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孙颙 作家，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上海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等职。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有无数精彩等着我们去发现。但是，如此悠久的历史，数以千万字的史书和文献，非专业的读者如何领略？

中国历史读本多数以朝代更替为主线。如此编写的优点是，时间线索清晰，结构挑不出毛病。不过，这样的史书读多了，困惑也油然而生：朝代更替，加上详尽的帝王列表，是一般读者需要花时间特别留意的吗？知道这些帝王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究竟有多少意义？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如果一味背诵朝代更替的年表，学历史的兴趣想来会丧失很多。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历史书有没有其他写法？后来，我看到西方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著作。他撇开朝代的更替，而用文化比较的方法，通过各种人物、各种文化和科技的代表性事件来写历史。这令人豁然开朗。

我的老师钱谷融先生说：“文学是人学。”历史是由无数活生生的人物活动造就的。其中，文化科技活动的创造者是相当重要的部分。因此，我决定丢掉帝王年表的限制，写一本以文化代表人物为线索的历史读物，书名是《长河千帆过——中华文化思想源流》。

我的这本书选择了37个人物，试图串起前后数千年的思想文化。也许有人会问，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文化人那么多，为什么仅仅挑选37位？我选择人物的重要考量是，这个人不但当时非常有建树，而且对后世文化的影响也很大。

所以，我在书名中斗胆用了“源”“流”两个字，不但想看到“源”，还要看到它往后的“流”。接下来，我就和大家谈谈那些“撞击”我灵魂的内容，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思考。

敬神，敬畏自然，却不迷信神，不惧怕自然这种自信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

最初，世界各地的人类生活在旷野山林之中，生存环境恶劣。对天地自然的畏惧，进而产生对神灵的膜拜，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比较各种创世神话，中华祖先的认知的独特之处在于敬奉神却不迷信神。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集中体现了这一认知。盘古当然是大神，以一己之力，撑开了天地。盘古又是人，累了像人一样躺下，化作耀眼的星空，也演化出大地上的万千世界。

在中华创世神话里，世界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所恩赐的，而是人和神共同创造的结果。这是中华思想中“天人合一”思维最初的朴素展现。

在中华创世神话中，世界上的好东西并非统统来自上天的恩惠。比如，“火”的出现，不像某些民族的神话那样是从天上盗取而来的，而是生活在远古的燧人氏率先发现与使用的。再如，要制服大洪水，天庭的神物息壤无能为力，反倒是人间的英雄大禹创造了奇迹。

敬神，敬畏自然，却不迷信神，不惧怕自然，靠团结奋斗有所作为，这种源自中华创世神话的自信，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也是中华文明几落几起、数千年不中断的重要原因。

有朋友问，写炎帝黄帝，有发掘出来的实物依据吗？在《史记》中，司马迁把炎帝黄帝放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位置，但缺乏考古实证。类似这样的神话故事是不是能够成为中华文化思想的起源？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从本质上说，创世神话是一种来自祖先的信息，是遥远的口口相传的文明原初。世界各国的神话，包括传播甚广的西方创世神话，基本没有靠得住的考古实证。由此，神话是允许想象的，但也不完全是空想出来的，而要在祖先口口相传的故事基础上进行想象。

中华创世神话是我们的祖先对中华民族的生命观、价值观、治理观和天下观的原初表达。从严格意义上说，炎帝和黄帝不是后面历朝历代所谓的皇帝。

在先秦诸子百家里，苦苦思索天地自然奥秘的，首推老子。老子传世的《道德经》，有无数的解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老子关于自然奥秘的扼要论述。

此外，我们还可以关注他的另一种哲思，即关于“有”和“无”的思维。老子的这一高度抽象思维，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贡献甚大。

比如，围棋简单的黑白二子，却造就了复杂的游戏变化；再如，中国绘画书法的黑（有）与白（无）以及书法中绝妙的“扫白”，也是对于“有”和“无”的神奇运用。

老子的哲思被推广后，最出名的案例应该是黑白双色构成的太极图。与太极相关的，还有长横短横构筑的八卦文字。有人以为，那仅仅是用来算命的玩意。这是偏见。欧洲研究者认为，八卦的长横短横启示了电报语言的长音短音。

这么说，也许扯远了。想强调的是，从老子开始的中华思想家，其抽象思维和认识世界本源的能力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的思想家差。

先秦之后，科学思维的创造力有更多生动案例可以证明。有人提出，张衡制造的地震仪仅见记载、没有实物，到底是不是有过是存疑的。我反复阅读各种史料和评介，有一个感受：不管记载中的地震仪是否能够精确测量地震，但当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对地震无比恐惧，认为是天神对人类的惩罚而只能求饶逃避之时，中国竟然有科学家敢于提出制造测量地震的仪器，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伟大创新思维。

追求和平的文化基因，同样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群体心灵。

比如，先秦的兵法大家孙子强调的主要不是如何打仗，而是认识战争的危险，指明“上兵伐谋”，要穷尽一切手段防止大战发生。

这样的信仰，久远地影响着后人。有一副长联是总结诸葛亮生平的，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这表现的是中华智者一以贯之的和平思想。

