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皕宋楼(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皕宋楼被卖给日本三菱财团,从此成为“静嘉堂文库”藏书)

2024年03月20日 靓嘟嘟 浏览量:

晚清民国时期日人来华访书

——钱婉约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讲演

(之四)

《文汇学人》 2014.09.01

藏书机构代办:岛田翰与皕宋楼藏书及其他

日本人的访书,还包括寻找石刻、石碑。石碑文也是广义上的文献,中国刻石广泛涉及佛经、道经和儒家经典。武内义雄主要到中国北方调查老子的石经,另外他也到北京的房山云居寺,看石刻的佛经。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故事,在武内义雄的一篇文章里记到的:1937年7月6日,京都大学的讲师平冈武夫又去了我当年去过的北京边上的易州(易县),他要去看龙兴寺的《老子石幢》,他在寺里面流连忘返辨认碑上的文字,度过了怀古的一日,但是,第二天突然爆发了“卢沟桥事件”,当然作为一个日本人就被抓起来了。当时日本北京公使馆想尽办法寻找这位平冈武夫,推测他在这个时间被中国人给抓住了,归来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几天后他被送到保定再辗转到天津的日本领事馆,平安归来。武内义雄写道:也许是平冈君醉心于研究的态度,深深打动了中国巡警,才得以死里逃生。我听了平冈武夫这番话后,在感激尊重学术、爱护学者的中国巡警的同时,也为千古遗迹龙兴寺的荒废深感悲哀,但愿这篇拙文能够保存下来。

神田喜一郎和长泽规矩也这两位也是在中国进行过多次访书调查的人物。长泽在中国穿着中国人的衣服,他除了自己买书,也为日本的藏书机构买书,做民国时期旧书业研究的人一般都会去看他的文章《中华民国书林一瞥》,从这篇长文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北京和上海一些书店的情况。研究中国文学的吉川幸次郎翻译了杜甫的诗歌到日本,非常有影响,他也是较早研究明清戏曲的一位学者。有意思的是,他在1928-1931年在北京留学,培养了非常重的中国情趣,1931年他结束留学准备回国时,到江南再一次去访书,先到南京、苏州,再到扬州、高邮,又到了宝应、淮安。其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最后,我想说一下中国近代书籍史上一件很惨痛的事,也是一般爱书人都会说到的陆心源皕宋楼事件。陆家藏书非常丰富,仅宋版书就有两百种之多。皕宋楼是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到了20世纪初,当时湖州一带赶上荒灾,陆家作为当地的大户人家,因为有责任赈灾救济周边的老百姓,所以,陆心源的儿子花去了很多家里的钱赈灾,经济变得拮据,就想把皕宋楼的藏书给卖掉。皕宋楼除了两百本宋版书以外,还有所谓的十万卷楼,收藏的是明清两朝的精校精刻本,还有一些一般性的书,收在叫守先阁的地方。陆家是现代图书馆成立之前非常有规模的一个私人藏书楼。这就要说到,刚才我讲的日本最懂版本的三个人之一的岛田翰了。这三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内藤是京大教授,田中是书商,岛田翰则是一个世家子弟,他父亲是东京大学著名的汉学教授,家学关系,他从小汉学修养就非常了得,但由于没有东京大学的学位,不能在东大做教授,所以算是一个学问非常大的社会人士。日本那些学者、藏书家会请他去编个目,校个书。岛田翰也经常在中国江南一带晃悠,晃悠之下就知道皕宋楼要卖书,于是积极地回日本斡旋,最后,皕宋楼就卖给了日本的三菱财团。为此三菱财团在东京骏河台建了“静嘉堂文库”,现在俨然成为一个日本国宝的所在地之一。中国的皕宋楼藏书当然在那儿也是被保存得非常好,这些年也有很多中国学者去看书。岛田翰当时就写过《皕宋楼藏书源流记》,因为他当时想让日本人知道这些书的重要性,让日本买下来,所以他首先对这些书的价值、流传做了一个研究。

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皕宋楼被卖给日本三菱财团,从此成为“静嘉堂文库”藏书

俞樾题 皕宋楼藏书印

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皕宋楼被卖给日本三菱财团,从此成为“静嘉堂文库”藏书

日本静嘉堂文库

结语

现在我想小结一下,清末民初日本人来中国访书的特点:

首先,访书的人员有三种构成,一是学者,像内藤湖南,一是书店老板,像田中庆太郎,另一种是藏书机构代办,像岛田翰、长泽规矩也为静嘉堂买书。

第二,他们把在中国获取珍贵文献看作是与军队占领中国一样“建立战功”的事情,一个是“武功”,一个是“文功”。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访书不仅仅是一个文人对书籍或学术的诉求,也是特殊时代政治下的一种文化扩张性的、占有性的诉求。内藤的一些诗里就写道,“此生成就名山业,不厌重洋十往还”,名山就是指书籍事业,还有“收来天壤间孤本,书生此处足称豪”等等。

第三,访书所体现的学术关注,具有一定领先性,如敦煌文献、甲骨文、金石铭文等;同时折射了日本时代政治的信息,如关注、搜集满蒙史地、边疆史地的资料等。

第四,日人近代访书是以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并与战争利益相结合的。1902年他们不能进入沈阳故宫,到1905年日俄战争获胜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事实。

最后,我想以一段引文来结束今天的讲座。日本学人如痴如醉地追求中国的典籍,中国人也为典籍的流失而扼腕叹息,那么,千百年传承的中国典籍、善本,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吉川幸次郎无意间写下的一段话,1931年他在江南旅行,在高邮王引之、王念孙家高宅大院的书房里,环顾四周,非常感慨地写了这么一段话:“窗户镶嵌玻璃的极少,大多贴以白纸,光线透过白纸柔和地照射在紫檀木的几案上,……几案上铺展着数百年前的印刷物,其纸之色、墨之色美洁如玉,它们呼吸着柔和的光线,简直就像有生命的、温良的小动物一般。”这些书籍,这些穿越百年千年的古籍经卷,是有生命的,能够生长,是一种厚重的文化传承!对于当年到中国来访书的日本学者是这样,对于今天我们的每一个普通读者,也是这样。

(本文节录自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2014年5月24日第718期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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