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或十二年之间，大儒朱熹在一封信中对一位古人大加挞伐，言语甚可谓刻薄：“考其议论本末，未见其有扶汉之心也，其死亦何足悲？”

从“扶汉”一词可以看出，朱熹笔下的人物应当是汉朝衰微之际的汉臣，而且死于非命，朱子认为其死不足惜！朱熹在信中还说此人“则或之失其本心久矣”。

究竟是什么人，能令道学家如此言语刻薄，死了近千年之人，还是不肯放过呢？这个人就是汉魏之际的名臣、曹操麾下著名谋臣荀彧。

近期，电视剧《军师联盟》和《三国机密》的热播，让很多人再次注意到了荀彧这个人，在剧中，他通常被称为“荀令君”。“令君”是因为他担任过“尚书令”，有关这个官职，笔者可以另文探讨，在此先不展开。

与朱熹同时代，被称为“功利主义儒家”的陈亮则对荀彧非常欣赏，称其“盖明于天下之大势而通古今之变者也”。

朱熹所处的南宋时代，赵宋王朝首迫于北方女真金朝压力，故而倡言春秋大义，尚忠孝节义之类儒家价值伦理。圣人朱熹论人论政不免过于理想主义，亦多迂腐刻薄。陈亮身为浙东事功学派领军人物，臧否人物自然更为务实。

抛却评价视角不谈，历史上的荀彧究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究竟是汉臣，还是魏臣呢？

身历蜀汉、曹魏、西晋更迭的陈寿，在其《三国志》中为荀彧做传，《荀彧传》在《三国志》卷十，位于《诸夏侯曹传》亦即曹魏宗室开国诸将专传之后，而与荀攸、贾诩同卷，而且将荀彧放在曹魏开国文臣诸传之首。可见，在陈寿眼中荀彧是魏臣。

但是，南朝刘宋范晔的《后汉书》则将《荀彧传》置于全书卷七十，位于外戚窦武、何进传之后，镇压黄巾的皇甫嵩、朱儁传之前，与郑泰、孔融同卷。

对于两部史书中荀彧的不同位置，清朝史学名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条云：

惟荀彧一传，陈寿以其为操谋主，已列魏臣传内。蔚宗以其乃心王室，特编入汉臣，此则其主持公道处。

陈寿视域中的荀彧已然是曹氏谋主，称其““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必然是魏臣；范晔则认为荀彧心在汉室，“察其定举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国艰”，故而为其正名，将荀氏列入汉臣列传。

史家之所以会对荀彧评价有如此歧论，只是因为荀彧最终的非正常死亡。

荀彧出身于颍川荀氏，是货真价实的世家豪族。颍川郡地处中原腹地，东汉时期隶属豫州，自古属于“四战之地”，同时也是人文荟萃之地，毗邻帝都洛阳，地理位置优越。《汉书·地理志》记载：

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尚忠，其蔽鄙朴······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

颍川郡在先秦时曾为韩国都城，秦灭韩后，置颍川郡，两汉沿袭。颍川郡在汉代是一个遍布豪强，很难治理的地方，“颖川多豪强，难治，国家常为选良两千石”。

颍川荀氏出于战国的荀子，其真正崛起是在东汉后期。荀彧的祖父荀淑是第一个进入正史的荀氏人物，《后汉书·荀淑传》记载“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荀彧后来回忆祖父，说“祖父淑，······当顺灵之间，知名当世”。正因为荀淑名声在外，品行高洁，所以在汉安帝时被征召为郎中。

荀彧的父亲荀绲，曾任济南相；叔父荀爽，官至司空。荀彧本人少而聪敏，被当时名士何颙誉为“王佐才”。永汉元年(189年)举孝廉，任守宫令，后转亢父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荀彧政治生涯的初期，正好碰上了董卓之乱，颇有政治智慧的荀彧选择了急流勇退，辞官返回家乡颍川。颍川在军事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它必定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出于风险规避考虑，荀彧带着族人迁往冀州。

