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应红

冯骥才、蒋梦麟、施蛰存、丰子恺、冯雪峰、戴望舒等文艺大师，单独来看，每个人本身就是现当代文学史、文化史中耀眼的星斗，聚集在一起，我们的眼前必然会展现一道靓丽的风景。从地理上聚拢这些“前辈”，继而调整焦距，学者李辉在他的文字镜像中呈现出了“浙江文人”的风貌，《潮起潮落——我笔下的浙江文人》这部作品也就为浙江——这块孕育江南文化的秀美大地平添了一座人文景观。

李辉在呈现这些文艺大师生平事迹的时候，主要将人物放置在上世纪50年代“反右倾”到“文革”结束这段历史时期。风云变幻的沧桑历史和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彼此呈现，相互附彩，形成了一个共建同构的过程。正如李辉在《凝望雪峰》中写到冯雪峰和周扬重逢时所说：“我设想，如果抽出半个世纪左翼文人的争斗，抽出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不同人物的、循环往复的悲剧，那么历史的画面中还剩下什么呢？文学创作的殿堂里还剩下什么？许多人的智慧、才华乃至精力，究竟抛向何处，这种抛掷意义何在？一个个悲剧的发生有什么必然，有什么代价？”可以说，当人物命运在历史的迷雾中磕磕绊绊前行时，历史也因为这样一大批倔强、坚韧的生命而云蒸霞蔚。

李辉在如数家珍地呈现这些大师在这段历史中的坎坷命运时，让我们有了一个更准确地了解文、艺背后人、物的切口。文艺不再是一种静态的被看，而变成人、文互动的展演。从这个意义来说，李辉用他了解的“掌故”和对庞杂史料的分析丰沛了现当代文学史的长河。

例如从《冯骥才：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来看，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冯骥才的《挑山工》《珍珠鸟》《铺花的歧路》《雕花烟斗》《神鞭》等作品以及他是个画家，李辉在这篇记述中对与他交往“三十”年的“大冯”进行了“爆料”。阅读这篇文章，可以了解冯骥才先生卓越艺术成就背后的秘密。冯骥才曾经是文学浪头的弄潮儿，他用笔记录时代，也用脚寻找大地上的美丽。

我们也从李辉的记录了解到，冯骥才的创作是从虚构文学写作到非虚构文学写作的转化，促使这种转化的动因就是“我没有权利放弃这使命”。这“使命”就是用“诸多历史细节丰富时代记忆，为历史存照”。

从文学转向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能体现这位艺术家所“拥有的强烈使命感”，从《为未来记录历史》中我们就会看见冯骥才风尘仆仆走在大地上的坚实脚步和在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神圣使命促使下发出的紧迫呼声。

李辉对冯骥才的传记，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经历了历史和自然地震的浙江籍文艺家的灵魂肖像和精神担当。

通过厚实的史料和实际的交往（包括对传主后辈及生前的亲朋好友的访谈），一个个不负韶华、无愧祖国的伟大灵魂跃然纸上：在烽火硝烟中追逐“西学东渐”教育梦想的教育家蒋梦麟；特立独行、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通才”施蛰存；在历史的“漩涡”中坚守“助人亲善，教人团结”的一代漫画大师、散文家丰子恺；嬉笑怒骂、谈笑风生、“活得乱七八糟”的作家黄宗江；刚正不阿、桀骜不驯，具有艺术家气质的政治家冯雪峰以及著名诗人艾青、报告文学家徐迟等，随着这段历史的烟消云散，他们终究成为我们仰望的“风雨中的雕像”。

另外，李辉以传主为中心，勾连出与之相关的其他文化前辈以及传主在现实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细枝末节，深刻、生动地展现出“一代文人与文化的兴衰、与历史的悲欢离合之间的关系，写出欲说还休的意味”。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潮起潮落——我笔下的浙江文人》这部作品展现出的浙江文人“群像”又有什么共同脾性呢？

不争的事实，浙江自古就是“盛产”文化名人的宝地，风光秀美、物产丰饶的吴越大地，必然是孕育灿烂文化的土壤，而文人作为创造文化的主力军，在创造文化的同时也被文化塑造着。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来看，鲁迅作为“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中坚倡导者之一，弃医从文，以投枪匕首式的文笔开始针砭时弊，举起了改造国民性的大旗。而之后，由于历史的环境不同，茅盾、巴金、丰子恺在继续通过文学强势介入现实的同时，也表现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两面性。这或许是一般文人普遍的特性，但在浙江文人的身上似乎体现得更加明显。这种“适时”的调整或许就与浙江的地理因素有关。

