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义德中将回忆：和开国大将王树声讨饭归队，毛泽东介绍他进抗大

杜义德1912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家里世代务农，非常贫寒，父母育有兄妹12人，最后只活了5个。

杜义德只上了8个月的私塾就辍学放牛了，14岁时，他去武汉学木工活，在一位姓胡的师傅家里拉大锯，有一天，杜义德不小心把锯子拉歪，这位姓胡的师傅竟一拳将他打晕。醒来后，杜义德就溜回了家乡。

当时革命风起云涌，杜义德的家乡也组建了农民赤卫队，杜义德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9年，杜义德和100多个赤卫队员一起加入了红军。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正式成立，杜义德在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红4军10师30团3营担任营长。

杜义德作战勇敢，一往无前，他的鼻翼上有一块花生米大小的伤疤，就是他在四方面军早期留下的。那次他和敌人肉搏拼刺刀，敌人的刀子捅到了他的鼻翼上，他的刀子则捅到了敌人的脑瓜上。后来，杜义德一直称自己鼻子上的这块疤为“光荣疤”。

杜义德在红四方面军长征前，就已经开始担任30军89师政委，在成了师级干部后，杜义德依旧身先士卒。有一次部队攻城受挫，杜义德跑出指挥所亲自带着战士冲锋，结果被一颗子弹洞穿了胸膛，那颗子弹离心脏只有几厘米。

得知杜义德受了重伤，张国焘叫来四方面军卫生部部长苏井观，下令一定要把杜义德救火，“救不活我枪毙你”。

当时医疗条件差，麻药都没有，清理伤口时只能把一条用盐水泡过的纱布穿进伤口，然后来来回回地拉。那种疼痛锥心刺骨，令人永生难忘。

杜义德参军较早，所以他的红军时期经历了红四方面军几乎所有的大型战役：历次反“围剿”，西征入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后，他又参与了历次的反“围攻”。

1935年1月，杜义德被调到四方面军总指挥担任参谋，也就是这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在达维胜利会师。

会师之后，张国焘在红军主力进军的方向上和中央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最后他选择率部南下，杜义德也在南下部队中，当时他担任的是四方面军直属总队司令员。

四方面军在南下期间一路损失惨重，最终，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在百丈决战后彻底宣告破产，不得不同意四方面军北上。

1936年10月，时任四方面军总部第四局局长的杜义德随部队西渡黄河，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国际线的任务。期间，杜义德林受命，兼任了只有400多人的骑兵师师长，在西北戈壁上与马家军展开了残酷的较量。

37年3月，西路军最终失败，剩余的部队被编成了左右两个支队，由李先念带一队向南在祁连山区打游击，王树声带一队向北在祁连山北麓游击。杜义德手下的骑兵也早就打光了，他跟着王树声一起行动。

王树声带着300多人转战祁连山，部队很快减员到了个位数，最后王树声和杜义德等人不得不靠乞讨维生。

杜义德后来回忆，王树声长得敦实彪悍，一脸胡子，双唇前突，脸上还有很多酒刺，仿佛怒目金刚。尽管他们已经手无寸铁，衣衫褴褛，非常狼狈，但路人看到王树声后没有不害怕的。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由杜义德出面说话，王树声则埋头躲在他身后，这样才不会吓到百姓。

1937年6月，杜义德等人最终靠着吃草根、喝雪水、乞讨成功地翻越了祁连山的最后一座山峰，并找到了援西军，最后顺利地返回了延安。

回到延安后，先是李富春代表组织找杜义德谈了话，李富春让他不要有太多顾虑，并说毛主席也想见见他。令杜义德想不到的是，毛泽东竟然还记得自己，他说：“当年懋功会师的时候，你是徐向前的高参，我没有记错吧。”

这次见面，毛泽东对杜义德讲了很多，还介绍他去了抗大学习。

刘伯承元帅：杜义德能文能武，跟着他的部队放心

1939年9月，在抗大学习了两年的杜义德返回由四方面军改编的八路军129师工作，但邓小平并没有让他直接上前线，而是任命他为129师随营学校副校长，邓小平说：“刘伯承师长虽然担任校长，但忙于前线指挥，学校的事情由你全权负责。”

杜义德后来回忆：“邓政委当年的嘱托，其实也是他老人家‘治军必治校’的一贯思想方法。”