唐宋年间大文豪以儒学打底、兼收各家因而思路开阔、气象万千

中华大地广袤疆域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要大声告诉世界。古代当然有争夺生存资源的各种战争，但促使中华大地最后走向一体的力量，并非打仗。

大家知道“大禹治水”。舜启用大禹治理大洪水。大禹组织精干的团队，从西向东，从北向南，走遍了广阔的区域，并告诉各地古老的部落，治理大洪水，上游、中游和下游必须齐心协力、各尽其职，才可能成功。

治理大洪水的共同事业，体现了我们民族、我们国家初创时的凝聚力。这样的追溯让我们可以看清楚，中华民族的合力为什么比单纯依靠打仗征服要强得多。

这里，还有必要讲讲黄帝史官仓颉的奉献。把汉字的出现全部归功于仓颉一人，未必科学。但仓颉在史官的重要位置上，有综合各方文化创造的可能性，可视为汉字诞生的标志性人物。

为什么在讨论中华民族大融合时要讨论文字？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有一个学术推断。他认为，在汉字成熟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世界上有拼音文字，但我们的祖先有意识地走了另一条路。

祖先的智慧，今天可以看得更清楚。中华有广袤的疆域，有多民族大融合形成的共同体，要方便交流，要确保源远流长，以文字控制读音是极为理性的选择。假如以声音控制文字，那么不知道会出现多少种差异很大的语种。今天的中华文化圈，就很难想象是什么情形了。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文明没有间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方块汉字功不可没。因此，仓颉并不是一个技术性的人物，而是奠定整个文化基础的一个人物。

在探寻中华文化思想源流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包容宽厚也让人印象深刻。

先秦百家争鸣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建言“独尊儒术”，但在社会上各个文化流派尚可存在。比如，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渐渐生长起来，在民间有时甚至比儒家更具活力。

到了隋代，有儒学大家干脆提出“三教可一”的观念，认为“三教”可以互相学习渗透。这是相当开放的文化观念。

唐代和宋代是中国文化蓬勃开展的岁月，也是群星闪耀的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包容性是一个重要因素。唐宋年间的大诗人、大文豪不少以儒学打底、兼收各家，因而思路开阔、气象万千，没有井底之蛙的小家子气。

以苏轼为例，他个人的遭遇相当坎坷，但文笔豪放深湛，读起来常令人回肠荡气。苏轼为何如此达观，难道个人命运的难堪左右不了他的情绪？原来，苏轼饱读四书五经，还谈禅访道、杂学各家。命运叵测之时，佛学让其静心，安顿自身；道家之学又助他养浩然之气，扫去颓废。后世称苏轼“儒道释兼备”，是很精当的。

讲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徐光启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案例。

徐光启生活的年代，中国社会处于下降通道。唐代的雄阔，宋代的繁华，以及明初的奋进，已然不见踪影。在与海外来华人士打交道的过程中，徐光启痛彻地感受到落后的可怕。

文化的包容性，就在于能够学习比自己先进的东西，并且与自己的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徐光启的努力，是相当具体的。他为大明编撰了最后一部历法，将已知的欧洲天文学知识、各类实用的知识技能与中华传统的认知综合起来，为延续数千年的农耕社会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欧洲架设交流的桥梁。

徐光启敏锐地察觉到，中国传统的数学知识和理论比欧洲落后许多，这是科技整体落后的关键。为此，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缩小差距，亲自参与翻译大部头的欧洲几何学名著。

徐光启的种种努力，虽然因为明朝的终结和他自己的病逝，一时消散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其志向终被后人承继。说徐光启是“中西会通第一人”，不为过。

前面，我们说到大禹治水对于民族国家形成的意义。其实，大禹治水更为显性的象征是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这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而不间断的重要原因。

每逢中华民族遭遇灾难，总有像大禹这样的英雄挺身而出。除此之外，我还关注到另一类自强不息的人物。中华文明几番浴火重生，与他们的奉献关系甚大。

当南宋小朝廷在崖山覆灭，中华土地上的百姓特别是居住于长江以南的百姓，进入非常艰难的岁月。此时，对知识分子群体而言，痛苦是双重的。除了生存焦虑，还有对文化毁灭的痛苦。

庆幸的是，在元朝统治者忽略的市民社会里，一种几乎被当政者无视的文化现象——杂剧逐渐蔓延开来，成为文化荒芜年代的亮色，并且被后人反复提及。

关汉卿就是生活在这一年代的知识分子，就是这一文化现象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杂剧中塑造了关云长等中华英雄形象，创作《窦娥冤》更是对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发出抗议的呼声。

关汉卿是大禹、辛弃疾等形象之外的另一类民族精英，低调而踏实，自强不息地为中华文化复兴而奋斗。经过数千年文化传统的洗礼，这一精神不断发扬成长，成为中华民族标志性的精神旗帜。

来源：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