浙江临海，海岸线绵延6400多公里，其中河流纵横，湖泊星布，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有乘风破浪、急流勇退的性格。而浙江又因为气候湿润，风景优美，人的天性又会因为大自然钟灵明秀的浸润形成吟风弄月、多愁善感的诗意情怀。我们通过李辉展现的这些浙江文人的“群像”就能清晰地看到这矛盾而又统一的双重性格特点。

从整体上看，黄宗江、郁风、艾青、戴望舒、徐迟、徐志摩、邵燕祥等文学家更多展示出的是文人的单纯、率真、敏感、忧郁的性格。而冯骥才、蒋梦麟、丰子恺、冯雪峰、何满子等人在天性中多了一点激进、耿直、积极入世的特点。

从个体角度看，积极入世和无奈出世这两种人生态度在浙江文人身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祖籍在浙江的巴金，既能在激荡变动的历史时期写出“激流三部曲”，也能在“文革”结束后写出自我剖析式的《忏悔录》。

这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我们或许在冯雪峰的身上看得更加清晰一点。冯雪峰既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文学家。作为一个政治家，冯雪峰参加过长征，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又是“毛泽东和鲁迅在感情上有了沟通和共鸣”的“纽带”人物。长征结束后，受中央委派，在上海等地开展工作，并得到了赞许。而从其因为国共两党在庐山谈判中不能接受中共代表团的一些意见执意“回家”的“四点”理由来看，他身上又表现出一个文学人的单纯和性情。李辉这样说：

尽管他是少有的经历过长征的作家，尽管在上海一度担负着一个政治家的重要职责，尽管他毕生都未曾放弃过革命理想，文人气却丝毫没有因为战争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激烈而减少。一旦他对某件事情不理解，或者不满，他不会如同真正具有政治家气质的人那样，将个人色彩淡化到最低限度，让个人性格、个人情绪，完全消融于政治需要之中。在这件事上，他甚至与一般意义上的党员也有区别。他看重的是自己的情绪，是个人的选择。

（《潮起潮落——我眼中的浙江文人·凝望雪峰》）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个“咏唱青春的‘湖畔诗人’”在被激怒后“气得跺脚，暴跳如雷，破口大骂”的一系列“过激”行为。

再看凭借一首《雨巷》彪炳文学史册的著名诗人戴望舒。他的笔下能写出“撑着油纸伞”，“ 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带着凄美审美理想的诗歌，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走出自己人生的“雨巷”。当李辉无意中从冯亦代先生手中得到几页关于戴望舒的“史料”的时候，一桩在文学史上被忽略的公案大白天下了。这几页“史料”复原了一位诗人卷入一场政治风波后被“误解”的真相。从整个历史来说，个人的所有屈辱、抗争都是无足轻重的。但对于个人来说，历史附加给他的些许“不公”，或许就是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戴望舒的“辩白”，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显然是苍白无力的，但是，阅读这份珍贵的《辩白书》，我们依然能听到激荡在一个诗人心胸中汹涌澎湃的涛声：

也许我没有牺牲了生命来做一个例范是我的一个弱点，然而要活是人之常情，特别是生活下去看到敌人的灭亡的时候。对于一个被敌人奸污了的妇女，诸君有勇气指她是一个淫妇吗？对于一个被敌人拉去做劳工的劳动者，诸君有勇气指他是一个叛国贼吗？我的情况，和这两者有点相似，而我的痛苦却是更深沉。

（《戴望舒：走不出的雨巷》）

那是一种欲哭无泪、欲说还休的深沉无奈和巨大痛苦。

归根结底，他企图用喃喃自语式的“辩白”证明自己不是“附逆汉奸文人”的努力是徒劳的。但是我们对写《雨巷》的戴望舒和写出《辩白书》《狱中题壁》《等待》《我用残损的手掌》的戴望舒做一比较就会发现，戴望舒身上有着多愁善感与金刚怒目并存的矛盾性格。这既与自身的天性有关，也与浙江文人身上普遍存在的矛盾性格一脉相承。

恕不赘述，正是这些性格中的矛盾，在此隐彼显中，让出生在吴越大地上的文人的生命有了活力、伟力、热力，对这种活力、伟力、热力的生动描述，也让李辉的传记书写有了内在的张力。

逝者如斯，浙江文人作为现当代文人的一个缩影，李辉对浙江文人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文人”在沧桑历史中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书信、口述、转述、日记的非虚构书写态度也强化了人物、事件的历史真实性和形象生动性。这种书写方式也让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艺术史、文化史有了别开生面的解读路径。

潮起何曾落？浙江文人穿过历史的迷雾跃然纸上的时候，伴随而来的将是我们对现当代文学史中一个又一个问题的重新思考和解读。（蒋应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