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唐绍仪回忆，兵变应该是袁项城策划的：

“只要兵变爆发，革命党就没有办法了，而且曹琨等人赶在黎明时分拜见了袁项城。当时，唐绍仪坐在门侧，袁项城坐在中间。曹琨军装革履，走过来向袁项城请安。按照曹琨的语气，这次兵变是袁项城授意的，他是奉命行事，现在回来复命。袁项城虽然说曹琨是胡说，但是袁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说明袁项城也默认了这件事。”

唐绍仪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有声有色，且时间、地点、人物一应俱全，再加上他当时的身份。所以他的回忆被认为是真实情况，流传很广。

而且，跟曹琨比较熟的参谋官杨雨辰也回忆道：

“这场兵变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运动，这是袁项城父子在几天前就谋划好的，只为给别人造成假象。”

根据杨雨辰的回忆：

“兵变前，袁项城长子袁克定曾经在公馆召集曹琨、杨士琦等人商谈，要求他们把迎接袁项城的使团‘吓回去’。第二天，袁克定又把曹琨叫去，商量一些事情。曹琨回来后，就召集手下布置工作。”

可见，杨雨辰的话和唐绍仪的回忆不谋而合。

此外，在当时还有一个问题，那些参与兵变的军人只是开枪，没有杀人、没有奸淫、没有动官方财物、没有侵犯外国租界，只是把目标对准当铺、金店、银号、钱铺、粮铺等。而且那些兵勇嚷嚷道：“袁项城已经跑了，没有人管得了他们。”

为何那些作乱的兵勇如此克制？这不禁让人打个问号。

还有袁项城的手下赵秉钧，他当天没有干预作乱兵勇。他管的可是地方警察，他都不出面处理了，北京的治安还有谁负责呢？肯定是有人让他袖手旁观的，这个人很有可能是袁项城。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将这次兵变定义为袁项城所为，尚缺乏有效的证据。如果直接下结论，难免有“因人定罪”的嫌疑。

因此，“北京兵变”有第二种说法，那就是与袁项城无关。

袁项城是在晚清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狐狸，如果他想留在北京，他有很多种方法，又不是非要用“兵变”这种方法。当时支持袁项城的势力有很多，其中就包括蔡松坡这样的非北洋实权派。如果袁项城执意留在北京，革命党也没什么办法。

而且，袁项城的女儿袁静雪在她的著作《我的父亲袁世凯》中透露：“兵变的借口是反对我父亲离开北京。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镇统制曹琨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情。”

袁项城有一个叫陶树德的侍卫，他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兵变”的文章，颇具史料价值：“据我所知，当兵变时，袁项城正在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临时总统府楼上看公事。突然闻变，即传梁保森给曹琨打电话，梁原系袁任直隶总督时的中军（相当于副官长）……正赶那天他去前门外吃春酒，遍找不着，袁项城十分急躁。此时楼窗玻璃被枪弹打破几处，袁项城仍不肯下楼。内卫傅国宝见势危急，即强掖袁下地窖休息。工夫不大，见曹琨来跪地请罪，根据此种经过非袁授意已明。”陶树德认为兵变可能和当时传言的裁兵、减饷有关。陶是袁的亲随，他说的话有一定的可信度。

不过“北京兵变”的内幕如何，袁项城都是这次兵变的最大赢家。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京兵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