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能全、陈丹编注：《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3年5月

编者之一葛能全为钱三强秘书，从中国工程院秘书长位子上退下来之后，致力于钱三强传和年谱长编的写作，该书是这两项工程的副产品，但也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钱三强与物理学界小居里夫妇、鲍威尔（Cecil Frank Powell，1903—1969，195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通信，十分珍贵；与杨振宁、李政道的通信，可窥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科学界弥补与世界科技前沿水平的种种努力。与梅贻琦、胡适的通信，回国后是就任清华还是北大教职的前前后后，予以了完全的澄清。

那一代的科学家大多是文理皆通的通才，对于何为好文自然有自己评判，但最首要的是真实，不能花里胡哨地浮白载笔。在致五弟德充、静仪夫妇的一封家书中，说到周作人所写《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有如下论评：“到现今为止，写爸爸的文章都没像周作人写得这样深刻。”另有多封致书刊报编辑部的信件，无不显示出一代大家求真务实的风范。

稍可商榷的是，钱玄同书勉钱三强的“从牛到爱”，郭沫若书赠钱三强“马克思语录”条幅，算不算书信，该不该收入书信集？

沈宁编注：《于非闇小辑》，文津出版社，2023年7月

桥川时雄在《北京史迹杂话》一文中说：“隶属于满洲蒙古八旗旗籍的人们，都有着掌故癖……满人说掌故的癖好，直至发展成了掌故学，因其所撷取的资料是一代的故实或史迹，故被认为是触发了人们对北京史迹的兴趣，酿成近期研究北京历史的趋势之一。”沈宁从民国时期相关报刊搜集于非闇所刊旧文，编注成这套《于非闇小辑》，于非闇正是一位说己谈他，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纸上画的，台上演的，无不带有掌故印记的旗人。该书说是“小辑”，实则是于非闇1950年前所发大小文章的全部，可称一代报人的大全集。由于于非闇涉猎广泛，在诸多方面都有著述，“小辑”分为五册：

《吾国之色》：首辑《金石书画》，是以谈篆刻为主的文章结辑；二辑《负暄续录》，言说文房四宝；三辑《颜料淘治》，则述中国画如何调制颜料的心得。

《书画过眼》：有《艺苑珍闻》和《金石书画品鉴录》二辑，前者介绍活跃在京都的画家、收藏家的当时表现，尤其是画展的报道，可为研究北京画派的重要文献；后者是对家藏法帖、书画、拓片、题跋、鉴赏的文章，这部分的文章，日后成为两部名著——《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中国画颜料研究》。

《故都漫墨》：编为四辑：一、《旧京掌故》，收晚清至北平沦陷前旧京生活之文百八十篇，最有掌故味道；二、《有闲阶级》，述中产阶层市民生活之常态，幽默传神；三、《痛痛集》，记述日占北平后的种种生活场景，包括他本人成为“伪民”心路；四、《这且不言》，精彩部分在状写国共内战时的北平人与事。

《食货花鸟》：只有《食货篇》和《花鸟虫鱼篇》两辑。前者散论小馆野摊的饮馔、蔬果，又述酒茶、茶馆的特色；后者描述旗人养花莳草、钓鱼豢鸟、畜虫扑蝶、养猫驯犬的心得。这部分文章，后结为《都门钓鱼记》《都门艺兰记》《都门豢鸽记》单行本，而《都门蟋蟀记》，则被来华的美国收藏家福开森翻译为英文。

《闲人不闲》：共六辑：《我本世家》，为自家身世和家族亲属的回忆；《北平一民》，讲求学生活；《舞文弄墨》，忆课徒授业、研习书画，当编辑及专栏写作的从艺之路；《漫游山川》，游历漫录；《怀故忆旧》，记师友交往；《戏曲艺人》，听曲看戏的小品。

