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新-北大法律人

　　　　　　　　　　　　　　　
　　　一、传承北大精神者为精英

　 北大法学学位是指法学专业毕业的取得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者。本文将其简称为北大法学的“士”。获得北大法学的“士”的人有多少呢？据资料统计，截至2022年底，北大法学院毕业的“士”共计约有16785人，其中：学士（本科生）有6307人，硕士有8880人，博士有1598人。近几年来，北大法学“士”出现了硕士毕业人数超过学士人数。例如，2021届和2022届的学士毕业人数分别是156人和163人，而硕士毕业人数分别是463人和440人。

　　这个数字是自北大法学专业成立以来的数字。也就是说，这是历经百年历史的积累的数字。我看了之后，有些惊讶，存在于北大这所闻名于世的高等学府中的法学专业，经历百年所培养的“士”还不足１.7万人。

　 不足１.7万人的数据，是北大图书馆的历史统计数字，以及近年毕业生人数的统计数据，可能有些遗漏，但总体数字不差上下。再者，现实生活中的北大法学的“士”，一定是比这个数字少。这是因为，除了有些“士”已经不能见证眼下中国变迁与当下面临危难之外，还有不少人的“士”是重叠的，即一个人同时兼具多个北大法学学位。有的兼具学士和硕士学位，有的兼具硕士与博士学位，甚至兼具有北大法学学士、硕士和与博士学位。

我同届同学多位是集学士和硕士于一身。我同宿舍的四人，一人集学士和硕士于一身；一人集硕士和与博士于一身；一人集学士、硕士与博士于一身。至于学位重叠的人有多少，没有相关统计资料。从数据上看，北大法学博士全国仅有1598人，其中不少人是集学士、硕士与博士于一身，可谓是精英。但是不少人认为，北大法学学士即本科生，应当是精英，他们经过高考的“千淘万漉”的考验，才有“吹尽黄沙始到金”的成果。也有人说，不论北大的学士、硕士或博士，只要认同并承继北大精神，展示北大人风骨，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士”，才算是精英。

　　　二、法律学专业很跌宕

　北大法学教育和北大成立是同步开展的。北大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名为北京大学。北大法学教育史有百年，但是北大法学“士”的数量不多，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与北大法律学系的演变有关。现在的北大法学院的前身是北大法律学系。我在北大就读时是法律学系。据相关资料，北大设立时候，先是开设法律课程。1904年才有“法律学门”，即法学专业。按照北大法学院网站上说，这是开中国近现代大学法律专门教育之先河。

1919年，北大设法律学系。之后，经历了三次解散。第一次发生在1927年，北大法律学系存续８年后，并入北京法政大学。2年后又恢复北大法律学系。第二次是1938年，北大法律学系存续９年，并入西南联大。1946年再次恢复北大法律学系。第三次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仅2年，1954年恢复北大法律学系。之后，遇到＂十年＂动乱，虽然北大法律学系幸免保存，但是法学教育受到严重冲击。1999年，北大法律学系更名为北大法学院。

　 第二，与北大早年办学的指导思想有关。北大闻名于世是从蔡元培任校长之后的事。蔡校长上任后对北大学科进行调整，主张重点办好文、理两学科，把工科划归天津北洋大学，主张停办法科。当时的学科是工、理、文、法、预五学科。但是，停办法科的申请报告没有被当时教育部采纳。这样法科虽然保存，但不是北大学科发展的重点。因此，历史上北大著名的教授多为文理科教授，例如，沈兼士先生的文字学，鲁迅的文学，胡适的文史学，顾随先生的戏曲等等。

　 第三，与新中国重视法学教育起步晚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法学教育没有得到重视，反而法学人才在历次的运动中受到冲击，包括“反右”运动和“文革”运动。国家开始重视法学教育，是１９７９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大量的北大法学的“士”是生产在这个时期的。北大法学教育的名声也是由此开始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先后担任法律学系（法学院）主任（院长）的有陈守一、马振明、张国华、赵震江、魏振瀛、吴志攀、朱苏力、张守文、潘剑锋。现任院长是郭雳。

　　由于历史原因，北大法学教授的名望不如北大文史哲方面有名，但是，在法学领域里也产生了不少著名的法学教授，例如，中国当代杰出的国际法学家王铁崖教授，中国现代法学先驱之一的龚祥瑞教授，中国现代行政法学的开拓者、奠基人罗豪才教授等等，都是我国法学界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近年来，北大法学有一批在特定法学领域有成就的法学教授。朱苏力教授在法理学方面的研究，贺卫方教授在司法制度和法治理念上的研究，杨紫烜教授在经济法领域的研究，盛杰民教授在竞争法方面的研究，潘剑锋教授在民事诉讼法上的研究，张守文教授在税法方面的研究，都对我国法学研究和立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法学学位承载价值

　 尽管北大法学“士”的人数不多，但是依然属于北大法律人的主要组成。何谓北大法律人？它是指包括在北大法律系（法学院）学习过或工作过的，且接受北大“兼容并包”“自由、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人。北大法律人有其特点，也是北大法学的“士”的内心涌动价值理念。北大法学学位承载着什么呢？北大法学“士”应该有的特征是什么？我归纳为，心系天下，忧国忧民，崇尚自由，追求正义。

　 心系天下，忧国忧民。这是北大人的共性，也是北大法律人的特点。北大法律人热衷的话题是，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公民的人权与保障，宪法的实施与宪政的落实等等。不论是身居庙堂，还是身在江湖，他们都关心着国家的民主、法治与人权方面的进步与发展。