直到40年秋，129师参与了百团大战，刘邓派杜义德前往冀南担任新4旅旅长，杜义德才重新回到部队。

1945年10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组建6纵，刘邓决定让王近山担任司令员，杜义德当政委。王近山和杜义德这两位将军此后便开始他们的合作时期。

杜义德和王近山这两位将军一黑一白，一怒一喜，反差非常明显，不认识的人常常会把杜义德当成司令员，把王近山当成政委。

说起来他们两人在合作前还有过一段恩怨，那是在四方面军长征的路上，杜义德担任渡河总指挥，除了负责架桥，还要维护渡河部队的秩序。为了保障部队能全部顺利通过，杜义德吩咐浮桥只能过人，不能过马，马要过河的话必须蹚水。

但王近山可能是没有听到，牵着自己的两匹马就要过桥。被杜义德拦下后，两人发生争执，杜义德一气之下将他的两匹马枪毙，王近山气得也掏出了自己的枪。好在徐向前及时赶来，呵斥住了这两位年轻部下，否则真说不定会怎样。

时隔多年，两人又碰到了一起，但和过去不同，这次他们的配合非常默契。6纵成立后，他们率领部队一战定陶，二战六营集，三战羊山集……很快就把这支新成立的部队打成了刘邓手下的主力部队。

1947年夏天，王近山因病在后方养伤，中野司令部电令由杜义德全权负责6纵的军政工作。当时正赶上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杜义德顶着重大的压力和繁重的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刘邓是信赖六纵，信赖杜义德的。挺进大别山时，参谋长李达打来电话，告诉杜义德：“刘邓首长不跟某部走了，以后跟你们纵队走。”

杜义德问：“为什么？”李达回答：“邓政委说跟6纵走放心。”就连当时国民党都知道：“要找刘邓，先找6纵。”

杜义德晚年回忆，自己戎马一生，挺进大别山中的汝河之战是最为紧急、严峻和激烈的一战。当时国民党的两个军在前面堵截，四个师在后面追赶，中原局和野战军的首长、机关干部被夹在数万人当中，万一出个什么差错，杜义德就要悔恨终生了。

当时杜义德下令让肖永银的18旅开路，让尤太忠的16旅断后，掩护全军过河。战斗打得极为惨烈，18旅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啃，16旅坚守阵地，誓死断后，坚持到最后一人过河。一战下来，仅16旅就伤亡2000多人。（塔山阻击战伤亡3000多人）

战役打完后，刘伯承拍着杜义德的肩膀说：“这一仗打得好啊！打得好！”

尤太忠上将后来回忆，在挺进大别山后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平时寡言少语的刘伯承元帅点名表扬了杜义德，说他是“司令兼政委，政委兼司令，文武双全。”当时很多干部不懂什么叫“文武双全”，刘伯承解释说：“就是既会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

可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更何况这个评价来自“军神”刘伯承。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1949年2月，中野正式改编为二野，杜义德被任命二野3兵团副司令员，同时兼任由第二纵队改编成的第10军军长。当时大多数的军长都是从纵队司令员中出来的，杜义德却是从6纵政委改任军事主官的。很显然，这和杜义德“能文能武”是有关系的。

领导指挥上甘岭战役，到底谁才是此战的主力？

杜义德和王近山再次合作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1951年3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开始入朝，陈赓担任该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王近山和杜义德分别为副司令员和副政委。

该兵团入朝后，先后参与了第五次战役，53年春夏巩固阵地战、秋季战术反击和上甘岭战役等。而在这些战役中，打得最好的，知名度最高的无疑是上甘岭战役。

1952年秋，美国为了配合谈判，以及他们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出动了6万余兵力，3000架次飞机和百余辆坦克，发起了一次空前激烈的“金华攻势”。

金华，地处三八线中段，是从汉城进入平康平原必经的铁路枢纽。要想守住金华，就需要先守住上甘岭；而要守住上甘岭，就要守住上甘岭前沿的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

一场惨烈的大战就此拉开，在此后长达43天的战役中，三兵团的战士们在这两个狭小的高地和附近地区，顶住了4万敌军的轮番猛攻，195万发炮弹以及5000余枚炸弹的狂轰滥炸。创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可歌可泣的一幕。

