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固执坚持上班带盒饭的人。

为了准备盒饭，我每天得少睡一刻钟（也许是整场睡眠最酣甜的一刻钟），然后在吃早餐的同时，见缝插针，高效组织好一份盒饭。有时候是把锅里前一天晚上小火慢炖的肉类进行最后收汁和调味；有时候是煮一团之前某个周末做好冻在冰箱里备用的手工鲜意面；有时候是煎一块汉堡肉或炒一份菜码，搭配设置在一小时前定时启动的电饭煲里白花花、油亮亮的米饭。

这么做不是为了勤俭节约（我倒希望可以这么解释，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为了满足我一个奇怪的执念 —— 吃自己做的食物。当整个上午的忙碌和疲倦堆积至临界点，随着打开饭盒的一瞬，却能统统消散不见。就像《孤独的美食家》里那段旁白：「不被时间和社会所束缚，短时间变得随心所欲，是赋予现代人的最高治愈。」

盒饭的原始功能相当朴素：填饱离家在外之人的肚子，让他们不至于挨饿。如今，伴随餐厅、外卖、便利店的「分流」，盒饭的功能不再具备不可替代性，但其对精神层面的关照却与日俱增。

溯源盒饭，可以一路退回到春秋时期。《尚书 · 周书 · 费誓》中说：「峙乃糗粮，无敢不逮」，这里的「糗」就是将做熟的谷物晾晒风干，再捣制成粉。在《周礼》《国语》《孟子》等古籍中，都出现过关于糗的描述。古时行军打仗的士兵或下地劳作的农夫身处荒野，没法起火做饭，便靠着易于存放和携带的糗填饱肚子。到了唐朝，比糗更高级的盒饭形式 ——「立办」出现了。唐人李肇著写的《唐国史补》中记载：「三五百人之馔，可立办也」。立办就类似于今天的盒饭外卖，由商家做好后送至客人府上。

便当是盒饭的别称。唐朝时汉语里已经有「便当」一词，在柳宗元和白居易的诗词中都曾出现，只是那会儿它还没演化成名词作特定使用，而指「方便、适合、容易」，是形容词。此后千年间，「便当」一词一直在中国古籍中可见，不过其发扬光大却是通过日本。盛唐时期，日本向中国派遣大量遣唐使，他们带回了技术、文化，以及大量汉语词汇。「便当」就是其中之一。

便当的前身「干（gān）饭」源于日本古坟时代（250 年 ~ 592 年）。所谓「干饭」就是把做好的米饭在阳光下晒干。到了 16 世纪战国时代，群雄割据，各方大名为打胜仗需要让士兵吃饱吃好。据《阴德太平记》记载，毛利元就的士兵会把糯米团、炒饭做成便当系在腰带上出征。

到了和平年代情况又有不同。结束乱世，完成日本再统一的丰臣秀吉是将便当文化发扬光大的重要人物。苦出身的他在平定江山后做派极尽铺张奢华：茶室要造纯金的，盆栽里种整棵松树，便当也要用华丽精致的漆器盒装满山珍海味。也就是在这时，「便当」（日文中写作「弁当」）一词成为了特定名词被广泛使用。再后来，1603 年，由耶稣会葡萄牙传教士编写的《日译日葡辞典》发行，其中，「便当」一词被译为「Bento」，自此走向世界。

在日本，便当的发展演变和历史文化紧密相关：「花见便当」自丰臣秀吉时代风靡至今，精致漆器食盒与丰盛食物随穿着华丽和服的人一起，每年出现在炫丽绽放的樱花树下；江户时期的繁荣和社会交流让便当从关西传至全国，成为旅行标配；戏剧的发展催生了「幕间便当」，观众在漫长的歌舞伎或净琉璃表演幕间休息时，能方便快捷又不失优雅地享用「一口」大小的玉子烧、炸鸡、寿司；铁路交通的普及让列车便当出现在站台上、车厢里，这是日后种类最为丰富的便当分支；动漫和二次元文化的流行让亲子便当成为想象力的舞台，内卷的不再只是成绩，还有小朋友午间打开的便当盒。

与中国内地盒饭文化的源远流长以及后来在日本伴随历史演变的飞速发展都不同，中国香港的盒饭历史虽然很短，却在随后的几十年完成「赋值」，成为了「香港精神」的表达。

1970 年代，中国香港的公司普遍由提供员工午餐改为发放午餐津贴。彼时正是中国香港经济高速发展之时，中环、湾仔等地的外资公司白领餐补丰厚，却因为工作繁忙无暇去餐厅等位置吃午饭。商家看到这一商机，纷纷在午间时段售卖盒饭。他们或设置固定场所，或推车游走于写字楼集中之地，从烧腊、卤味、煲仔，到鲍鱼、鱼翅，纷纷装入盒中，高性价比、丰俭由人的盒饭，方便省时又营养卫生，数十年来受到上班族的青睐。

除了公司职员，盒饭的另一个巨大消费群体是影视行业。彼时，中国香港影视的黄金时代拉开帷幕，大量剧组开工，这批从业者的用餐时间更紧张，且不固定，吃盒饭就成了常态。蔡澜曾在一篇题为《怀念吃盒饭的日子》的文章中，缅怀自己做电影监制那几十年来吃过的剧组盒饭。2018 年第 37 届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组委会将「专业精神奖」颁发给了茶水工杨容莲，以表彰莲姐 28 年来对这一工作的贡献，给剧组派盒饭就是茶水工的重要工作之一。

