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志学

家国情怀“义薄云天” “桃林山庄”儿女情长

1938年，为防日机轰炸，邓宝珊将自己的司令部移驻榆林城外。在榆林城东南二公里外，有一座庙宇叫金刚寺，邓宝珊部医院设在寺里。邓宝珊在附近修了些窑洞，上下两院，上边住警卫连，下面五孔自住，命名为“桃林山庄”，取唐诗之意境。桃林山庄几个字是请于右任先生题写的，镶嵌在中间窑洞的上方。后来又在窑洞两旁修了东西厢房，东房门额上邓宝珊亲笔题字为“朝爽”，西房门额上为“夕佳”，门前修了个小花园，打了一眼水井，不仅饮用还可以浇花。马占山在榆林疗伤时，就住在桃林山庄上院——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旧警卫连。在邓宝珊的提议下，马占山在榆林红石峡奋笔题写 “还我河山”，在红石峡摩崖石刻上熠熠生辉。

邓宝珊驻防榆林期间，夫人崔锦琴及四个子女生活在兰州，1941年，日寇轰炸兰州城，崔锦琴和允文、允武、倩倩两儿一女不幸罹难。邓宝珊获讯悲痛欲绝，三日粒米未进。勤务兵王焕文在焦急中想了一个办法，在送给邓宝珊将军喝的茶水中加了一些营养汤。朋友们经常探望相劝，邓将军对大家说：“不要担心，我要活下去，只是心里难过，过几天就会好的。”其时，榆林防务正紧，只得派崔夫人的外甥孙伯琦由西安到兰州办理了后事。四位罹难亲属的碑文是于右任先生所写，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在墓前也给立了碑，上书“义薄云天”四字。国仇家恨，共袭心头，其状甚惨，其情甚戚！诗人冯国瑞为此写下十分感人的诗句：“八年一腔家国泪，迸向军前洒征衣”。如果说痛失妻儿是邓宝珊的一大隐痛，1947年3月24日，邓宝珊次女邓友梅的离世，让白发人送黑发人，成为他人生中又一大隐痛。邓友梅生于陕西三原县。15岁北上延安，就读于陕北公学，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因身患肺疾，得到毛泽东主席关照，到榆林养病。名为养病，实则肩负统战重任，向其父宣传共产党抗战主张，给延安传递重要情报。在桃林山庄，父女相守最后的时光，也是最亲密融洽的时光，他们享受着难得的天伦，邓宝珊也在此时更进一步对共产党有所了解。邓友梅在临终一刻还在嘱咐父亲，要和共产党永远和平相处。女儿病殁后，邓宝珊将其安葬于“桃林山庄”的后山梁上，并亲笔题写“亡女友梅之墓”。

邓宝珊在桃林山庄度过十个春秋，多次在山庄接待中共派来的重要客人，有高岗、肖劲光、王震、袁任远、南汉宸、杨拯民、曹力如、刘文蔚等人，双方共同协商抗日事宜。著名导演应云卫去扎萨克旗拍电影《塞上风云》路经榆林，同行的著名演员有白杨、舒绣文、吴茵、黎莉莉、周伯勳、陈天国、周峰等。邓宝珊在桃林山庄招待了他们，同时陪同他们游览了镇北台、青云山等名胜古迹。桃林山庄下面地里有一眼泉水，清澈如镜，人、畜共饮，极不卫生。邓宝珊命人整修，上面用砖石圈起来，人吃的水从泉口接，另在下边修了个水池供过往牲畜饮用，起名叫民众泉，从此解决了当地群众吃水卫生问题。

全国抗战爆发后，邓宝珊以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和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的身份驻节榆林，以国民党将领而能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肝胆相照，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明确反对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有效削弱了蒋介石、胡宗南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陕甘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贡献。特别是蒋介石、胡宗南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困难，邓宝珊深明大义，消极对待蒋介石、胡宗南的命令，在边区南东西三面均受到围困的严峻形势下，唯有北线畅通无阻。八年抗战驻榆期间，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国共合作联合抗战，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习仲勋等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友谊。邓宝珊率部驻守榆林，始终与陕甘宁边区保持着政治互信、军事互助、经济互通、文化互融的良好友邻关系。邓宝珊团结率领驻榆林及绥远国民党北路军各部及内蒙古王公，密切配合八路军河防部队，积极开展对日伪的防御作战，有效阻止了日军“南下西进”战略，保卫了西北大片国土的安全，特别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为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