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进入周至剧团学艺算起，薛广民今年从艺整整四十年了。 从周至奔赴甘谷，从甘谷重返陕西，走过四十年的秦腔路，历经了无数的苦楚和欣喜，与舞台上熟悉的诙谐幽默相比较，谈起曾经的薛广民似乎让你觉得陌生， 因为这些故事，他不曾对人谈起……

“我没考上易俗社”

出生于长安的薛广民小时候有一副极好的嗓子，这副嗓子让他引以为豪。在村里浓郁的秦腔氛围熏陶下，在酷爱秦腔的父母亲强烈的感染下，让正在上学的他内心对舞台充满了无尽的期待。这种期待首先表现在他对周围一切的模仿，而且只要模仿，总能够引得旁人称赞。

为了帮儿子圆梦，父亲开始带着薛广民考剧团。1979年，正值西安尚友社、西安易俗社合团期间，需要补充部分青年学员。“第一次考剧团就是考的易俗社，我在易俗社院子跟着板胡‘唱祖籍陕西韩城县’，一句唱出来，陈妙华老师从房子出来了，说这娃嗓子咋这么好的。人家最后没留我，说是娃太年轻，在这里想要混出个名堂太难了。”

第一次考剧团碰壁的薛广民继续考，第二次考了周至剧团，便留在了这里。由于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薛广民最初一直想着在小生行当出人头地。

“娃呀，你看你的骨头，跟我学丑角算了”

“我不，学丑角太丑了，以后找不下媳妇咋办？”

“你看你于冬梅老师，人家不漂亮吗？”

这是周至剧团的丑角演员田发正和薛广民的一番对话，丑角演员田发正和他爱人于冬梅似乎刺激了薛广民，这也让进团不到半年、怀着小生梦想的薛广民就此开始进入了丑角行当。

“在周至剧团我没演几出戏，基本上全是跑龙套，可是把戏看美了，《蜜蜂记》《黑叮本》《烙碗计》《三休樊梨花》几十本戏都是在那看的，二帘子就是我的师父……”

“为了憋这口气，我就回西安了”

八十年代初期，伴随着传统戏的恢复，许多秦腔院团也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周至剧团，把原先的演出一队、二队进行合并，裁撤了部分演职人员，由于丑角演员过剩，薛广民也在裁撤的人员当中。与当年大多数怀揣秦腔梦想的年轻人一样，薛广民奔赴甘肃，在那个时期，大家一致认为，甘肃养人。

“第一天晚上考试，我演的《考文》，演完，领导说听不来嗓子情况呀，明晚上再来一出，第二晚上我演的《打砂锅》，这俩戏演完，剧团就把我留下了。” 1985年，正在甘肃搭班演出的薛广民考入甘谷县剧团。进入剧团不到半年，团里计划排演秦腔《烙碗计》全本，左团长找到了薛广民。

“广民，你有《烙碗计》的保柱吗？”

“有么，不仅有保柱，全本戏的词都有呢！”

“那你给咱写下来，咱团准备排这戏呢！”

“没问题团长，你给我买个作业本。”

“人家左团长让办公室给我买了个作业本，我就用左团长的钢笔开始写，写了整整一个通宵，到第二天下午，我才算是写完了。每个角色的唱词、道白、甚至啥地方用铜器用唢呐牌子都写好了，就这在剧团站住了。紧接着，《黑叮本》《三休樊梨花》《烙碗计》《八件衣》一批戏都演上了。”

在薛广民的记忆中，甘谷演出最多的是会戏，一年四季团里都不停歇。“正月初二演到农历四月八，紧接着夏收，夏收完成接着演到秋收，秋收结束剧团排上一段时间戏，接着演出，一直到农历腊月初，每年就是固定的三次假期，夏忙假、秋忙假、过年假。”也正是高强度的演出，让薛广民在甘谷剧团崭露头角。

“年轻人，火气大，一次，因一些琐事和团里的一个老师吵了一架。吵着吵着，人家老师说，你能，你能，你就不要呆到这个山沟里，进了西安的名剧团才算你娃有本事！哎，就这，跟这个老师吵了一架，1988年下半年，一气之下就离开了甘谷。”

“三意社的前辈没教会我摆架子”

回到西安的薛广民有一段时间脱离了秦腔行。社会的变革大潮让许多年轻人充满了生活的希冀。大半年内，薛广民算是一个生意人。贩豆芽菜、贩土豆、贩牲口……那段时间，他在极力寻找除了秦腔而适合自己的生活路径。

偶然的机会，在三桥自由市场碰到了天水市秦剧团的祝新莲老师。

“娃呀，在这干啥呢？”

