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尔维屈罗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也是一位古希腊、古罗马文艺理论和创作的继承者。

可以说，他是一位集大成者，在吸收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精华上，他又集思广益，既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进行诠释，在诠释中，既有反对，也有修正，甚至有反驳。

但站在文艺历史的角度来看，虽说他被教会“异站裁判所”传审，流亡度日，但其思想主张却在历史的页面上，留下了闪闪发光的一页。

诗的特征与目的

对于诗的独特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诗的本质不在于格律”。而卡斯特尔维屈罗在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后，他认为：“诗是想象的艺术，偏重于创造性的模拟”。

因而，为了辩护自己观点的合理性，他还给出了自己的三点理由：

（1）诗不同于历史

他在自己的作品《诠释》中，如实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历史和诗有别，因为历史的题材并不靠史家的才能，而是得自于世界大事的经过，或者是由上帝的显明或隐晦的意志而产生。

显然，从卡斯特尔维屈罗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诗与史的区别就归结到创造作用和想象作用上，诗是创造性的模拟，诗是想象的虚构。而他这股主观的成果性认识正是文艺复兴时期诗学理论的主要成果。

（2）诗不应采用科学技术的题材

卡斯特尔维屈罗认为：如果诗人取材于别人所发现、所写过的，也可以说已经成为历史事实的科学技术，而只使之报上诗的词藻，诗人既没有什么贡献，他也没有理由可以自夸为诗人了。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卡斯特尔维屈罗的二点思想核心是：

①诗应具有独特性和富于创造性的想象；

②科学的方法在于推理、分析、论断；而诗的方法则在于模拟、描绘、虚构。

站在今天的文艺理论角度来讲，遗憾的是：他虽然未达到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区别结论，但是已经接近现代的看法了。故而，这一点应该说是他的一个创见。

（3）诗的目的在于娱乐平民化

卡斯特尔维屈罗认为：诗的目的只在于娱乐，诗的教育功能，不过是它的附带作用而已，绝不是它的主要目的。

例如：

①悲剧的目的在于娱乐观众，在于消遣，但是通过恐惧与怜悯的净化，悲剧也就给了人以教益；

②诗的目的不在于娱乐，更重要的是娱乐的平民大众化。既而，诗人首先想到为谁创作，怎么才能使平民了解诗的奥义；

③诗的题材应是通俗化的，否则就达不到娱乐的目的，同时也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虽说是摆脱了自古希腊时期起一直被拘束于教育化用、寓教于乐的氛围，但是在一大批诗人的诗作中，可以看出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还是动摇于教与乐之间，或偏重于此，或偏重于彼。

而在卡斯特尔维屈罗的主张中，帮助文艺复兴诗学确定了最后的选择，那就是选择诗学的娱乐化。

所以说，他的观点表明了一种市民立场，并大力提倡诗的平民化、大众化，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具有推动作用。

悲剧理论

关于“悲剧理论”是卡斯特尔维屈罗在其作品《诠释》中提出的，相比起同时代的理论，他的诠释在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思想后提出的，正是他具有深度的关于“悲剧理论”的阐述在其文艺理论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首倡悲剧的“三一律”

在悲剧时间限制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曾说：“就长短而论，悲剧力图以太阳的每一周为限，并且他是根据当时希腊雅典所经常举行的那种戏剧比赛习惯，希望一次比赛能在一个白天时间段内表演完一个剧作家的三出悲剧和附带的一出喜剧。”

而在卡斯特尔维屈罗看来：悲剧表演时间和所表演的事件的时间必须严格地相一致，事件的地点必须不变，而且仅限于一个单一的地点，并以一个人就能看见的为范围；他还认为：时间的长度规定对于观众的心理反应很关键，时间上没有适当的限制，就会损失悲剧的效果。他明确规定：悲剧事件的时候应该不超过12小时。

在《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书中，我们看出他对自己理论价值的肯定：在一个极其有限的时间和不同而范围较大的地点内完成的命运转变来，它要奇妙得多。

故而，在我们今天看来，亚里士多德当时在戏剧时限的表述上，并没有给太阳一周以明确的界定，从而导致后世众多学者的大讨论。但对于卡斯特尔维愿罗而言，正是众多的前辈为其自己对“三一律”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基础，他才为此做了关键性的总结和归纳，从而为后世继续使用“三一律”更加成熟完善创造了条件，而他对悲剧理论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后世学者提出了对地点限制的规定。

（2）悲剧人物的性格

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观中，他认为：情节应是悲剧六要素的首位，性格次之。

但是，卡斯特尔维屈罗在肯定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基础上，他认为：性格在悲剧中的地位和价值是最重要的。

关于卡斯特尔维屈罗，为什么说：“性格是悲剧的灵魂”？

我们拿莫里哀的作品《伪君子》来说：正是由于剧中的中心人物——达尔丢夫的贪婪、狡猾，让本是来自落魄贵族阶层的流氓无赖，却给自己戴上了一副假面具，装成一位虔诚的信徒。

而剧中的第二号人物——奥尔恭本是一位富商，但出于对达尔丢夫的伪装虔诚深信不疑，把骗子当“圣人”膜拜。

当一个傻子遇到一个骗子时，骗子却混进傻子的家中，企图勾引其妻子，夺取其家产。最后真相败露，达尔丢夫锒铛入狱，奥尔恭幡然醒悟，一家人皆大欢喜的故事。

通过剧前——剧中——剧终的戏剧情节的跌宕起伏，人物性格的瞬时而变、因时而动，我们在深刻反思人性的两面性以后，更加地坚信了：卡斯特尔维屈罗对悲剧人物性格的重视。

故而，我认为之所以卡斯特尔维屈罗会产生性格应越过情节排在悲剧六要素首位的原因是：

• ①悲剧模仿的是人类行动的职责；
• ②性格与动作不可分割，彼此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 ③不展露性格的行动或是不通过行动展露的性格，都是不可思议的；
• ④行动的得失表现出性格好坏是悲剧成败的关键。

