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色金属加工(中国有色金属加工业的摇篮——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

2024年03月24日靓嘟嘟浏览量：次

宋东泽/整理

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成立于1949年5月7日，是新中国第一个国营有色金属加工企业。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军工企业，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合金实验室，第一个钛加工材生产基地，第一条铜盘管生产线，先后援建了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洛阳铜加工厂、西北铜加工厂、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加工业的摇篮”。

高瞻远瞩打造全国首家大型有色金属加工基地

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前身可追溯到1940年3月27日创建的日本“汤浅伸铜株式会社”，是日本殖民者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和扩张的产物。“汤浅伸铜株式会社”遗址在今工厂东部，占地8516平方米，有木结构厂房和三栋宿舍。当时从日本运来压延机、拉管机和拉线机等设备，但由于零部件不全，并未安装。后来由于资金等原因，历时3年也未开工，于1944年5月转卖给日本另一个企业“满洲轻合金工业株式会社”，还将抚顺轻金属株式会社的压片机、伸线机等有色金属加工设备运来，计划生产飞机零件和铜管、铜板和铜线。最后，只有铸铝工场生产了部分飞机零件。日本投降后，由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东北金属矿业公司接管，划归沈阳冶炼厂。沈阳解放后，由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接管。为适应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需要，1949年5月7日，东北人民政府决定将沈阳冶炼厂第一分厂和苏家屯工场合并，成立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任命韩彬为厂长，孙明为副厂长。

鉴于铁西区厂址拥挤狭窄，发展空间不足，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王首道亲自带领有色局领导李华、孙鸿儒多次探测，反复比较，最后确定地理位置优越，回旋余地较大，地势平坦开阔的苏家屯区现厂址。当时，苏家屯厂区刚刚经历战争创伤，厂房简陋，厂区破败，只有一台“曼内斯曼”穿孔压延机。就在这样困难条件下，1949年9月16日开始，全厂职工克服重重困难，在图纸资料不全，技术力量匮乏，搬迁设备陈旧，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完成了铅板机、铅管机和压延机等大型设备的拆迁和安装，修建了熔铜反射炉等设备，整个搬迁工作于1950年1月顺利完成。实现了1949年工厂生产、恢复和搬迁三不误。全年生产紫铜和四六黄铜板、梗材318吨，铅材460吨，工业总产值312万元，利税43万元。

迁厂完成，最现实的意义是直接满足了抗美援朝战争军工生产的需要，更长远看，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成为了全国首家大型有色金属加工基地，为我国有色金属加工业培养了第一批领军人才，为后来支援兄弟企业的建设提供了坚强可靠的保证。

众志成城70天创造废墟上恢复生产的奇迹

1952年2月9日，时值元宵佳节，我们仍奋战在生产第一线。别看当时户外温度只有零下二十度，但是屋内有熔炼紫铜的反射炉等高温设备，又是木制厂房，温度极高。当班班长取来冻凝的重油桶用炭火烘烤，重油化开后体积迅速膨胀冒出桶外，并溅到炭火上，火苗迅速燃起，使木结构厂房瞬间陷入一片火海。虽经职工和驻军迅速抢救，但由于风势过大，熔铸、压延和管棒三个车间近一万平方米的厂房全部烧毁。

正当抗美援朝战争正打得极为惨烈，军需产品供不应求，我们面临了建厂以来最大的考验。有色局领导李华到厂视察后，即决定必须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全面恢复生产，同时对厂房进行必要改造”的果断决策。副厂长王哲亲自指挥，强调约法三章，一是到恢复生产前，全厂取消星期天休假；二是当日事，当日毕；三是明确责任，每个人担负起历史责任。一次，晚10点多开会，一位中层干部没到会，听说是回家睡觉了。王哲马上派人从家里把他找来，并斥责他说“不像话”，那位干部也感到无地自容。还有件事特别值得一提，时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了节约钢材，车间主任杨名洲带着工人，冒着空袭的危险，在安东冶炼厂、安东铝厂，每天在一米多高的草丛中寻找钢梁、钢柱和一切可用的材料，运到浪头港铁路线发运回厂，保证了重建厂房所需钢材。

就这样靠着团结、拼搏、务实、奉献的精神，仅用70多天就在火灾废墟上重建了车间。4月下旬，熔炼和板材开始恢复生产。5月1日，铜系统恢复生产。1952年铜材产量是2089吨，是1949年的6倍多，是1951年的2倍多。

群策群智组建我国第一个合金实验室

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全国有色金属材料研究的技术人才奇缺。当时，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从战略上考量，为加速相关技术人才培养，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集合所能收集到的设备，集中现有主要技术人员，于1950年春在孙鸿儒直接指挥下，在沈加厂成立了“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冶炼处合金实验室”。

