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上世纪70年代末，周林在云南首次提出“人体频谱与健康”的概念，解决了人类大部分常见疾病自我治疗的世界性难题，并因此获得了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金奖及中国国家发明奖；他所独创的生物频谱疗法得到了国家领导、国内外医学专家的高度评价。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生物频谱技术在云南诞生40周年，9月，周林频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林，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科学家论坛上荣获“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大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功勋人物”。

——周林频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林

周林频谱保健舱

记者：生物频谱，听起来很高深，请问什么是生物频谱？

周林：顾名思义，生物有频谱，传统的频谱概念，是物理学上对一些没有生命的物质进行的研究，而我们的这个研究，针对的是所有的生物，人、动物、植物、微生物、自然界的生命，他们有自己的天然频谱，我发现它以后，把这个生物自身的天然频谱，命名为生物频谱。很荣幸，全世界是我们首先提出来这个概念。

记者：怎么会想到研究生物频谱？

周林：1978年的3月份，是科学的春天，开了第一次科技大会，郭沫若在上面朗诵科学春天这首诗，我们看了以后很感动。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说，所有科研人员，都可以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说我想做什么呢？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长冻疮，昆明没冻疮，四季如春，在上海长冻疮没办法，所以我说我要研究这个冻疮到底怎么治。

冻疮是什么呢？就是末梢循环障碍，微循环障碍，就像家里的下水道堵塞了，大家用水冲一冲，榔头敲一敲，棍子捅一捅，就可能通了，但那是粗的，我们末梢循环那么细，没办法捅。物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谐振，让阻塞的血栓谐振起来，加上我们血压的作用，或许就可以把它疏通。怎么谐振呢？就要找人体频谱，或者生物频谱。所以我们不断实验，最后找到了。

记者：生物频谱是怎么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的？

周林：大概是1982年还是1983年，昆明下了一场500年不遇的大雪，去医院的病人大都是长冻疮。我那时刚从上海交大毕业不久，也是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且那个时候科研环境也很好，我就找到昆明市卫生局长的办公室，敲开门进去了。他说你什么事？我说我研究了个冻疮治疗方法，在两个兵工厂已经做了一千多人的冻疮研究，效果不错，我想帮助咱昆明的老百姓。

唉，他说好啊。我连夜就订了冻疮机拉去，结果第二天很多人来治疗，等得最长的排了三个小时的队。所以我说，这得感谢云南的领导，他们这么好，一路开绿灯。

冻疮患者使用周林频谱保健舱治疗

记者：您这个研究真是太有用了，讲讲后来的故事吧。

周林：这个做了以后呢，很温馨的是什么，就是当时云南省评科技成果奖，云南省科委的领导对我说，你这个事情值得报成果奖。那我就报了，评了二等奖。

后来国家要举办一个联合国的比赛，要每个省和每个部委派一个代表去，云南这边就说我这个项目不错，看好这个项目，准备派我去，当时整个代表团选了18个人，包括我在内，每个人都发誓要为中国拿金奖、拿冠军。老实说我心里没有这个想法，我只想让外国人看看有多先进，结果第三天就颁奖了，我是获奖者之一，而且拿的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金奖，以及国家发明奖，那是很权威的。我说我从来不知足的，这次知足了。

我感到自己能做点事情，就调到云南轻工研究所。我给省里写了封信，信上说我感到改革开放的春风来了，作为科技人员，我们有这样一个机遇，要珍惜。我说云南的应用研究所，不能从0到0，应该0到1，1到2，要不断升上去，一定要这样往前走，一定要创新。

我提了一些设想，就是正常细胞需要获得能量，生物频谱就是给细胞充电，获得能量。同样，你在一分钟之内就会找到病变细胞。很多人说我躺在床上，胃痛了，哪里不舒服了，那就用生物频谱仪治疗。半个小时之内，患者的症状就会得到明显的缓解，甚至消失。病这个东西，要么就是循环有问题，要么就是神经有问题，循环和神经如果给你调控有效了，那你大部分疾病也就差不多好了。

记者：周林频谱仪当时是怎么命名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周林：1991年5月15号，李鹏总理批示，由副总理主持召开了一个国务院的生物频谱办公会，他说这种方法，中国走在世界前面，我们调集各方面的精兵强将，组成各种小组齐头并进，同时推进，成功一个我们推广一个，而且我们不止在中国推广，国际上也要推广。在国际上，比如说我们治疗艾滋病有效，那在国际上我们也不要你钱，你们只要引进去用，只要你们用了，就知道这是中国人发现的，那中国的科技形象就大为提高了。

周林和外国科研人员在一起

副总理还说，他说这些话，一个是传达李鹏总理的指示，就是生物频谱仪要用周林的名字来命名，周林在云南的身份继续保留，至于中关村希望我马上去注册一个公司，也用我的名字命名。另一个，是（我做什么研究），都有国家力量支持和保护。第三点，是国家拿出专款，支持我们在美国开展艾滋病研究，派出艾滋病专家组到美国去配合我们工作。这些后来都做了。

记者：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您有什么想说的？

周林：91年到现在，过去这么久了，国务院办公会上我立的军令状，第一个是要把生物频谱变成中国人创立的一个学科，现在看确实是这样。第二个，我说要把生物频谱变成一个造福百姓的技术，现在有过亿的人在用我们的方法治疗，但是我觉得还有更多人没用，比如说全国有很多人，云南有很多人，我觉得自己的责任还蛮大。

记者：除了科学研究，您还做了哪些难忘的事情？

周林：90年代，大概是90年、91年，那个时候李克强总理还是团中央书记，他对我们很支持，也很熟悉。他亲自去了安徽的一个村里面，办了第一所希望小学，这个就鼓舞了很多人。

我说我们也有些收入了，云南很多山区除了缺医少药，教育也非常缺乏。为什么要在怒江的福贡办希望小学呢？因为福贡那个地方，当时小孩子要做钢缆（溜索），从岸对面溜过来上课，上完课再吊着回去。这样艰难的天天往返，非常痛苦，而且没有像样的学校。

周林在怒江州福贡县希望小学留影

所以当时我们决定在福贡办一个希望小学，办这个小学的时候，我太太说，我们每年给希望小学几个名额，你们选派最优秀的学生到北京来，让他们开眼界。连续两届，我们把福贡的、巍山的这些孩子，还有红河的孩子，请到北京来。我觉得，要让这些孩子尽可能的开开眼界，多学知识，报效家乡。这小孩子你帮他个小忙，可能就影响他一生，真是这样。（昆明信息港 记者袁鸿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