“我在这贩菜着呢！”

“好我娃呢，可惜了可惜了，你要是不唱戏就太可惜了！”

祝新莲老师连着三个“可惜”让薛广民似乎又重燃起内心的秦腔火焰。这回，他要考西安的大团、名团。考的第一家便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主考官有张全仁、李继祖、阎振俗等人，“一段快板，一段模仿肖玉玲老师的《火焰驹》，人家就定下了，让当月的24号就跟着秦腔团去铜川下乡。”

“还是与三意社有缘。从研究院考完，沿着文艺路、顺着城墙根就走到了骡马市，当时看到工农剧场门口有个售票窗口，写着‘西安市秦腔二团售票处’，当时还不知道秦腔二团是哪个团，恰巧这时候李夕岚老师从里面出来了，在电视上见过她，《三家春》里面的老太太。聊着聊着，第二天就考了三意社，第三天就跟着三意社开始下乡演出了。”

三意社当时的演出阵容很强大，既有老一辈王辅生、肖玉玲等人的加盟，也有姚峰、韩印锁、苏彩霞、韩彩玲、王福鸿等正值艺术盛年的一批优秀演员。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下，薛广民认准了这就是自己向往已久的“大团、名团”。

“王老师跟我们聊得很多，都是一个行当，接触也多，老人家没有一点艺术家的架子，是一个很喜欢生活的老顽童，爱打麻将、爱和人聊天，没有高高在上，每次演完戏，一下场，老师们就给我说一些应该注意的小问题，让我收获很多，进步很大。在三意社的进步不仅仅是艺术上的，做人、做事对我都很有感触。” 现在，薛广民似乎也是这样一个没有一点架子的演员。

由于长期用嗓过度，薛广民有一度几乎无法演唱。

“2002年，声带做了手术，医生让三天之内禁声，一周之内小声交流，要想唱戏最少得到半年复查之后。但当时没办法，手术做完第14天就下乡演出了，第14天演的《墙头记》，第15天演的《棒打无情郎》。等到两三个月结束去复查，医生说已经没有办法再修复，因此嗓子一直到现在高音闭合不好。我当时就想，如果唱不成戏我就改行去演话剧，如果以后再严重，说话都出现问题那我还可以演哑剧，反正只要不离开舞台，咋都行！”

“老父亲在我的艺术道路上至关重要”

提到父亲，薛广民有说不完的话。因为在从艺的四十年间，父亲于他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薛广民的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村里曾经担任过大队书记、村办企业书记等，但对薛广民而言，父亲的身份只有两个，一是父亲，二是观众。幼年，都在为温饱问题发愁的时候，父亲经常上山给自己摘核桃，一想起童年，他就想起父亲肩上扛回的一袋袋核桃。进入秦腔行业，父亲对自己的关心更为细致，单位排一出戏，新戏也好、小品也好，父亲都会是他的第一个观众。

“跟老父亲也争吵过，特别是在我的很多戏上。父亲是一个老观众，但他的想法可能代表了一群观众的意见，他给我说，演出来的东西，是假的。这也让我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出中，对每一个都角色全情投入。”

古人讲：五十而知天命。2013年，在自己50岁即将到来之际，薛广民主演的眉户现代戏《我爱我爸》上演了。

“这部戏我爱了整整十几年，这部戏似乎跟我家太有渊源了。我家也是两个儿子，我兄弟也在农村，我的老父亲平时也喜欢拉板胡。再者，从艺几十年，想给喜欢自己的观众一个交代。”

戏排出后不久，薛广民就请自己的父亲到剧场看戏。

“老父亲哭的稀里哗啦的，特别是《哭坟》那一场，老父亲肯定看到了他自己。”薛广民坦言，自己的这场戏，就是在找父亲的影子，剧中的赵铁贤，似乎就是生活中的父亲。“有一次，我跟父亲去老娘坟头祭拜，我在前头走着，老父亲在后边走着，当我摆好贡品香蜡，转回头看父亲的时候，他早已哭成了泪人。只要排戏、演戏到《哭坟》这一场，不由自主都会哭。”

人到中年，经历了亲人的离散。每当薛广民与剧中扮演儿子的王战毅、李康定演这场戏都会真情流露，待到演完，很长时间才缓过来。

“演戏就是在演经历。到了这个年龄，全情演完一场戏真累。但我很值，因为我让观众看到了剧中的赵铁贤，不是我薛广民。”

薛广民说，人生路上，我有着自己的座右铭：记住该记住的，忘掉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每天都是新的开始，每天都要面对新的生活，作为演员，每天都会面对新的观众，这就需要自己每天都焕然一新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