那时，实验室集中了高中级科技人员，但是很多人几乎没有接触过冶金工业，大都要从头学起。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关于合金材料的中文书很少，大家就自学俄语，几个月下来，都能自如地翻看俄文资料。为了加强研究，实验室不惜重金，购买了一套1909年创刊到1950年为止的英国金属学会杂志。这套杂志也成为国内稀缺的原版杂志之一，对研究人员帮助非常大。大家坚持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熔炼设备，就自己动手设计和安装了炭精电阻炉；没有挤压机，就自带原料去兄弟单位借地生产，开展实验。经过艰苦努力，试制成功了十三种牌号的铝及铝合金铆钉线、刹车板、锡磷青铜片和巴氏合金，为矿山提供了耐压、耐腐蚀的轴承材料，有力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

1952年，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迁到北京，合金实验室与加工厂技术科合并。1953年组建了试制车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完成新产品试制项目三十项以上。1964年组建了厂属研究所，使新材料的研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平均每年承担科研项目20多项，高效迅速填补了国内有色金属材料的空白，完成了国内许多急需的新材料试制，解决了军工及民用生产中的关键材料。1957年到1966年，沈加厂共试制新产品1517项。就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抓生产、抓科研，10年间完成了新产品试制任务1560项，开展科研211项，创造重大科技成果14项。

1970年4月24日，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载火箭成功采用沈加厂研制的Tc4锻饼材料；1975年11月26日，我国第一颗回收卫星“尖兵一号”发射成功采用了沈加厂的蒙皮； 1980年5月1日，“飞向太平洋”洲际导弹发射成功采用沈加厂产品；新世纪以来，神舟飞船系列采用了沈加产品。作为军工科研单位之一，沈加厂分别收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国防科工委发来的贺电。

白手起家实现我国第一代钛材生产的工业化

1958年，我国钛及钛合金加工材的生产还是一片空白。当时冶金部的领导很着急，6月份，沈加厂厂长孙启民和工程师孙仕俊到北京与冶金部有色司的黄寄春和航空材料所所长韩彬达成了研制生产钛合金的协议。为了尽快完成钛材生产线，沈加厂突破常规搞了“113工程”“738工程”，到1960年时已经初具规模。回头看，沈加的钛生产创造了很多全国第一。如，1958年6月，沈加厂就与冶金部有色司达成协议，研制某航空发动机用BT5钛合金板材，这是中国钛材研制第一次厂所合作。1958年10月，孙仕俊、张世金等人，用二辊铜板轧机，轧制成功BT5钛合金板，这是中国第一批工业规模生产出的钛加工材，受到了王鹤寿部长的称赞。1960年，沈加厂用200公斤真空自耗电弧炉，熔铸出240毫米、重200公斤的纯钛锭，这是中国生产的第一支工业规模纯钛锭。用1200吨卧式挤压机，把直径150毫米、长1000毫米的大合金电极压制出来，这是中国钛熔炼史的第一次。

关于“113工程”。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航空工业起步不久，当时急需钛材料。航空部门、航天部门、电子工业部都给沈加厂打来电话要求尽快研究加工生产相关产品，为此，国防科工委专门成立了“113办公室”，冶金部也是全力配合。1959年末到1960年初，沈加厂用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时间，在东北气候极其寒冷的条件下，建成了585平方米的熔铸车间厂房。与此同时，冶金部调抚顺铝厂200公斤、100公斤真空自耗炉各1台，并拨款购置沈阳黎明机械厂产25公斤真空自耗炉各1台，在沈加厂开始建设半工业性的钛合金加工材研制和批量生产基地。这期间，沈加厂派人到中国有色金属研究院进行钛合金熔炼技术实习。航空一机部四局、航空材料研究所、黎明机械厂等技术人员纷纷支援，现场攻关。到1961年，铝——钼中间合金的制取工艺探索成功，并熔出钛合金锭，锻制出棒材，提供客户使用。

关于“738工程”。1960年3月，冶金工业部批准投资250万元建设钛材车间。12月9日，新铸造厂房建成。1963年6月19日，国家计委批准了“738工程”扩建书，决定投资1900万元。1964年11月，合金工段开工投产。1965年，由于受战备形势影响，冶金部要求停止沈加厂设备安装，全力支援“三线”建设。沈加厂职工继续发扬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苦干实干精神，没有大锻锤，工人们背着钛锭去沈阳求援；没有电炉，就借用油炉，再加防护罩，解决加热问题；没有碱酸洗厂房，就在露天地里架喷砂机，安装酸洗槽，解决表面处理问题。就这样，从1966年开始，利用已建成的厂房，改造安装旧轧机，购置配套设备，自力更生续建了我国第一个钛加工生产基地，为新中国钛加工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