盒饭在片场平等地填饱了从明星到龙套等各路人士的肚子，也通过镜头成为大小屏幕中的精神符号。比如，《英雄本色》里，周润发在地库吃盒饭，吃的是寂寥；《无间道》中，曾志伟在警局内独享一桌豪华盒饭，吃的是嚣张；《棋王》梁家辉在火车上将一饭盒白米饭吃得如同山珍海味，吃的是渴望。另外据统计，中国香港影视中吃盒饭频率最高的两个职业分别是「差」和「贼」：警察和黑社会都没有朝九晚五的规律工时，劳动强度大，食无定所，随时处于「Stand by」状态，都得靠盒饭充饥 —— 两个鲜明对立的社会角色，在盒饭面前实现了短暂统一。

说起中国香港影视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盒饭，恐怕要数周星驰的《喜剧之王》。盒饭不光是道具，更是剧情发展的重要线索。「领盒饭」的含义也随着电影家喻户晓 —— 吃盒饭，有工开！盒饭代表了虽平凡但稳定的生活，给打工人以安全感。

西式快餐，通常一张纸包装就能搞定，而以稻米为代表的东方食物，天然需要一个盒子。这也注定了装盒饭的容器相当重要：「盒」不但能决定「饭」的味道、形态和饮食体验，还会直接反映出一个地区的生活习惯与处事态度。

便当文化高度发达的日本，便当盒的材质样式也五花八门，不过根据日本便当协会 2021 年的调查统计，木制便当盒是超过 33.6% 消费者的首选。经典木制便当盒，通常呈圆形或椭圆形，有的分上下两层，有的单层中被挡板分隔成不同区域，主食、菜品、水果可以分置不同区域防止串味。之所以木制便当盒一直受欢迎，是因为制作便当盒的材料桧木或杉木天然具有吸湿和锁水功能，它能吸收多余的水分并维持米饭松软的口感，据说这是日本便当无需加热也美味可口的关键。木材的防菌功能还让食物不易腐坏，并为其赋予淡淡木香；圆形或椭圆形状则更方便清洁，不易滋生细菌。

看似亘古不变的木制便当盒其实也在与时俱进，盒盖上的隐形橡胶圈能增强密封性，表面的纳米涂层让饭盒更耐磨耐用，并且可以与家用洗碗机匹配。

和日本的便当冷食不同，中国人习惯吃热饭，这也直接反应在了饭盒的材质上。70 后、80 后大概不会对金属饭盒感到陌生。在铝饭盒一统天下的年代，如果谁从包里掏出一个不锈钢饭盒，总会招来羡慕的目光。

金属饭盒的最大优点就是导热性好。在没有微波炉的年代，将它放在任何热源上 —— 暖气片、蒸笼、火炉，甚至一盆开水里，用不了一会儿就能吃上热饭。那时候，每到上午第 4 节课，小学教室的暖气片就被铝饭盒占满，随着中午临近，饭菜香开始透过饭盒飘散在空气中，简直是对一个个小少年意志力的最大考验。

曾经流行的金属饭盒经久耐用且绿色环保，然而它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生活节奏的加快而渐渐消失了。21 世纪初始，廉价的一次性发泡饭盒逐渐取代金属饭盒成为主流。那时餐饮业日渐发达，多数上班族可以像 1970 年代的中国香港一样，盒饭随买随吃，不用考虑携带与加热，当然也无需自备饭盒。这种白色聚苯乙烯塑料饭盒耐油、抗水、保温、隔热，成本低且轻便，自然成了商家的心头好，不过美观和环保，从一开始就不在考虑范围。

当你吃光一份盒饭，用一次性筷子「嘭」地一声戳破饭盒，感觉解压过瘾的同时，需要上百年才能降解的白色垃圾也产生了。尽管近年出台的各种法规政策已经明确禁止使用聚苯乙烯塑料饭盒，玉米淀粉等可降解材料制成的环保餐盒成为主流，但每日产生的大量一次性餐盒餐具等垃圾，依然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盒饭的仪式感，也在随着一次性包装而渐渐消失，盒饭成了低档、廉价的代名词，和美味的距离渐行渐远，只大量出现在建筑工地或城中村等场所。

盒饭真的要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吗？实际情况似乎也并非如此。至少在去年限制堂食期间，我见到好几家做会席料理的商家推出极为精致的便当，而外卖平台上，也不乏兼具色香味且注重包装调性的盒饭。每天自己动手制作盒饭的人可能不多，但喜欢在露营、郊游时一展身手的人却大把。这些卖相极为诱人的盒饭，往往与背后的美景交融，彼此映衬，美味加倍。

不久前的一个早上，我正例行给自己做盒饭，一位旅居日本的朋友发来一张图片 —— 那是九州熊本县小城人吉的火车站，脖子上挂着便当箱的菖蒲丰实先生笑容可掬。朋友说，当地人自发举行了一场小小的仪式，庆祝菖蒲先生在这里售卖火车便当 53 周年。我想起几年前的那次旅行，特意在人吉站下车，就是为了一尝「人吉名物」栗子饭便当。菖蒲先生每天在列车到站时守候在这里，脖子上挂着二三十斤重的便当盒，朗声叫卖，直到 50 份全部卖光。

我仿佛又坐在了人吉站台的长椅上，看着黑色老式蒸汽火车渐渐远去，栗子饭的香气萦绕鼻息。

参考文献：

《便当藏书馆》，米食文化研究所

《我怀念那些吃盒饭的日子》，蔡澜

《日本便当的历史，饱含着对吃饭之人的情感》，Taste of Japan

《一份盒饭，一段香港电影的黄金岁月》，花生 i 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