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是美国人类学界的杰出学者，国际上久负盛名的汉学家，先后于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多所科研院校任职，他著作等身，研究兴趣广泛，一生致力于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历史经济区域等研究。基于多学科的知识背景，通过实地考察和长期的研究，施坚雅构建了一套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分析模式，这套理论体系在整个国际汉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影响着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认知。

（一）

施坚雅在1947年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主要研究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历史。1949年，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写作，施坚雅选取了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调研期间，施坚雅与当地普通百姓同吃同住同生活，建立了较好的人际关系，为施坚雅获取扎实的调查资料提供了基础。

施坚雅田野调查的内容细致而丰富。正如他所言，他想尽可能多地记录下农家的日常生活。施坚雅调查的内容包括人口、日常劳作生活、城镇集市的区域、娱乐活动、教育等。他的大部分访谈是在集镇中的茶馆进行的，有时也做问卷调查或直接家访。通过和乡绅以及各类人群的交流，施坚雅逐渐对四川基层市场体系的运作有了自己的认识。

施坚雅的调研活动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帮助。来中国后，施坚雅的学术组织挂靠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当时，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大师云集，他们均重视“集市”在社区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作为施坚雅的中国导师之一，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史专家蒋旨昂对其考察的地点、方法、访谈的对象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具体的指导；华西大学教授梁仲华则提醒他注意市场体系与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联。田野调查期间，他始终与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师生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定期与师生交流讨论。在华西大学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施坚雅改变了之前对乡村进行田野调查的计划，转而关注当地的市镇区域，并逐渐形成对中国市场体系的认识。

这些在中国的大量田野考察，为施坚雅学术体系的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施坚雅的学术体系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中国集市体系理论与宏观区域理论。前者主要是他通过在四川的田野考察分析得出的，用以分析中国的乡村社会；后者是在对农村市场体系认识的基础上，通过翻阅浩如烟海的文献提出来的，用以分析中国城市化问题。

（二）

传统汉学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传统的汉学家多将中国历史理解为与西方文明异质的、停滞的古典文明，如以“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中国的近代化历程，过于强调西方列强等外部因素对中国近代化的推动作用。作为继费正清之后美国第二代汉学的领军人物，施坚雅主张转换视角，从中国内部来理解中国自身的发展演进脉络，推动传统汉学研究向中国学研究的转向。施坚雅的中国学研究，事实上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且包罗万象的研究模式。整体而言，施坚雅模式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其一，重视中国区域史的研究。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是在对成都平原的农村地区进行充分考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此基础上，他将这一理论体系延升到整个中国，提出宏观区域理论。施坚雅反对将中国视为均质同一的实体，注意考察中国内部焕发的活力与持续性的变动。他对区域发展周期的考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王朝作为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以综合性、长时段的视角来考察中国这一庞大系统内部的复杂变迁。

其二，坚持以中国内在特征为标准探讨中国社会。与以行政层级为中国区域划分的标准不同，施坚雅通过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社会一体化进程的分析，特别强调市场的重要性。他以市场网络为标准，重新划分中国区域，提出了五级中心地和九大宏观区域。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市场网络层级与传统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市场与行政力量平行共存，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后者的力量，也是后者的重要补充。在行政力量渗透较为薄弱的边缘地带，市场很好地填补了行政权力的不足，成为维系、统合乡村的重要力量，他的基层市场社区理论正是为了解释基层市场对属地民众的影响与控制力。施坚雅从市场和行政这两个视角来定位中国城市，强有力地冲击着以西方城市标准定义中国的韦伯模式。

其三，使用多学科的实证研究方法。首先，坚持田野考察与文献实证相结合。施坚雅对农村集市的最初印象来自在四川的考察，他的研究特别注重各种文献资料。《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的资料，包括数千部方志、旧报纸杂志、政府公报、年鉴、统计报告等。其次，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他在探讨中国社会的市场体系时，使用了大量的经济学概念和方法；对中国宏观区域的划分，运用了地理学中的中心地理论；对各宏观区域发展周期的探讨，借鉴了政治学的发展周期论；对宏观区域中“中心—边缘”理论的研究，运用了生态学的肥力迁移说。计量分析也是施坚雅常用的手段，通过数据的对比分析，探讨了基层市场体系的大小与人口密度的关系；通过对各区域人口密度的计算，推论出各区域现代化的程度；他还使用GIS（地理信息系统），对当代中国各地区进行分析，开发中国空间结构模型。

（三）

除了在汉学方面的学术研究贡献之外，多年来，施坚雅还坚持通过赴华参加学术研讨会、接受中国学者专访、捐赠图书等方式，积极推动中美两国学术交流。

1980年，“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施坚雅作为美方代表团副团长提交了参会论文“Marketing Systems and Regional Economies： Their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市场体系与区域经济：结构与发展》）”，将施坚雅模式直接介绍给中国同行。

1999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王建民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期间，曾对施坚雅作过专访。施坚雅用了一个多小时，第一次就其对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早期学术经历进行了细致的回顾，此次专访经整理后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5年，当时已80岁高龄的施坚雅再次访问中国，作了多场学术报告，介绍其相关研究成果。在上海市举办的东方论坛“走进大师系列”中，施坚雅作为首场报告的主讲人，作了题为《当代中国不均衡发展的地域因素》的报告，为上海市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随着学界介绍和讨论的深入，施坚雅模式的经验和方法越来越为中国学者所熟知。一些学者走出书斋，走出传统的研究范畴，利用田野考察和多学科的知识重新审视相关研究领域。可以说，施坚雅模式促进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和转型。

施坚雅学识广博，藏书丰富，临终前他决定将所藏英文书刊捐赠给中国。施坚雅通过好友包弼德联系到了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表达了将他的英文书籍和刊物赠予复旦大学图书馆的愿望。这些书刊的数量非常庞大，共计4000多册，涉及18个类别，价值也非常高。在复旦大学和葛兆光教授的大力协调下，图书被分两批运抵国内。葛兆光教授最初希望建设“施坚雅文库”以珍藏这批书刊。对此，施坚雅的遗孀苏珊教授表示，施坚雅之所以将这批书刊赠予复旦，就是希望它们能像其他书刊一样，被复旦师生广泛地阅读利用，而不是作为纪念品陈列起来，这才是对施坚雅最好的纪念。后来，这些赠书被复旦大学图书馆编码完毕后全部对外开放，和普通书刊一样能被复旦师生和其他学者广泛地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