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所有的一切都过于理智、冷静、冷酷。她唯一的错就是她用哲学家的方式思考，而不是用媒体记者的方式写作。

这是一部知识分子电影，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指电影类型，而是强调观影前提。知识分子电影，不只是关于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生活的，而且要强调知识与观念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但是大部分关于知识分子的电影，比如说作家的传记影片，无论是《卡波特》还是《海明威》，都侧重知识分子的生活，最常见的是从知识分子的私生活入手，多少有些猎奇的意味，也失之于媚俗。

但是《汉娜·阿伦特》的侧重点偏向于后者，它把影片的重心搁置在了观念对我们周围生活的影响上面，也正是如此，让这部影片多少陷入了一种纯粹知识的讨论之中。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背景，带入影片会有些生涩。如果不是对汉娜·阿伦特的整体思想和经历有所了解的人，很难进入这部影片设置的架构。影片截取的主要是1960年代，阿伦特参与耶路撒冷对纳粹战服艾希曼的审判事件，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极端的恶”和“平庸的恶”之间的争议。

影片对她早期的经历着墨不多，偶尔闪回中会提到她与海德格尔交往的片段——这种审慎地关注是明智的。之前我最为担心的就是导演会不会从这一二十世纪的重要哲学家私生活中窥探她思想成型的缘由，幸好影片只提及了海德格尔对她影响的片段：从思想上去理解，而不是去同情，更不会去刻意制造他们的罗曼史以夺人眼球。这同样也是她面对艾希曼这个纳粹战犯时所表达的一种观点。

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电影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生活的——知识分子代表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仿佛他们的生活给普罗大众提供了一个观看的对象或者异化的场景。但是在《汉娜·阿伦特》中，导演刻意选取的这个片段，很明显是想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改变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他们的哲学思考与我们的现实息息相关，他们用一种抽象的方式思考，并不代表他们的生活就是抽象的。我们不关心知识分子的私生活，同样也能感受到他们生活的激情，以及这种激情引发的观念对生活的碰撞。

当然，关于知识分子的那种矫揉而浮夸的生活方式，影片也提出了含蓄的批判，尤其是对阿伦特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圈子中的那些鼎鼎大名的知识分子，开篇提到的玛丽·麦卡锡就是最为著名的一位。在影片中，阿伦特家中沙龙上，一旦涉及到那些犹太知识分子的争论，玛丽就躲得远远的，表面上说是她不懂德文，但是更深层的缘由在于，这是美国知识分子与欧洲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

很有意思，影片就是从玛丽与阿伦特的一段争议开始。这对好朋友在一起谈论的问题不是哲学，不是文学，而是私生活——玛丽正在为离婚的事情而烦恼。而在影片的下一场争论中，一群流亡到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阿伦特的朋友们正在为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劫持的方式，以及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是否合法而争论不休，玛丽却与另外一位朋友悠闲地喝着鸡尾酒，乐得躲开德国朋友的争论。还有一个场景中，当阿伦特向《纽约客》杂志编辑威廉·肖主动请缨，想作为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前去耶路撒冷的审判现场时，肖显得十分开心，而另外一位女编辑显然对这位欧洲流亡的哲学家颇有微词：“哲学家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截稿日。”——此话在阿伦特发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时倒是应验了。

阿伦特为何要去耶路撒冷呢？作为一位德国的流亡者，她受业于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以情人的方式，但却猝不及防地遭遇了哲学的背叛；她经历了几个月集中营生活，幸运地得以逃脱死亡的阴影；她看到了她精神上的同类的死亡——本雅明在流亡途中的自杀，对她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她从一个年轻时候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变成了更为审慎的理性主义者。这些人生经历对她现在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她想从这位纳粹军官艾希曼身上得到什么样的解答呢？对犹太人的屠杀需要什么样的审判惩罚呢？这些都困扰着阿伦特。

她在美国的生活已经改变了她思考问题的方式，她把自己看作美国人，而不是犹太人；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个普通的人类，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在以色列与她的老朋友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见面时，他们的分歧就已经存在了。在库尔特看来，一个犹太人怎么会对以色列没有感情呢？怎么会不热爱她的同胞呢？阿伦特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民众，为何要爱犹太人？我只爱我的朋友，那是我唯一有能力做到的。”在这方面，阿伦特从一个抽象的族群回到了富有感情的个体。对她而言，犹太人与其他任何民族并无不同，有高尚者，同样有卑劣者。不能因为这个族群遭受到了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灾难就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集体概念。所以她在文章中丝毫没有掩饰对自己同胞负有责任的犹太委员会在大屠杀中对同胞所犯下的罪责。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之所以引起巨大的争议，虽然是因为阿伦特把艾希曼看作了一个唯唯诺诺的普通官僚，认为他是一个平庸的人，一个根本没有自我意识，只知道执行上级命令的军官，但从更深层的原因分析这次审判，她意识到他的思考已经超越了这次审判，她觉得这样的罪行深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换句话说，当她的朋友和同胞期盼她描述一个大魔头时，她却走得更远。艾希曼无疑有罪，当他被捕接受审判时，判决结果已然是注定的，而且因为纽伦堡的审判提供的先例，对艾希曼的审判几乎不会有任何异议。但是对哲学思考而言，这次审判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法律的范围。这才是阿伦特的文章引发的争议所在。

我们会说阿伦特的文章不合时宜，因为当公众想看到一场正义的审判时，她却把艾希曼看作了一个平庸的人，一个根本不具备执行力的官僚；当公众预设了对幸存者的同情时，她偏偏豪不掩饰犹太人的罪责；当她的朋友期待她对自己同胞深沉的爱时，她偏偏选择不爱。她所有的一切都过于理智、冷静、冷酷。她唯一的错就是她用哲学家的方式思考，而不是用媒体记者的方式写作。

影片的最后，阿伦特为了那些批评他的人，做了一场演讲。她愤怒地回应那些恶毒的批评：“我不是为艾希曼辩护，但是我的确是想把这个平庸的人与他所做的恐怖行为联系起来。尝试去理解并不是要宽恕。我有这个责任去理解。那些敢把这个话题在媒体上公开讨论的人都有责任去理解。”理解并非要去宽恕，宽恕也唤不回死去的幽灵，为了幸存者，我们更应该去理解大屠杀是如何发生的。这些犯下非人类罪行的恰恰是人类自己，人成为了自己的悖论存在。如果能理解这种存在的悖论，也许人世间的罪恶就能少一些。

转自二十一世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