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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内则》曰:

“男女不通衣裳。”在礼法上严格规定了男女服制的界限。尽管历史上女效男装的行为不乏其例，但除唐代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外，其他时期则更多属于特例：女扮男装，大多出于隐藏女性身份的目的，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且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很不宽容。唯独唐代，女着男装不但是一种上行下效的通例，女子甚至可以自由搭配，将男装变成其展示女性魅力的华服。

学界对唐代女效男装进行过相关论述，从分析女着男装现象入手，探讨其形成的原因。沈从文先生指出身着翻领长襖、条纹裤及靿靴的胡服女子，即女扮男装，属于宫中身份较低的侍女。孙机先生则注意到男装女子仍保留发髻、花袴、线鞋等女性特征。冻国栋先生认为唐人女着男装多见史籍，尤其在玄宗朝十分普遍。荣新江先生总结唐代女扮男装之因，认为在尚武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唐代前期社会并不像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

01

考古所见唐代女着男装之现象

考古资料显示，唐初女子即有着男装之例，贞观十七年（643年）长乐公主墓出土的几件胡服男装女骑俑可以为证。当时，宫廷及贵族家中都有应景的男装侍女，其职责所在与正常装扮的侍女无异，而她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皇室及贵族猎奇的趣味。

这些男装的侍女在装扮方式上也各有区别，或头扎幞头、身着长袍、脚穿长靴，完全模仿男性打扮；或头缠抹额、身着袍服、足踏鞋靴，作不拘随意状；或头梳女髻、身着男袍、足穿绣鞋，娇媚中不乏英气；或头戴胡帽、身着胡服、脚踏胡靴，通身模仿胡人。

幞头袍服装扮的宫女或许就是“裹头内人”，《资治通鉴》唐德宗兴元元年条胡三省注曰：“裹头内人，在宫中给使令者也，内人给使令者皆冠巾，故谓之裹头内人。”然而实际上，早在高宗、武后时代，唐代宫廷中就已经出现专门着男装裹幞头的宫女，例如永徽二年（651年）段简壁墓（图一：1）、龙朔三年(663年)新城长公主墓（图一：2）、总章元年(668年)李爽墓（图一：3）、麟德二年(665年)李震墓、咸亨四年(673年)房陵大长公主墓、上元二年(675年)李凤墓等一批葬于高、武时期的皇族贵戚，其墓葬壁画中均有幞头、袍服、长靴装扮的侍女。

图一　唐墓壁画中幞头袍服男装侍女

1.段简璧墓壁画男装侍女　2.新城长公主墓壁画男装侍女　3.李爽墓壁画男装侍女　4.燕妃墓壁画男装侍女　5.阿史那忠墓壁画男装侍女

初唐，男子袍服在既有基础上增加装饰，其上加褾、襈，袍下加襕。《新唐书·车服志》卷二四载：“（太宗时）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之服。……诏从之。”同卷又载太尉长孙无忌之议：“服袍者下加襕。”袍服加褾、襈是指在男子袍服的领、袖及衣襟边缘处加锦边，袍下加襕则是在袍服下摆处加横襕，西安南里村韦泂墓壁画男子像，其领、褾、襈皆以锦制作。

据考证，这种以锦饰边的风格源自中亚，今乌兹别克斯坦萨撒马尔罕北部的阿弗拉西阿卜(Afrasiab)古城址，考古发现的7世纪中后期粟特壁画，其中有类似的胡服。因此，袍服加锦边，乃是唐人对粟特服饰的借鉴。裳用横幅谓之襕，乃效法古制“上衣下裳”之意，袍下加襕也并非唐人首创，《旧唐书·舆服志》载：“晋公宇文护始命袍加下襕。

”宋代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二“饮食衣服今皆变古”条曰：“后魏胡服，便于鞍马，遂施裙于衣，为横襕而缀于下，谓之襕。”可见，北周始创襕袍，隋后因袭之，潼关税村隋墓东西墓道所绘出行仪仗图的仪卫武勇皆身着加襕之袍，因此唐初的襕袍乃是继承旧有服制而已。