2019年，我参加一次北大法学院组织的在天津召开的校友会。与会的北大法律人一旦相遇，谈的是家国情怀，国家的民主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等。不论什么话题，北大法律人的批评性思维，正义性思维，程序性思维都带有一脉相承的北大老师们传授的特点。
　 心系天下，忧国忧民是北大精神题中应有之意。这从鲁迅为北大设计的校徽含义就可以看出来。校徽是由三个人组成，就包含有为大众服务之含义。其下面的一个人肩膀上分别扛着两个人，这就是社会担当，就是心系天下。可以说，有很多同学都是“胸中海岳梦中飞”，都有“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当然，北大法律人所心系天下，不是指“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而是“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天下。不是达官贵族的天下，更不是什么“世袭”的天下，而是属于芸芸众生、普罗大众14亿人的天下。从法学上说，应当是“王在法下”，是“人权高于主权”，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天下。

忧国忧民是法学专业使然。北大法律人关注这些问题：国体与政体的构建，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与任期，行政与司法机关的产生，公民的政治权利，自然人的民事权利，以及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等，这些既是国事，也是家事。

说到忧国，很多北大人都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我想很多北大法律人也是有的。他们都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志向，都有“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精神。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自视甚高，“不为五斗米折腰”。北大法律人海子写的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似乎诉说着忧国的情怀。

　 说到忧民，这应当是法律人的本分。法律人倡导民主，重视民生，呼吁对公权力制约等等，都是忧民的具体表现。现实生活中，扰民最甚的是公权力。法律人都希望能够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现实中往往是民众被关进笼子里。为保护民权，法律人说，“民事权利，法无禁止皆可为之，行政权利，法无授权不可为之。”当然，忧国忧民的呼吁应当在程序正义情况下进行发声。值得庆幸的是，多数的北大法律人可以守住底线，能做到“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民生说人话。”记得2018年，有一位北大博士生在网络上说了一些有违背法理的话，结果被其导师再次教育了一次。

　 崇尚自由，追求正义，是北大法律人应有的素养。自由是北大校园的魂。在燕园的北大人应当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的。北大的自由是具有传统的。历来，北大老师授课可以天马行空，学生听课可来可不来。教室的门是敞开的，不论你是否是本专业的学生，或者是外来的学生，都可以任意去听课。管理上的自由与宽松，让学生的想象力得到充分发挥。正是由于北大的自由，毛泽东才有机会在北大听课，在北大接受新思想。

说到自由，人们会想到，“不自由，毋宁死”的名言。会想到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曾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是法的灵魂。法是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体现。如果没有个人意志自由为前提，那么也就没有社会成员共同意志。自由可以分为行动自由和表达自由。如果只有行动自由，没有表达自由即言论自由的话，人就会成为尸位素餐、行尸走肉。

　 正义是法的内在价值的体现，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没有正义的社会，在商界是尔虞我诈，短斤少两，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在政界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卖官鬻爵，大权独揽；行政管理上，对上级马首是瞻，伏首贴耳，对民众強拆強迁，恣意妄为；在司法裁决上，不服从法律，而服从上级；在法律实施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因此，文明社会视自由为灵魂，视正义为生命。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必须推行宪政，依靠民权管理国家，依靠制度对权力进行监督，包括权力制衡，司法独立，财产公开。这些都是民主制度所具备的要素，可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四、学位价值的历史渊源

　 北大法学学位所承载的价值，是有历史渊源的。如前所述，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它是维新变法的唯一得到保存的成果。按照胡适校长的说法，北大是维新变法的“遗腹子”。维新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就是要开创新时代，就是心系天下之举。维新变法失败了，但是，“戊戌六君子”为天下人而流淌的血注入了北大体内。“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雄豪气激励着北大人和北大法律人。

　 从历史看，自由之所以是北大的传统。这是因为北大通过自由宽松的管理方式，成就了北大闻名于世。北大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是皇家学府，是一座封建意识，官僚气息十分浓重的学府。“面对这样的局面，蔡先生从提倡思想自由出发，举办学术讲座，组织学术团体，例如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他亲自担任新闻研究会会长。他还邀请李大钊和著名的新闻界人士进行演讲。”这样改变了北大的学风。北大哲学系前辈张申府教授如是说。张申府教授还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同时，蔡元培校长倡导兼容并包，铸就了北大精神。蔡元培校长就任北大时，已经是民国时期。但是，他宽容对待留着长辫子的辜鸿铭在北大讲台上授课。正是蔡元培校长的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举措，改变了北大的风气，也才有了李大钊、陈独秀的新思想和新青年，才有了震惊世界的“五四”爱国运动。

　 借鉴北大历史经验，对高校的管理，不能一味从严。教育管理上过于严苛只会扼杀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个原理也适用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比较我当年在校就读，似乎近年的北大，其实施比较严格的管理，北大原有的精神正面临退化。2020年的某一天，北大图书馆前的狮子的雄性标志被切割，这是不是也表明，北大昔日独占高等学府霸主地位可能不存在了。这是值得所有北大人深思的。

　 本文把取得北大法学学位的人简称为“士”，因为“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比较高的地位。历史上的“士农工商”就体现其社会地位，其中的“士”指的是大学士。春秋之后，“士”是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同时，作为北大法学的“士”，作为北大法律人，可以学习历史上有关的“士”的风范，风骨似春秋董狐，勇气学燕国荆轲，清高像东晋贤士，智慧胜汉代张良，洒脱比唐朝李白，志向超民国逸仙。
　　2020年，抗击疫情依然进行着，和多数人一样，宅在家中，空闲之余，想着曾经给了我思想启迪的北大法学教育，思考着我国未来法治建设的路应当是如何延伸。以上仅是个人见解，对北大法学学位承载价值的解读可能不确切，敬请同学、校友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