中国七大古都，忆北京风物的最盛——历代文人踵趾相接，不计其数。而其中，属《于非闇小辑》最具方方面面的史料价值，不可等闲视之。

付祥喜编注：《胡适未刊日记辑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

由于胡适在现代文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上无人可及的地位，出版界为满足读者的需要，出版了名目众多的胡适著作，其中尤以最有史料价值的日记和书信为学者所重视。然而，正如该书的编注者付祥喜所说：在已经出版的十多种胡适日记中，各有侧重，亦各有遗漏；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和联经的《胡适日记全集》，虽然是目前最为完整的版本，但是一般人很难见到。我即是付先生所说的“一般人”之一。该书“前言”所列十种胡适日记，我有七种，没有的除了上述两种，另一种是《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原因无它，就是书价太贵，买不起。由此，《胡适未刊日记辑注》便深得我心。同时，也对付先生于各种版本的比校、校订、考证、辨析以及所作注解表现出的“胡学”功力，钦佩莫名。我看《归娶记》中的《记我的婚礼》之后，以为虚词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得以落实。

在极其愉快的阅读过程中，只是感到注释日记中所载人名的介绍有的过于冗繁，如沈钧儒、赵元任、陈世骧、沈宗瀚、李抱忱、朱家骅、王云五；一般读者较为陌生的张兹闿、摩里斯•威廉政、戴运轨、蓝荫鼎、王德箴、武镛、李庆麐，介绍也过烦。以致有的页码为牵就注释，而影响到正文的连读。

凌梅生整理：《又向流云阅古今——凌道新诗札日记存稿》，中华书局，2023年9月

凌道新是谁？他的诗札和日记有史料价值吗？前者可看本书的附录《凌道新先生年谱》，以及其子凌梅生、傅翔回忆父亲与吴宓、周汝昌交谊的四篇文章；后者可读他与周汝昌的《华西坝唱和》，吴宓、叶麐、缪钺、孙海波（字铭思）、董季安为其《真珠船》册上的题诗，便可永久地记住他。

我知道凌道新是在十年前的《书屋》所刊《学侣重逢最爱君——吴宓与凌道新》，今读凌道新长子所编其父的这本“存史存真”的原始记录，不是欣喜，而是心痛！凌道新残存日记，是我阅读的重点，1973年的较为详赡。这一年，邓小平复出，知识分子的生活有所改善，但看凌道新逐日所记的生活账，仍然是为养家糊口而愁肠百结，即便是发还了工资的吴宓，也有向凌道新借钱的记录；而仅有两个月的1968年日记，因系在“牛鬼蛇神劳改队”劳动改造，且有把日记上交审查之规，故将如何作践自己的行径尽付笔录。其“守粪”的历史一幕，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

这是一部可与《吴宓日记续编》对照着读的书。凌道新不敢记在日记中的言语，可从吴宓日记取资。如1973年6月30日上午11时，吴宓前往凌道新家谈当时的时局。凌道新说：“人多而食少，工农业皆不振。”吴宓听后“殊以为异”。凌道新又说：“今世界之实在富强者，乃英、法、德、美、日诸旧国家耳。”（《吴宓日记续编1972～1974》，第421—422页）六个月之后，凌道新被迫害致死。

[日]桥川时雄著、高田时雄编、樊昕译：《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书名为京都大学高田时雄所拟。我原以为此书是日本学者研究民国期间中国学人辈出、高峰林立的专门著述，翻开书页，才知是近代日本知名汉学家桥川时雄（1894—1982）记录在华见闻的文章结集，其所描述的人和书，涵盖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日据时期，使人尤感兴趣。其中，《天津、济南及长江地方学事视察报告书》，对于近年兴起的“四库学”研究，有增无损；而《民国二十三年中国文化大事记》《民国二十四年中国学界大事记》，可视为编年史来读；引人思考的是写于1936年的《中国学界的趋势与北平文化的崩坏》，桥川以他的学术趣味，为我们分享了他所观察到的新旧两派学人在现代学术体系初建中的转化与分流，以及于此无可奈何的困惑。桥川对学界最大的贡献，无疑是几乎以一己之力主持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编写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伪北平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当然远不止这些。如桥川在北京创办的学术文化刊物《文字同盟》与中日学术交流，《北京文学界的现状》提到的沦陷时期以周作人为作表的落水作家；还有汉奸管翼贤主办的《实报》的创作群体，都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作者为文史学者）

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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