男服服制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在男装女子的服饰上，仅在唐代壁画中，就有数量众多身着褾襈袍及襕袍的男装侍女。例如乾封二年（667年）韦贵妃墓前甬道西壁南间壁画男装侍女，着橘黄窄袖袍、袍下摆处加襕（图二：1）。开元二十五（737年）贞顺皇后墓石椁线刻男装侍女，着领阔袖袍、袍下亦加襕（图二：5）。薛儆墓石椁线刻男装侍女（图二：2、3）袍服领、袖处加饰锦边，装饰效果鲜明，乾封至开元年间男装侍女所着皆与此相类。

相对而言，着襕袍的侍女却屈指可数，目前仅见韦贵妃墓壁画侍女及贞顺皇后石椁线刻侍女身着襕袍。而与此相象相反，唐代男性则多着襕袍，唐墓壁画有数量众多的仪卫或宦者身着襕袍，着褾襈袍者反而数量不多。这种现象或可说明男装侍女并非一味模仿男性穿着，而是有选择地穿着符合女性审美眼光的男式服装。

图二　幞头袍服男装侍女

1.韦贵妃墓壁画男装侍女　2、3.薛儆墓石椁线刻男装侍女　4、5.贞顺皇后墓石椁线刻男装侍女　6、7、8.李宪墓石椁线刻男装侍女

男装女子也会模仿男子更加随意的穿着，科头露紒，仅束陌额。如永徽二年（651年）段简璧墓第五天井东壁小龛南壁画侍女束红带花陌额，着淡绿色袍，腰挂袋囊，红绿相间条纹裤，足穿绣鞋（图三：1）。

龙朔三年（663年）新城长公主墓第四过洞西壁壁画侍女，着淡黄长袍、条纹裤，额际缠花陌额（图三：2）。乾封二年（667年）韦贵妃墓墓室南壁后甬道口西侧壁画侍女，束白色陌额，着紫袍黑靴（图三：3）。光宅元年（684年）安元寿墓壁画侍女，长袍黑靴，头束红色陌额（图三：4）。

陌额本是唐代军中及仪卫装束，主要为标识身份，故色彩醒目鲜明。《新唐书·娄师德传》载：上元初娄师德奉命招募勇士讨伐吐蕃，“乃自奋，戴红抹额来应诏。”章怀、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仪卫所系抹额，颜色各有差别，陌额缠束在黑色幞头之外，以较宽幅的布帛向后将额头裹住，又从脑后绕上额顶扎成结（图三：6）。

众侍女皆科头露紒，无有幞头，直接将陌额缠于额间，与章怀、懿德墓壁画仪卫陌额完全不同，却与在洛阳东北郊初唐墓发现的男侍从俑之陌额一致（图三：5）。或许因为军士及仪卫色彩鲜明的陌额主要为标识之用，所以才会缠束在幞头外边，而对于职责主要为听候主人调遣的侍从而言，缠陌额则主要为防止鬓发松散，因此两者才会有所不同。缠陌额的男装侍女虽然发型简单，但是也会在方寸之间加以装饰，新城长公主墓侍女头缠红底白花抹额，便是点睛之笔。

图三　唐代束陌额人物

1.段简璧墓壁画侍女　2.新城长公主墓壁画侍女　3.韦贵妃墓壁画侍女　4.安元寿墓壁画侍女　5.初唐洛阳东北郊墓出土男俑　6.章怀太子墓壁画仪卫

02

男装女子的女性特征

唐代的男装女子，往往会保留部分原先的女性装扮，不但在妆容和发型方面凸现女性特征，即使身着男式袍服，也会混搭部分女装。唐墓壁画中常见男式袍服下穿条纹裤及女式便鞋（线鞋或锦鞋）的男装侍女，如新城长公主墓壁画侍女，黄色袍服下露出条纹裤角，足穿浅色线鞋（图三：2）。

总章元年(668年)李爽墓墓室东壁吹箫侍女，紫袍下着条纹裤及线鞋（图一：3）。燕妃墓（图一：4）、阿史那忠墓壁画男装侍女（图一：5）、薛儆墓石椁线刻男装侍女（图二：3）皆身着男式窄袖袍服，袍下着条纹裤及线鞋或锦鞋。这类装扮也是男装侍女最常见的形象，在业已发现的考古资料中占绝大多数。

