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空而来》是一部德国和法国合拍的电影。讲述一位女士为了讨回公道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直至生命的故事。影片获得2018年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女主角黛安·克鲁格富有张力的表演为其赢得了201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影后。

电影的故事并不复杂。

一个女人卡佳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尽管丈夫努里因为贩毒曾经入狱，但是，他在狱中自学商科，出狱后开起了自己的公司，两人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洛克。

有一天，在丈夫的公司附近突然间发生一起有目标的炸弹袭击案，夺走了卡佳丈夫和6岁的儿子的生命。警方在调查中发现卡佳家中藏有微量毒品，并确定有一对青年夫妻，艾达默勒和安德烈默勒，他们是新纳粹分子，有足够的嫌疑实施了这次爆炸案。

法庭公诉时，嫌疑人男青年的父亲作证时表明，他的儿子和儿媳崇拜希特勒，并在车库中有制作炸弹的原料，这些原料与爆炸案现场的残留物吻合。

但是，公诉方在审理过程中有自身的判断：制作炸弹的车库的钥匙有可能为其他人得到，并且在残留物中还有另一个人的指纹，这增加了别人作案的可能性。青年夫妻的同伙也出庭作证：案发时，这对夫妻在希腊度假。失去亲人的卡佳也因为曾经吸食毒品，被质疑作证的有效性。

因为证据不足，嫌疑人夫妻被当场无罪释放。释放后，两个人逍遥到了希腊海边。

卡佳痛苦和失望之极，她毅然决然地追踪到希腊，学会了自制炸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后在这对夫妻藏身的房车里，与嫌犯同归于尽。

看完这部影片，我想起国内的两部影片，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和冯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也想到了一部法国电影《以女儿之名》。这都是反应执着地为自己或者为别人讨回公道的影片。但是，《凭空而来》远比这几部影片充满血泪，悲剧的色彩最浓。

看完这部影片，我的心情很复杂，很不是滋味。

一方面，我为德国电影界能够不断地拍出对二战及纳粹思想的反思类的影片感到高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的惊人一跪。1970年12月7日，造访波兰的勃兰特波在向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敬献花圈后突然自发下跪，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外界对此高度评论：跪下的是一个人，却让整个民族站了起来。

其实，二战后在德国，能够跪下来反思的岂止只有勃兰特。在德国电影界，产生了大批的电影，比如《浪潮》、《沉默的教室》、《希特勒回来了》、《无主之作》等。所有这些影片都贯穿着同一个主题：对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对希特勒纳粹思想进行深刻的反省和反思。

正是有了这样的反思性，德国才能够得到战争受害国家及其人民的原谅。相比较而言，我们的邻国日本，在对待二战的态度和对导致军国主义泛滥的反思上，并没有拿出一颗真诚的心。

一个能够时刻反思的国家和民族是值得人尊重的。这部《凭空而来》，是对伴随种族、移民等问题而产生的新纳粹主义的反思。影片在今天的欧洲国家更具有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我为影片中女主人公采取的同归于尽的讨回公道的方式感到深深的悲伤。卡佳的丈夫努里和儿子之所以被炸死的主因是努里是一个土耳其人，移民到了德国。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发生这样的悲剧，至少说明，消除人头脑中的纳粹思想依然是非常艰难的，也说明任何一个社会潜藏着悲剧产生的盲点。

第一，新纳粹思想在年轻一代人的头脑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就像影片中的那对年轻夫妻，他们是新纳粹分子，他们把新纳粹思想凌驾于别人的生命之上，犹如极端宗教和种族主义狂热分子，疯狂地进行极端的爆炸事件，导致无辜的人死亡，彻头彻尾的丧心病狂。

第二，新纳粹思想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有一定的土壤。由于西方社会政治、宗教、种族、移民等多种因素，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和突出，新纳粹主义不仅在青年中滋生，也在检察院、法院等法律机构的从业人员中不同程度的有所表现。从影片中可以看到，卡佳的丈夫的移民身份，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卡佳讨回公道的难度。司法机构的不作为，也需要为卡佳的悲剧负一定的责任。

第三，现代社会中发生如此的悲剧说明这个社会还有盲点。只有一个人绝望至极，才会采取决绝的方式讨回公道。人们常说，人间自有公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有得是耐性和时间。可是对一个势单力薄的人来说，一天不讨回公道，身心上的负担就会加重一份。当历经磨难依然看不到公道的曙光时，就是压垮身心的最后一颗稻草。只要能够换取正义、公道的光临，即使自己沉入永不复生的深渊也在所不辞。这就是卡佳的讨回公道的身心历程。

看到卡佳最后绝然地拉响自制的炸弹与杀害丈夫和儿子的仇人同归于尽，善良的人心里都会抽缩至极而深痛。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光明一片，总有内在的盲点。一旦这个盲点被过分地放大，或者说这个盲点恰好作用于一个人，就有可能产生无法挽回的悲剧。

但愿我们的世界少一些盲点，最好不发生这样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