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肥城老城区工作是从一九四○年春到一九四七年七月这一时期，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一九四○年春至一九四一年底

一九四○年春，我在家的附近（三官庙村）成立了一个十余名学生的家塾小学。这在当时的敌区是一个必要的社会身份。开学初，张金厚（又名印川）化装为书客来串学，我们过去同过学，见面后自然谈到一些同学的情况，得知过去给我联系的同学徐宝信在当年一月初东阿战斗中壮烈牺牲（年前他来时，我因脚上长疮未能同行）。当时张金厚同志向我透露了他活动的任务，是他作了我入党的介绍人。在几次联系中，他谈到串学活动开辟工作的情况，某些人的情况。入夏以后他因工作调动就没再来。一天，一个青年找我接头，他叫阴祖芝，是接替张印川来城区工作的。另一次他还带两个姓李的一同到了我家（其中一个是李干）。学生放秋假的时候，他来通知我到县委学习，我随他到县委组织部报了到（这之后他也调走了）。十多天的学习结束时，组织部长齐修山同志给我谈话，叫我年终前仍回去继续原来工作，下一年的工作问题届时派人联系。到了腊月放假后县委没有来人。我正为难，这时离我家二十五华里的南白楼村已成为泰西县抗日民主实验村，他们为了建立完全小学增设高小班，派人请我前往任教。我为了到那里可以通过交通站向肥城县委报告和请示工作，便接受了泰西县抗日政府的任命，担任第十二完全小学校长兼高小班教师，经过几次联系，肥城县委没有调我回县工作。直到当年麦收，敌人到处增设据点时（南白楼也设了据点，学校被迫解散），肥城县委才派人找到我，叫我到县委报到。当我因事到一区时，见到了一区干部，知道这时一区区委负责人是辛克，区长李仲达。由于局势日益恶化，我到县委后，徐刚同志介绍我到地委，地委又介绍我去区党委。在区党委机关支部（这时支部书记是张新村同志）当了一段文化教员，这时区党委对泰西地区的斗争方针由外撤转为内插时，我又回到地委，在一次县委书记会议后，县委书记吴克让同志要我同他一起回到肥城。按照县委指示，通过关系我应聘在大王庄任教。克让同志并通知我，在党内是秘委代书记（辛克何时调走不详），由他和我直接联系。以上是我在一九四○年春至一九四一年冬的变化情况。

二、一九四二年初至一九四三年底

这段时间一区党的工作是由县委直接领导的，先后由县委书记吴克让同志和宣传部长孙子源同志（吴克让同志调走以后）直接联系的。这一时期是根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精神进行的。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利用社会公开身份密切和周围知识分子的联系；利用社会关系和工作之便建立与当地乡村政权、知名人士的联系：在适当时机采取不同方式宣传国际国内斗争形势和我党的方针政策，揭露敌伪的欺骗宣传；搜集整理民愤特大的敌伪分子的材料配合除奸工作：联系因病因故在附近隐蔽同志等等。这一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联系城内外有关人士，了解国民党地下县长张炳杰的活动，揭露他联伪反共、曲线救国的阴谋。这一时期虽也不断传递些我党我军的宣传材料给一些进步分子，但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发展党员。四三年底农历腊八学生放假后，我到了六区北部联系点，通过张建新同志见到了县大队政委兼县委书记赵其林同志，按县委决定我辞去了大王庄的职务到县委宣传部工作。这一时期在一区活动的区队指导员刘振环同志，区长是朱增山，副区长是张和轩（约在四二年秋后被捕），助理员有阴海峰（行政）、赵立芝（财粮）以及文教助理李子正（四二年被捕）等。

三、一九四四年初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四四年初，作为部长的助手我经常随子源同志一起活动，县委分工他联系一、二、六、七区，我随同他先后找当地的同志大都接过头。当时一区除经常到我们的联系点的小王庄、上营村外，还到过后小王庄、乔家庄、书堂峪等地。因此，据我所知，直到四四年初县委直接联系的一区党的关系不过五、六个点，每个点党员一、二人或三、五人不等，总数十余人。那年中期形势进一步好转，需要配备专职书记开展工作了，县委向上级党委要回了几个原肥城的干部，先后配备了一、二、三、四等区的区委书记。张瑞周同志就是这时从外地调回一区的，他以抗联主任的名义到一区公开活动，这标志着一区党的地下活动的结束。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一区工作为迎接抗战胜利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四四年下半年，以虎门为中心的三、四、五区的部分地区可以公开活动了，县委开始办训练班培养干部，因而到各区巡回的时间少了。秋后，上级派刘钊同志来县任副书记兼抗联主任。经过一番准备，决定县委委员分别下区蹲点发动群众，子源同志到二区兼任区委书记，刘钊到三区，子重到五区，我也到二区任宣传委员，分工负责南阳、仪阳一带的党群工作（这一带北部和一区接壤）。在安站大会动员后，全县于四四年冬、四五年春开展了双减增资与土地回赎的群众斗争。二区南部、一区的长肥边缘也不同程度地发动了群众，开展了党政军群各项工作。