条纹裤是唐代宫廷女子惯常穿着的下裳，长乐公主墓出土的裙装女骑俑，裙角下即露出一截条纹裤，传世唐阎立本《帝王步辇图》，抬起御辇的众宫女，为了行步之便，特意在腰腹之间束带以提高裙摆，露出一截红白条纹裤角（图四）。以上裙装宫女，皆于裙内着条纹裤，显系女装无疑。

图四（传）唐阎立本《步辇图》肩负步辇的宫女

线鞋也是唐代女子惯常穿着的轻便鞋履，《旧唐书·舆服志》载：“武德来，妇人著履，规制亦重，又有线靴。开元来，妇人例著线鞋，取轻妙便于事。”196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M128曾出土唐代麻线鞋，鞋长28.5厘米、宽8厘米，以粗麻线织成厚底，细麻线编织鞋面，上面缝缀鞋带（图五）。这种鞋样与唐墓壁画中侍女所着如出一辙。男装侍女穿着条纹裤和线鞋，其实正是采用了“混搭”的穿衣法，在穿着男装的同时仍保留部分女装。

图五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M128出土麻线鞋

除服装外，男装女子在化妆及装饰等其他方面也颇费思量。唐初，身着男装的侍女所表现出的女性特点尚不甚显著，基本妆容清淡、衣饰朴素，而早期的研究者甚至会因其服饰而误判人物性别。但经过高宗、武后时期的演变，女性特点越来越明显，盛唐时期，这一趋势达到鼎盛，男装侍女不但浓妆艳抹，发型衣饰也繁花似锦，将女子的艳丽表现得淋漓尽致，亦是表现盛唐风貌的奇景。

在发型上，男装女子仍保留女式发髻，如咸亨三年（672年）燕妃墓甬道东壁红袍侍女，脑后梳角状发髻（图六：1）；咸亨四年（673年）房陵公主墓紫袍侍女，发顶梳丫髻（图六：2）；光宅元年（684年）安元寿墓出土三彩男装女俑，发顶梳圆髻（图六：3）；阿斯塔那72TAM187出土唐代绢画两侍女，其一梳双髻，垂于双颊，其二梳高髻，髻插花饰（图六4、5）；开元九年（721）薛儆石椁线刻侍女头盘高髻，髻束发带（图六：6）；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贞顺皇后墓石椁线刻侍女，头梳双角状发髻（图六：7）。以上男装侍女发髻各异，既有少女之丫髻、双髻，也有翠钿珠饰之高髻，都是唐代流行的女子发式，尽管身着男服，倒也不失其美。

图六　梳髻男装侍女

1.燕妃墓壁画侍女　2.房陵公主墓壁画侍女　3.安元寿墓出土三彩侍女俑　4、5.阿斯塔那72TAM187出土绢画侍女　6.薛儆墓石椁线刻侍女　7.贞顺皇后墓石椁线刻侍女

男装梳髻侍女，最常见的一种发型是被称为“反绾髻”的发式(也有研究者称其为“双心髻”)，正常女装侍女也常梳这种发型。这种发式是将头发归拢至顶，再分为两股，相互纠结盘绕成交叉状的双髻，形成所谓“反绾头髻盘旋风”的样式。契苾明墓（图七：1、2）、章怀太子墓（图七：3）、永泰公主墓石椁线刻侍女（图七：4、5）以及韦泂墓石椁线刻侍女（图七：6、7、8），均作着男服、梳反绾髻装扮。

图七　梳反绾髻的胡服男装侍女

1、2.契苾明墓石椁线刻侍女　3.章怀太子墓石椁线刻侍女　4、5.永泰公主墓石椁线刻侍女　6、7、8.韦泂墓出土石椁线刻侍女

在妆容上，盛唐时期的男装侍女多浓妆艳抹，描眉点黛、敷粉施朱的形象在唐墓壁画中表现得最为直观。除此以外，在妆饰的细节方面也体现出女性的细密心思。前文所见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李宪墓石椁线刻幞头袍服侍女，其中一持扇侍女，额间点缀一圆形花靥，另一叉手侍女，妆容与前者相似，惟额中点花状妆靥，幞头上还另插一枚花饰（图二：6、7）；此外，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贞顺皇后石椁线刻幞头襕袍持笛侍女，额间亦点一圆形花靥（图二：5），相比于浓妆盛饰，细节处的点缀似乎更加清秀不俗。