荀彧在冀州得到两任冀州牧韩馥和袁绍的礼遇，但是他断定袁绍“终不能成大事”，即毅然离开，改投当时势力还比较弱小，只据有东郡的奋武将军曹操，做了他的司马。

荀彧对曹操是有期待的，尚不强大的曹操成为荀彧心目中一统天下、恢复秩序的理想领导者。荀彧在曹操阵营，规划的第一件大计便是迎奉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自长安经河东返回洛阳，陷于极度困危之中。在很多人不赞成迎奉天子的情况下，荀彧力主迎接汉献帝：

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尘，而将军首倡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逞远赴，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

迎奉汉献帝，是曹操集团政治合法性塑造的关键一步，而走出这一步荀彧是关键人物。其实，对于荀彧来说，迎奉汉献帝，也不仅仅是出于曹氏政治利益的考虑，“忠汉”的政治价值观似乎更是根本所在。

曹操迎奉天子之后，拥有了别人军阀集团难以企及的政治资源优势，一统北方的霸业加速实现。建安三年(197年)，曹操破张绣，擒吕布，解除了后顾之忧，即挥军北上，欲与称霸冀州的袁绍决一雌雄。建安五年(200年)，曹袁双方赌命运的官渡之战揭幕，双方都倾全力以求战胜对方，这场大战最终的结果是曹操完胜，袁氏集团开始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在曹操的霸业之中，荀彧功不可没。由于功勋卓著，建安八年，荀彧被封为万岁亭侯，曹操还主动与他家联姻，将女儿嫁给了他的长子荀恽。建安十二年(207年)，汉廷增他封邑千户，曹操还打算委以三公的重任，“太祖欲表或为三公，或使荀攸深让，至于十数，太祖乃止”。

出身于世家大族的荀彧，“忠汉”是他天然的政治正确，而选择与曹操合作则是他们认为恢复政治秩序的一种途径。曹操本人最初的政治理想也不过是成为齐桓、晋文那样尊王称霸的人物，《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中有一段曹操后来的自白：

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扰能奉事周室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

荀彧和曹操的合作，其政治基础是“尊汉”，哪怕是虚君的霸府政治。但是，如果曹操集团真的显露出“革命”的政治迹象，荀彧就会陷入进退失据的困惑之中，是随波逐流，还是保持操守，如何抉择都是难题。

建安十七年（212年）， 司空军祭酒董昭上疏称曹操宜人“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晋爵国公，或许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加九锡”则有着强烈的篡逆色彩，历史上的王莽、董卓也都有过“加九锡”的步骤。曹操也没有抵抗得了“九锡”的诱惑，以此事秘密咨询荀彧，得到的回答却是一番苦口婆心的劝阻：

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者，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一句“不宜如此”，决定了荀彧悲剧性的结局。当时，曹操南征孙权，荀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太祖军至濡须，或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但是，《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中模糊的“以忧薨”则有一个详细的死因解释，“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后汉书》亦称荀彧“饮药而卒”。

荀彧之死，是因为他不同意曹操称魏公并加九锡，而曹操在荀彧自杀的问题上也的确起到了逼迫的作用。在曹氏集团内部“革命代汉”动向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位高权重的荀彧进退失据，“忠汉”的政治理想决定了他不可能加入“劝进”潮流之中。

如此一个重臣，日后可能会成为曹氏阵营的反对派，他的死或许就成为曹操乐意促成的事情了。根据《后汉书·荀彧传》记载，荀彧死后，““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䜩乐，谥曰敬侯”。祖日为祭祖神之日，应有䜩乐，然而汉献帝因荀彧之死而在最具神圣性的祭祀仪式上“废䜩乐”，足见其对荀彧“哀惜”之情。

荀彧之死，确实为曹操扫清了晋爵魏公的障碍。无论是《三国志》，还是《后汉书》，都在此事之写上了一句“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曹操晋爵魏公，事实上就已经开始了“代汉”，而世人所说的那句“吾愿为周文王”并非意味着曹操不想篡汉，而是想将鼎革的机会留给儿子，自己则为之做好准备。

建安十七年，汉王朝已经进入了曹氏鼎革预备期，旧人物荀彧无法自处，昔日他心目中匡正汉室的英雄曹操，很快就要成为第二个董卓了，除了一死，可能别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