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李鸿章晚年因签署《辛丑条约》被国人斥骂为“卖国贼”，加之沙俄不断催逼其签署出卖东北权益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遂忧愤成疾，最终于1901年底不治身亡。李鸿章在弥留之际，回顾“义和团之乱”的经过，对始作俑者毓贤骂不绝口，痛斥其误国误民。那么，毓贤究竟是何许人也？他都做过哪些愚蠢、危险的事情？

毓贤，颜扎氏，内务府汉军正黄旗人，捐纳监生出身，光绪五年（1879年），纳赀为同知府，被吏部分派到山东做官。毓贤的仕途颇为不顺，在苦熬10年后，才得以出任署理曹州知府，当时年已48岁。毓贤出任曹州“父母官”后，很想在短期内做出一番成绩，以便实现转正乃至升迁。但事实证明，毓贤在曹州的施政情况，简直是一场灾难。

晚清时期的曹州民生凋敝，百姓无以为生，因此很多人便当了盗匪，虽然历任知府都严令缉拿，但每每劳而无功。毓贤为肃清盗匪，刚到任大肆逮捕、诛杀有“盗贼”嫌疑之人，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竟然处决2000余人，其中大多为无辜平民。经过大规模的屠戮后，曹州境内的“盗贼”近乎绝迹，而毓贤也由此获得上司的青睐。

凭借着在曹州的“优异政绩”，毓贤开始踏上仕途升迁的“快车道”，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便晋升为山东按察使，主管一省刑狱。在任期间，毓贤奉命镇压曹县、单县大刀会起义，同样把当地杀得人头滚滚、血路成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毓贤升任山东布政使，同年八月调任湖南布政使，十一月又署江宁将军。

毓贤调往南方任职期间，由于英、德两国竞相在山东夺取“租借地”、修建铁路、掠夺资源，并包庇纵容中国教徒作恶，因此激起民间强烈的排外情绪，大刀会、义和拳等组织随之而起，到处烧毁教堂、杀害传教士，从而引起列强抗议。为此，山东两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都因弹压不力而被革职，而由号称“屠伯”的毓贤接任，时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

毓贤到任之初，依然采取强力镇压的政策，先后8次下令不准民间私立大刀会、红拳会等组织，并派重兵剿杀义和拳。然而，这些民间组织已经遍布全省，人数多达数十百万，如果单纯用杀戮的问题来解决，只会激起更加强烈的反弹。与此同时，毓贤意识到教会势力在当地为非作歹、鱼肉百姓，而地方官在办理教案时又多对洋人曲意逢迎，心中甚是不平。

跟大多数满清贵族一样，毓贤是一个极端保守派，对洋人和本国的“洋务派”都充满了仇视心理。正是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毓贤对待拳民的政策很快由“剿”变为“抚”。当年七月，毓贤在“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三原则下，通令山东省内的义和拳、大刀会、红拳会等组织合并为“义和团”，并允许朱红灯所部建旗帜，皆署“毓”字。

在毓贤的纵容下，义和团在山东各地掀起大规模的“扶清灭洋”运动，烧教堂、拆铁路、剪电线、杀教士，并大肆迫害中国教徒。对此，列强以战争相威胁，要求清廷撤换毓贤。清廷迫于压力，在1899年底宣布将毓贤革职（次年初改任山西巡抚），随即改派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一到任，立刻下令清剿义和团，迫使拳民无法在山东立足，只能逃往直隶活动。

毓贤革职回京后，通过各种关系结识端亲王载漪、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等满清权贵，并向他们极言义和团“民心可用”，不应该剿除。稍后，毓贤在面见慈禧太后时，更是大谈义和团对清朝的“忠心”，并吹嘘他们都有“刀枪不入”的神功，无惧西方国家的洋枪洋炮，若能加以利用，必能将洋人赶出中国。

此前不久，慈禧太后密谋废黜光绪帝，改立载漪之子溥儁为帝，结果计划泄露后遭到列强的警告，为此心中甚是恼火。所以经过毓贤一番忽悠后，慈禧太后竟然真的下定决心，希望借助义和团来对抗列强。正是在这种思维下，义和团开始大批量的进入直隶、京津等地，到处杀害洋人和教民，并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从而引发八国联军侵华事件。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将毓贤列为罪魁祸首（毓贤在山西杀害传教士191人、教民及其家属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行为令人发指），要求清廷予以严惩。为此，慈禧太后在1900年9月颁布懿旨，将毓贤革职并发配新疆，次年2月又下令在兰州将其斩首。毓贤误国害民，将中国推向灭亡的边缘，李鸿章临终前对他痛骂不止，不是没有道理。

史料来源：《清史稿》、《义和团档案史料》 、《义和团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