四、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七月

这两年的工作情况，根据形势变化和工作内容的不同，也可分为两段。

前一段为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日寇投降前张瑞周同志调任县公安局长，同时调我到一区接替他的工作，我刚到一区不几天日寇投降了。肥城敌伪军被迫逃走，我们迅速进入城内，建立临时机构，恢复社会治安，进行调查研究，物色积极分子，为发动群众、民主建政作准备。这时区委委员有四人：区长汪林村，组织委员王英斌，宣传委员张熙农（王英斌调走后任组织委员）和我。以后又陆续增加了财粮助理员马兰坡，武委会主任朱正华，公安委员张志怀，共七人。这时抗联的工作人员还有：李干、刘子布、杨炳玉、顾华亭、王拯民、赵良玉（女）、李开成、李开进、小寇（后参军）、孙传江、付夹山等十余人（还有几个人名字已忘）。后来在运动中划分了几个小区，发展了半脱产的小区干部一、二十人。依靠这三、四十人的队伍，联系各村广大积极分子开展了一个个群众运动，逐步建立健全了农会、妇女会、民兵及青少年组织。

这一年的工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一区特点，将反奸诉苦、土地回赎和减租减息结合进行的。这是因为，一区是城区，老敌占区，解放后反奸诉苦是广大人民的共同要求，同时上半年全县的土地回赎斗争的影响，对一区在灾荒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是一个强有力的动员。减租减息是极为重要的，但一区大部为丘陵山区，土地分散，地主既小又少，甚至不少村找不到地主。因而，如不把几项斗争结合起来进行，就形不成群众运动。这年的运动是在城隍庙全区动员大会后全面推开的。经过一个冬季，初步满足了群众的要求，部分地方解决了土地问题和口粮问题，为第二年春季生产高潮奠定了基础。

进驻县城的除区机关外，县里、专署也有一些机构来城里办公。如公安局、工商局、商店、书店等。县委、县政府各科经常地督促和指示，使城区农工商学各方面发展很快。集市贸易扩大了，学校很快复课了，城里小学还请回了"七七"事变前的老校长孙亚杰。群众文化活动亦有恢复，春节、元霄庆祝活动盛况空前。根据中央"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务使有一个大发展"的指示，在冬季群众运动的基础上，一九四六年春组织了群众生产互助、调剂和发放了部分种子，春耕生产搞得轰轰烈烈。为了扩大物资交流迎接夏收夏种，农历四月八日（东关）、四月十八日（北关）的庙会规模都很大，还演了戏。总之，战后的一年，是迅速恢复的一年、建设民主和平新秩序的一年、欣欣向荣的一年。可惜，没有多久广大群众的和平民主愿望、幸福生活，就被国民党的内战政策，特别是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无情地破坏了。后一段是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七月。

四六年七月面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自卫战争开始了，工作中心转为备战。这年夏秋开始贯彻中央改变土地政策的"五四指示"。在前一年群众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配地主土地给仍未解决土地问题的农民。秋收后开展了翻身农民保田的大参军运动。一区因属新解放区，参军人数比老区少，有二百余人，没有单独建团建营，没有让区委主要领导带队，由全县统一编入了翻身团。为了消除被敌人占领时据以固守的自然屏障，在县长王少芬同志的指挥下，全县民兵彻底拆除了城墙。一区民兵负责南门以东的一段。在新四军进入山东控制了济徐一段津浦铁路时，又和全县民兵一起彻底拆除了万德至界首一段铁路。并将铁轨运出一公里外埋入地下。为随时支援我军运动作战，在城里设了兵站，粮食、担架、民工随叫随到。同时在冬春继续深入土地改革。那时，我们在罗家窑发动群众在计算全村土地平均数后，对平均数上下的土地按户进行较大面积的调剂。还召开全区的会议介绍了这一作法。那时局势日趋恶化，开始发现武装特务夜间袭扰，敌机也来轰炸（一次在城南丢了几枚炸弹，没有重大损失）。我们区里工作人员白天在城内坚持工作，晚上分散到城外住宿。这时特别加强了武装民兵工作及反特防特活动，在杀人权下放到区委后开始了除奸工作。总之，四七年二月新五军压境前一切工作基本上正常进行。