（3）悲剧行动及其产生的根源

卡斯特尔维屈罗根据悲剧行劲的性质，将其分为五类：

1. 邪恶的行动
2. 邪恶而又骇人的行为
3. 痛苦的行动
4. 可以宽恕的行动
5. 骇人的但不是邪恶的行动

而“骇人的但不是邪恶的行动”又可以分出四种不同类型：

1. 出于必要或相当于必要的情况下之所为，即迫于无奈，才有此骇人之举
2. 由不了解自己和对方的关系而所为，这是一种“不知不为过”的骇人之举
3. 由于行动者本人的缘故而所为
4. 由于兵器出手而有差错的缘故。

在我看来：

• 第一二两类，容易激起憎恨和谴责；
• 第三类，人们给予几分谴责，几分同情；
• 第四类是情有可原的行动；
• 第五类是行动的承受者主观意图都不坏，但结果却导致了悲剧。

这种行动的结果其实最能打动人心，最能激起恐惧和怜悯，最容易产生悲剧效果。

看过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作品《李尔王》的读者都知道，该剧主要讲述的是古英国国王李尔的悲剧。

他作为一国之君，从位高权重一下子跌到苦难交加；从子女的冷酷背叛令他脆弱不堪到命运和精神的重重煎熬。我们看到他的前半生正是因为处在权力的顶峰，故而受到国民爱戴，而他的后半生，因为利益冲突、自高自大等，断送了光明的前途。

在我看来，之所以促使一个人产生悲剧行动的原因无非这两点：

①和利益相关或者与虚有其表的利益相关；

②和灾难相关或者与虚有其表的灾难相关。

和利益相关也有两种：

其一：为了得到目前没有的利益；

其二：为了保持目前已有的利益。

和灾难相关的利益也有两种：

其一：为了避免未来的灾难；

其二：为了摆脱当前的灾难。

不论是《哈姆雷特》还是《李尔王》又或是《雷雨》，我们都会发现：这些悲剧行动都是受行动者的性格所支配，他们的性格（或心理处境）与他们的行动之间有着逻辑上的联系。

正如：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暗算》中的主人公黄依依，她最终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时，令人悲欢的是：一个生性自由、生活浪漫的人为什么却永远想要逃离生活、逃离孤独？但最终的结局，却告诉我们：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之中，就会一直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

与其说黄依依这种人注定是时代的悲剧，不如说赢了天下却输给了自己、输给了自己的性格。

所以，我认为悲剧行动的根源产生是：处在困境或是不幸中的悲剧人物的心灵搏斗，悲剧行动与悲剧人物的利益关系密切相关。

因此，悲剧行动与悲剧人物的处境以及由此激起的心灵的矛盾冲突是一致的。

（4）悲剧受难的种类

为什么说：“悲剧必定伴随着痛苦、焦急和凌辱？”

悲剧受难内涵是指死之（即人身肉体的毁灭）的内在的痛苦和焦急的历程。

在卡斯特尔维屈罗的观点中，这些悲剧人物又可以分为这三种：

其一：罪有应得。

这种人一般是为非作歹的人。

其二：理所不应当。

这种人一般是好人或善良的无辜者。

其三，好人遭难。

这种人一般是不幸惨死于非命。

他分析了受难的原因和受难与行动的关系，以及行动与由此导致再次受难的关系后，认为：原因引起行动，行动又引起受难。

故而，我们会发现悲剧人物身上发生的一系列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凌辱都是由一系列外在的行动环环引发的。因此，在悲剧作品中或一个情节当中，接二连三的出现受难的多重原因。

这正是卡斯特尔维屈罗揭示出了古希腊悲剧中那种：行动受难——再次行动——再次受难的因果关系上的恶性循环。

（5）悲剧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在其自己的悲剧理论中，写道：“悲剧给心灵以净化，这一实用作用”。但在卡斯特尔维屈罗看来，他认为：

• ①对于那种给人们以良好教育，以恐惧和怜悯来净化激情的悲剧应当赞成；
• ②悲剧应该规定实用只限于一种情况，即造成对恐惧和怜悯的净化；
• ③悲剧的目的是给人快感，而不是实用。

（6）悲剧的快感

由于一些家庭因素或是外在因素的影响，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哭穷成为了获取他人同情的一个有效手段。而在悲剧中特有的快感同样需要一个由于过失、不善亦不恶的人，突然由顺境转入逆境所引起恐惧和怜悯来博取悲剧效果的达成。

在我看来，从怜悯和恐惧来的快感是真正的快感，原因有二点：

• 其一：当别人不公正地陷入逆境而感到不快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认识到自己是善良的，厌恶不公正的事，这种认识自然引起很大的快感；
• 其二：通过悲剧认识到这种苦难可能降到我们或者和我们一样的头上时，明白世道艰险和人事无常的道理，比起其他人强灌输给我们的，这种喜悦更是一种经过领悟后产生的心理愉悦。

如果用历史批判性的思维去看待卡斯特尔维屈罗提出的观点，正是亚里士多德“情节整一说”的合理引申，也正如牛顿所说的“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而卡斯特尔维屈罗正是站在亚里士多德这位巨人的肩膀上丰富了自己对悲剧理论的完善。因此，我们认为卡斯特尔维屈罗不失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悲剧理论家也不为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