为这份事业的奋斗中，我的研究已然不再局限于实验室的三寸之地，它更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让我达到了乐以忘忧的境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进而开始探究幸福与商业的关系并尝试在实践中帮助他人。当2008年的金融危机来临时，我开始与一些银行一起，致力于帮助他们从困境中重启向前。

常识告诉我们：只有“高枕”才能“无忧”。我想说，人们是在从错误的维度来考量幸福。

流行文化营造了一种“一旦获得成功，幸福会相伴而生”的观点。打个比方，很多的职场人士、政府职员会认为，如果他们取得了某个职位，也可能是薪资的提升，那么他们就会找到幸福；作为家长，他们一般假设，如果我的孩子能够进入名校，他们与孩子都会更加快乐。

不幸的是，我的研究说明，成功并不能产生期望的幸福水平。与之相反，如果一个人能在压力中依然提高自身的幸福感与乐观程度，那么他才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让员工感受到最大的幸福、喜悦正当时，从而激发员工的更大潜能。

应当说，我的一切研究以及与企业的合作都始于两个故事。

其中之一是关于我父亲多年的研究领域，他在神经科学方面从事了长达三十余年工作，作为心理学的分支，这是一门枯燥的学科。正因如此，我也从没有对此产生过任何兴趣。直到两位研究人员发表的一篇文献指出：我们对于挑战性任务的认识取决于周边所处的环境。举例而言，在独自登山时，我们所“看到”的山峰将会比实际高出10%-20%。这也足以证明，任务的挑战性不仅仅是一个客观判断，更会受到全环境的（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影响，催化为一个掺杂感性的因素。

而另一个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萤火虫实验”则说明，当萤火虫独自点亮自身的发光器官时，交配的成功率只有3%；而当它们闪耀成为一片萤海，看似的竞争却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结果：交配的成功率高达82%！

也许我们仍在考虑物竞天择的理论；也许我们的组织还在尽力寻找“最优效能职员”期望单位产能最大化。其实，最好的发展之道是与相伴我们周围的生态系统一起发挥最大的潜力，达成最好的结果。换句话说，是互联分享了喜悦，而喜悦又促进成功。因此，我们找到了一种对全组织成员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增进相互联系进而提高周边同事的幸福感，从而更好地实现组织的发展与自我的潜能。

为了验证结论的可靠性，我在奥兰多的医院以及诸多企业开展了实地调研。其中，一家保险公司为期一年半的研究结果证明，通过互信互赖提升整体团队的幸福感，保险公司的业务成功率提高了50%，同时推动了营收的极大增长。可以说，社会的联系犹如一种长效粘合剂，将你我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同舟共济，共渡彼岸。

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是否意味着为了幸福，我们要选择性忽略组织与个人存在的问题呢？当然，答案是否定的。我所主张的乐观主义，准确的说，是一种理性乐观主义，而不希望滑入盲目乐观的境地（犹如成为鸵鸟，对企业与个人的发展遗患无穷）。

我常说：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在发现问题时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而非承认问题的存在与否。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都拥有同样的能力观察世界。只是悲观主义者倾向于将问题理解为恒久永存、不可解决的。面对困难，他们选择放弃而非迎难而上。但理性乐观主义者，则会持之以恒地致力于解决问题。

在迎接挑战的过程中，我们收获了幸福与成就感，又进一步地促进了事业的成功。就这一点而言，奥普拉·温佛瑞的想法（Oprah Winfrey，著名脱口秀主持人）与我不谋而合。在她的访谈节目中，我们相互分享了曾经笼罩着彼此的沮丧与挫败感。我将终身难忘坐客奥普拉脱口秀的经历，是一种彼此鼓励，是一段相谈甚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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