敌人大军压境前，我们根据与还乡团的斗争及国民党全面进攻的可能性，虽部署过就地分散坚持斗争的计划，但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在二月底的一天，新五军突然逼近，蜂拥而至，过分密集，使我们的干部、民兵、积极分子失去回旋余地，打乱了我们的计划。我们被迫边阻扰敌人边组织撤退。第二天撤到山后，在接到地委新的指示精神时，我们过铁路转移泰山后找到县委。按照县委决定，汪区长、马助理员和我少数人回区坚持，其余人全部转移到黄河西。我们几个人当即返回一区山后上营一带，结合留在当地的两位同志我们又分为两个小组，分两路向山前侦察前进。我们重新采取了武工队在敌占区活动的方式，在一、二十个居民点活动了近十天。以后两小组又会合起来向城附近推进。敌人弃城逃走那天，我们在寨山坡，闻讯后立即进城，与县里的同志一起分头进行恢复革命秩序，处理敌人在临逃时用机枪杀在狱中的数十名干部群众的善后工作，慰问被害群众和家属，调查敌人在城里的罪恶活动，被清算斗争的对象有无反攻倒算情况，以及哪些还乡团分子来过，哪些人新干了还乡团等等，以便针锋相对进行新的斗争，这时敌人并没有走远，他们先后盘踞在长清的北站（距肥城不到三十华里），津浦路的万德（距肥城约四十华里），不断向我区突袭。后来敌人趁我军运动战的空隙重新侵占了肥城城并安设了联络据点。从那年二月到济南解放前，都处于敌我拉锯斗争形势。这一时期的斗争是极其尖锐残酷的。这次能记得上名字被敌人杀害的区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有四十余人，被我们处决的敌人也有十六人。这年三月底四月初，大转移的同志先后从河西回来了，这时在对敌斗争的同时，继续进行土改复查，清算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和全力完成支前任务。"七一"前区委研究，经过前一段的严峻考验，需要总结一下建党工作，表扬好人好事，扩大党的队伍以迎接新的斗争。于是，"七一"那天，我们把党、政、军、群全区人员在大石铺召开了纪念党的生日的大会。并在小学教室里举行了转党、入党宣誓仪式，会上还挂了党旗。会后不久，我就调县委宣传部工作（同年冬孙子甫调走，由汪林村任书记，张熙农任副书记）。一个多月后，我又调地委宣传部，从此离开了肥城。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回忆思考，我认为一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作发展是健康的。统一战线、敌伪工作、两面政权工作以及小部队活动，地下党的工作都较顺利，征粮任务年年完成，我们的损失很小。解放战争时期，群众运动、民主建政、发展生产、支前扩军，成绩都是显著的，武装斗争针锋相对，能主动出击，阻扰打击敌人。不仅在保卫一区人民利益方面尽了自己的责任，而且在把守全县东北大门，阻扰敌人向其他地区进攻也起了一定作用，这是对全县人民的贡献。但这一时期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错误。从我个人来说，幼稚、简单，政策、策略水平很低，反映在反奸诉苦运动中，对两政权的人员，根据其不同表现缺乏区别对待；在土地回赎、土地改革运动中，缺乏划分阶级的基本知识，有时政策界限不清，肯定会有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在拉锯斗争形势下，土改复查，清算反攻倒算时，争取多数，孤立打击少数的策略思想不够明确；在镇反活动中，坚持少杀的原则，还不是坚定不移，等等。总之，教训是深刻的，应当永远吸取。作为我们当事者来说，如果搞不清这些历史问题，那就给今天搜集整理党史资料的同志带来很大困难。特别有关一些人的政策问题，千万不要单以既成事实作为定论的当然依据。相反，实事求是地纠正过去的偏差和错误，则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表现，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文作者张正予，肥城县老城区下寨人，从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七年七月在肥城工作。曾任过二区委宣传委员，一区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南京电力学校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