在衣纹上，袍服靿靴的男装侍女，袍服虽无纹饰但大多色彩鲜明，以朱、紫最为常见。此外，也有袍服上饰花纹者，如前文所见安元寿墓出土三彩女俑（图六：3）、阿斯塔那72TAM187出土绢画高髻侍女，所着袍服皆遍饰团花（图六：5）。贞顺皇后石椁线刻侍女袍服则饰阔叶牡丹花，望之异常醒目（图二：4）。持笛侍女其靿靴也带牡丹花纹，一改以往所见男装侍女多着皂靴之形象（图二：5），这在目前的考古材料中也不多见，或许代表了盛唐时的大内“宫样”。

03

胡风影响下的女效男装现象

唐人好胡风，男装侍女也常以新潮的“胡样”登场，身着胡服、头戴各式胡帽。胡帽一般使用锦缎制作，帽身高耸、帽顶略呈尖状，其上装饰或繁花锦饰、或嵌宝镶珠、或附加毛皮滚边，样式大都能从考古资料中找到实例。

例如麟德元年（664年）柳凯墓出女俑，头戴白色弧顶前后卷沿帽，前沿翻卷呈三角形，身着红色圆领窄袖胡服（图八：1）。长安三年（703年）张礼臣墓出土绢画侍女，头戴无沿护耳高顶锦帽（图八：2）。神龙二年（706年）章怀太子石椁线刻侍女，胡服胡帽装扮，锦帽饰联珠纹（图八：3）。景龙三年（709年）安菩墓出土彩绘女俑，身着翻领窄袖胡服，头戴无沿圆顶胡帽，帽饰忍冬纹（图八：4）。

开元二年（714年）杨谏臣墓出土彩绘胡服女俑，头戴卷沿高帽，沿作三瓣状，上绘花纹（图八：5）。开元六年（718年）韦顼墓石刻胡装侍女，头戴无沿尖顶胡帽，沈从文先生认为此乃“浑脱金锦帽”（图八：6）。

图八　胡服胡帽侍女

1.柳凯墓（664年）出土女俑　2.张礼臣墓（703年）出土绢画侍女　3.章怀太子墓（706年）石椁线刻侍女　4.安菩墓（709年）出土彩绘女俑　5.杨谏臣（714年）墓出土彩绘女俑　6.韦顼墓（718年）石椁线刻侍女

需要说明的是，唐人所谓“胡人”，在广义上指西北地区所有的外番人，而狭义的胡人则主要是操伊朗语的波斯人、粟特人以及西域人。更狭义的“胡人”则专指粟特人，因为粟特人在西域、中亚及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中人数最多，与唐人密切往来的胡人也绝大多数为粟特人。因此，文献中所谓“胡服”，实则为粟特人的服装。

敦煌吐鲁番出土4-7世纪的衣物疏中，常有称作“尖”的名物条目。如《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缺名随葬衣物疏》载：“绀綪尖一枚。”《北凉真兴七年（425年）宋泮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载：“故钳（绀）尖一枚，故白尖一枚。”《北凉缘禾六年（437年）翟万随葬衣物疏》载：“故帛尖一枚、故綪尖一枚。”《高昌义和四年（617年）六月缺名随葬衣物疏》载：“紫罗尖一。”所谓“尖”，即一种尖顶的胡帽，其形或许与上文安菩墓出土女俑及韦顼墓线刻侍女所戴之胡帽类似。

胡装女子身着的服饰其实也属于男装范畴。尽管唐代胡姬服饰形象因为缺乏直观的考古材料，无从对比，但Finna J. Kidd 女士对撒马尔罕粟特服饰进行的相关研究，认为粟特女子常身着圆领窄袖、长及脚踝的衣袍，外罩长披风。唐代胡装女子的服饰与之大不相同，反而与唐代男性胡俑的装扮大致相类。只不过，女子穿戴的胡服胡帽显然经过改良，更趋向女性的审美特点，在颜色与装饰方面较之男性更加鲜明绚丽、花团锦簇。