在上甘岭战役打响之前，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陈赓就已经奉命回国筹备军事工程学院的工作了，上甘岭战役实际就是王近山和杜义德联手指挥的。后来上甘岭战役结束，杜义德奉命回国，向中央回到了上甘岭战役的详细情况。

上甘岭战役的故事被改编成了各种各样的影视剧和小说，后来，有很多部下向杜义德反映，认为宣传上甘岭战役，不能只讲15军的坚守作战，其他的几个军比如12军在这次战役中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他们的牺牲却很少被提及。

杜义德和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上甘岭战役中任15军44师师长）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都认为，上甘岭的作战任务是下达给15军的，主要任务也是15军来完成的，所以宣传上甘岭战役时主要宣传15军是正确的。但单靠15军是无法完成任务的，其余部队的支援和配合，也是上甘岭战役能获胜的关键，这些都应该实事求是地记载。

杜义德女儿回忆：当时真怕父亲把我逐出家门

杜义德从抗战时期就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参加工作，他回忆起这位多年的老首长时，总是会感慨一句：“小平对我好啊！”

杜义德认为邓小平精明幽默。挺进大别山的时候，他一直跟着六纵行动，部队休息的时候，邓小平就会叫几个人和他一起打牌。杜义德常和邓小平打对家，两人边打边聊，邓小平幽默的话语常常给杜义德很多启迪。比如，邓小平说：“打仗是艺术，打牌也是艺术。”“打仗要把左邻右舍的脾气都摸透，打牌也要这样。”“打仗要沉得住气，打牌也是这样。”

杜义德认为邓小平大局观念强。1949年12月，杜义德率部参加成都战役，战役结束后，邓小平紧急叫来了杜义德，他说：“二野的部队不许经常，要让开大路让兄弟部队进——因为二野打仗多，缴获也多，兄弟部队打仗少缴获少，应该让他们进城装备装备。”

杜义德认为邓小平水平高，遇到大事敢拍板。他的讲话言简意赅，像一颗颗射出去的子弹。比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期间常常说起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邓小平在129师时就常常说，这是一句四川俗语，邓小平常讲，刘伯承常讲，李达也常讲。这句话最初的版本是“不管黄猫黑猫，咬得到老鼠就是好猫。”

1982年，邓小平提议成立中顾委，杜义德深知这是邓小平经过深谋远虑之后做出的重大决策，他二话不说就响应了老首长的号召，从兰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退了下来进了中顾委工作。

杜义德很爱自己的子女，但是他在原则问题上从不通融。杜义德的女儿杜红回忆，一次杜义德参加完中顾委会议后，回家立刻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传达了中顾委的会议精神。

杜义德明确地告诉子女，中顾委委员的子女不可以经商，你们要遵守这个规定，这是原则问题，任何人不能违背。

杜红从未见过父亲如此严肃，当时她在海军某研究所负责开发经营的工作，是家里唯一一个涉及商务工作的孩子。

父亲说了这件事后，她立刻就去研究所找到了她的领导，提出要辞去这个工作。研究所党委书记亲自给她开了一份证明，证明“杜洪同志担任研究所的生产经营工作是组织决定的，是按照组织的指示办事……”

杜红小心翼翼地把这份证明拿去给父亲看，杜义德捧着证明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遍，最后把证明函收好，没有再追究下去。

杜红说：“当时我真是捏了一把汗，害怕父亲把我逐出家门。”

杜义德秘书李永戈回忆，杜义德长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1985年10月，杜义德到南京参加许世友上将的追悼会，此前杜义德出差都是住在军队招待所或者接待处，这次参加许世友追悼会的人数实在太多，杜义德只能被安排进地方宾馆居住。

杜义德明确要求随行的工作人员要注意军人形象，不要在宾馆里消费，要为接待单位节省开销。冰箱里的东西也不许动，不要给南京军区增加负担。

追悼会结束后，离开宾馆钱，杜义德要求秘书一定要如数交纳伙食费，这是人民军队的老传统，一定要牢记。

2009年9月5日，一代名将杜义德因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本文参考资料：

《将军风采岂止在战场——回忆中顾委工作时期的杜义德》 李永戈

《一代名将杜义德》 夏明星

《开国将军轶事》 吴东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