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国富民强，但国富并不代表国强，只有民富才能国强。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朝国门，清政府只能满足列强提出的条件，开口通商。然而面对西方国家先进的生产力，自由贸易对商品的倾销，让原本在中国占据绝对优势的自然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甚至是濒临瓦解的境地。

为了适应全新的发展环境，洋务运动开始了，一项制度能维持千年之久，其中自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所以洋务运动并未全盘西化，而是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希望可以扭转清朝颓势，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诞生了资本主义，准确的说应该是国家资本主义。

洋务运动最早着手创办了中国近代的军事工业，这之后才逐渐发展到民用行业，这似乎也是各国发展的惯例了，但官办企业，不可避免会出现贪污腐败，管理落后等问题，这和哪个政府领导没有多大关系，加上清政府自嘉庆朝以来，一直都存在财务困难的问题，因此，在1872年，北洋大臣李鸿章便提出了以“官督商办”的形式让国有企业私营化。

在此模式下，先后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因为这种模式从未在中国实行过，最初也面临着不小的阻力，私人承办如此规模的企业，最担心的就是能不能盈利，在朝中清流的阻碍也让“官督商办”企业经营举步维艰。

所以最初这些企业的投资人，大多都是权贵官绅阶级，朝廷为了鼓励私人投资这些企业，也在经营上也出台了免税，贷款，缓息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但因为“官督商办”的模式并不成熟，产权属于国有，还是私有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也就导致这类企业成了少数人中饱私囊的工具，就比如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官办商人盛宣怀，他就通过创办矿业，招商局等赚得盆满钵满。

“官督商办”的私人企业是因为朝廷没钱，官办企业管理落后等因素催生出的产物，这必然会导致清政府损失部分利益，所以清政府对于“官督商办”企业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产权上，在朝中，有不少官员一直把“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国有资产，不赞同私人积累资本，而也有一部分官员非常鼓励发展私人资产，认为西方各国之所以国富民强，正是因为民间资本也占了很大比例，朝廷不应该遏制私人资本的积累。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惨败，这对清政府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借鉴日本经验，清政府彻底解除了民间设厂的限制，还非常鼓励外资来华投资设厂，政策的开放极大促进了民族资本的积累，从这时起到清朝灭亡，不到二十年时间，民族资本规模增长了约20倍，国家的确富裕了，但大量财富变成了少数权贵的私人资本。

清政府虽然解除了民间设厂的限制，但这并非是对所有行业都解除了限制，就比如铁路，电报等行业虽然是“官督商办”，但控制权还是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并且在清朝晚期的“官督商办”企业中，商办资本逐渐积累后，官商矛盾，经营企业可能存在的风险也会逐渐显露出来。

李鸿章病逝后，袁世凯接任了北洋大臣一职，他就主张将盛宣怀经营的电报总局收回官办，压价强行收购了电报总局商股，转眼到了1908年，慈禧太后病逝后，袁世凯被罢官，盛宣怀又联合电报总局股东，在和清政府的交涉后挽回了部分损失，又乘机将招商局彻底改为商办企业。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来，晚清的这些“官督商办”企业，大多难以摆脱政治斗争，各派系官僚集团矛盾冲突的影响，就比如袁世凯撤去盛宣怀招商局督办职务时，转头就让自己的亲信杨士琦来任职。虽然“官督商办”企业存在着诸多风险，但却是逐步推动企业官办转民营的必经之路，也是近代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官办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发展并不冲突，统筹兼顾，并驾齐驱才能达到民富进而国强的目的，为了保护官办企业利益，抑制民营企业发展，损害的还是国民的利益，国富未必民强，独大未必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