胡服的流行或许也与唐代宫廷盛行柘枝舞和胡旋舞不无关系。唐人诗歌中多有相关描述，白居易《柘枝姬》描写跳柘枝舞的舞姬装扮，曰：“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一作钿）雪面回。”即头戴装饰金铃的胡帽。另有《柘枝词》曰：“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此缀珠之绣帽，应该与前章怀太子石椁线刻侍女之胡帽相类。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胡腾舞》曰：“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氍胡衫双袖小。”李端《胡腾儿》（一作歌）则曰：“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编。”描述胡旋舞者的装扮，以华丽的“织成”锦制成的尖顶胡帽，同样点缀珠饰。

以上诸文士之诗文均作于中晚唐，其时，历经安史之乱的浩劫，人们对于胡服胡帽的热忱已经大为收敛，《新唐书·车服志》载：“士女衣胡服，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战乱的沉痛打击，使得人们对“胡”产生抵触情绪，这种心态在其对胡服的取舍方面，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安史之乱之前，宫廷中任尚司典掌之职的宫女在履行职责时均可穿着胡装，唐代皇室贵族墓葬中出现大量手持包裹、如意、团扇、胡瓶等物件、穿戴胡服胡帽的女子即可为证。而在此之后，唐代宫廷中胡服侍女已属罕见，只有在特殊场合才会穿着，譬如宫廷舞者只有在表演胡舞时方穿戴胡装。

04

唐代女着男装原因分析

唐代女子穿着男装的现象说明，女效男装已不单是个人特例，更上升至社会现象。这一风潮源自宫廷，之后自上而下传至民间，《旧唐书·舆服志》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新唐书·车服志》载：（中宗后）“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前文所述，唐初宫廷中的“裹头内人”，已开唐代女着男装之先例，时至盛唐，尤其是安史之乱前，这一现象臻于鼎盛。

总结唐代女着男装风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唐代勇于进取的精神构成时代大背景。

唐代的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能事，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人进取精神无论是在对外来文化的态度还是对于女性的约束，在历代王朝中都是积极且宽和的。在这种时代风貌下，各种域外事物大量输入，致使唐人大有胡气。同时，社会对于女性的束缚较为宽和，女子之所以能够靓装露面、骑马出行，无疑是宽松的社会环境使然。

其二，唐初大量胡人入唐为直接原因。

唐人热衷胡服与唐初大量胡人入唐有直接关系，当时长安、洛阳、敦煌、吐鲁番等地是胡人聚居地，同时也是重要的考古发现地。这些远道而来的异域胡人（主要是指伊朗系统的粟特人）载歌载舞进入大唐社会，他们的衣冠配饰也迅速成为唐代男女效仿的对象。

其三，唐人特殊的审美眼光是最现实的原因。

唐代女效男装，曾被视为是女子地位提高的表现，但这种观点近年受到质疑。尽管唐代社会对女子较为宽容，而政坛上也出现过一段女子执政的红妆时代，权倾朝野的太平公主本人就曾“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但若将女效男装拔高到挑战世俗男权的程度，则显然与史实不符。唐代女效男装，从考古资料上看，无论是壁画中的男装女子还是男装女俑，均出自唐代高等级墓葬，她们大率面目柔顺恭谨，或敛手袖中、或捧物执事，表明她们属于侍女之类，身份上隶属于达官显贵。

男装侍女最初出现在唐初的宫廷中，作为皇亲国戚的侍女仆役，其着装应该是为了满足主人的审美眼光，而非出自个人好恶。至于盛唐时期士庶之家的女效男装，也是上行下效的结果。胡服女子的出现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唐代贵族好胡风，因此侍女也应主人的喜好身着异域胡装。即使如太平公主般尊贵的女子身着男装，也是不过是“上可兼下”的区区个例。所以，女效男装不足以视为挑战世俗男权现象。

05

余论

安史之乱以后，华夷之别骤增，胡服被视为“服妖”，包括胡装女子在内的男装女子均难觅踪影。《唐语林》载武宗王才人曾着男装，这已是难得一见的稀罕事。后世王朝宫廷中虽也有男装袍服的宫女，如金代服侍后妃、名为“假厮儿”的男装侍女，以及明代宫中的“冠服宫女”，但无论是数量还是社会影响，显然不能与唐代相提并论。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01期)

来源:中国文化基金会

编辑:Tiramisu(Y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