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立立

1976年，以“黑色幽默”著称的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以自己的理解重新定义了“作家”的概念。在他看来，如果一位创作者的头脑中装着“文学史之外的东西”(化学、生物学、人类学、天文学、物理学、医学)，那么他就能更加精准地接近文学、理解文学，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不知道智利作家本哈明·拉巴图特是否符合冯内古特的高标准、严要求，但至少他的短篇集《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的确给了我们一点意外的惊喜。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智利)本哈明·拉巴图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9月第一版，59.00元。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写的是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家的轶事。为了完成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拉巴图特阅读了大量书籍:从爱因斯坦到埃尔温·薛定谔，从量子力学到天体物理。因此，对化学方程、数理运算缺乏基本概念的读者，应该很难走进拉巴图特的文学世界。他创造性地开启了一个由粒子、电子、亚原子组成的美丽新世界。这里没有风花雪月，没有浪漫唯美，取而代之的是严谨审慎的科学头脑，以及持续激荡的脑力风暴。

然而，这样的写作并不枯燥。因为相比通常的刻板形象，拉巴图特更愿意将科学家比作诗人。诗人最擅长用诗意的语言诠释世界；而在被诗意忽略的另一边，科学家正在用手中的方程式解读世界的构成。这何尝不是一次想象力的爆发?这些小小的方程式，就像独立的小宇宙，拥有“足以挑战想象力极限的无穷空间”。此时，等待科学家的不是如何理性地描述已知的事实，而是满怀激情地拥抱未知，“创造隐喻，创造思维上的联系”。

没错，创造。这个简单的字眼拉近了科学家与诗人之间的距离，更将两者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心之心》一篇中，数学家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相信，每一个不期而至的“解”都是全新的生命。它们如此平易近人，就像“低潮期时宁静而温顺的浪，像镜子一样的海，展开到不能再展开的翅膀，和裹着新生儿的床单”。

面对如此温柔而又充满诗意的句子，你是不是会怀疑自己的眼睛，以为看到了假的科学家?当然不是。因为这才是最具拉巴图特气质的写作。常常，他给了笔下人物一个浪漫的灵魂，却又毫不犹豫地将它撕成碎片。具体到格罗滕迪克。上世纪50年代，他的才华震惊了整个数学界。彼时的他就像“一位尊贵的王子，统治着数学界”，将同时代最强的大脑统统吸引到他的身边。

可惜好景不长，仅仅过了10年，一切就都变了。1968年，当格罗滕迪克得知他一生挚爱的数学已经不可救药地沦为杀人的工具，他很快就开始了他的反思。此时的他已经无法理解那些曾经让他着迷的运算:它们由抽象的数字快速演变为具体的社会事件，桩桩件件都在敲打着他的良心——正是他的同行在“二战”后期亲手毁掉了广岛和长崎。他们手无寸铁，唯一拥有的只是几个貌似人畜无害的方程式。

相似的一幕出现在《史瓦西奇点》里。1915年，天文学家卡尔·史瓦西在硝烟弥漫的战壕里，测算出广义相对论的第一个精确解。“它完美地描述了一颗恒星的质量是如何使它周围的空间和时间变形的”。然而，史瓦西并不知道自己周围的空间和时间正在缓慢地“变形”。40岁的他原本是德国最负盛名的天文台台长，却不料竟然被突如其来的战争活生生地抛掷在炮火与毒雾中。

于是，“史瓦西奇点”就成了对他日后命运的预言。“它出现在了战友们的弹伤里，倒在了泥泞中的死马眼里，防毒面具玻璃的反射中”。同样，在同名的短篇《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里有这样一段描述:物理学家薛定谔在瑞士疗养期间教过一个女学生。她是赫维希小姐。某一天，她将一只雌性蚜虫的幼虫分装到玻璃瓶里，瓶子里被灌入了杀虫剂，“后者会把玻璃染成一种美丽的蓝色，让人以为见到了天空的原色”。

这种美丽的蓝色就是普鲁士蓝。在《普鲁士蓝》中，拉巴图特细致地描述了它的由来。1704年，瑞士人约翰·雅各布·狄斯巴赫偶然发明了普鲁士蓝。78年后，当瑞典化学家卡尔·威尔海姆·舍勒将沾了硫酸的勺子伸向装有普鲁士蓝的杯子时，他不会知道从这种耀眼的蓝色中竟然衍生出致命的氰化物。而到了“二战”时期，成百上千的犹太人被送进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就像是赫维希小姐试管里的蚜虫。

这是偶然，还是必然?或者说，林林总总的科学发现，既推动了世界的发展，也让我们陷入迷惘，不再理解这个世界。这种迷惘构成了《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的基调。小说中，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竭尽一生所学，去诠释眼前这个未知的世界。但到了最后，他们才知道所有的研究都是“想象中的怪物”，是“强加给世界的、不可能在现实中复制的理想化条件”。

这正应了玛丽·雪莱在小说《弗兰肯斯坦》中写下的话，“科学的盲目发展将会是所有人类技艺中最可怕的”。换言之，科学家不是单枪匹马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他们手中的方程式就像一柄双刃剑。或者说，如果世界是一台机器，科学将它塑造成形，又在日新月异的革新中逐渐改变了它原有的模样。它是如此完美，却又难以辨识。甚至，就连它的创造者也无法读懂它的原理。这大约就是科学的无常与悖论吧。在《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一篇的末尾，拉巴图特提到了薛定谔的猫。在他看来，这个著名的实验给出了一种“看似不可能存在的生物”——那只可怜的猫咪蜷缩在狭小的盒子里左右为难，注定要与不确定的命运死磕到底。

这就好比拉巴图特笔下的科学家，既受困于自己的命运，又受制于自己的时代。问题是，什么才是科学家最好的归宿?或许，就像他在《后记:夜晚的园丁》里所写的那样，遗忘前事，幽居山林，与枯木为伴，成为一名真正的隐士。到了这里，拉巴图特终于显露出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智利基因。故事中，那位匿名的数学家就像波拉尼奥小说《2666》中的神秘诗人阿琴波尔迪，始终游离在世界的视线之外。此时，他大约已经找到了内心的安宁，不再需要强迫自己去理解外面那个瞬息万变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