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见报载《燕大成材率为什么这么高》（《南方周末》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六日）一文，作者有其特别的关注，主张不必“亟亟去梳理过去的教育为什么成功”，而当注意“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功”。对此我非常赞同。不过，那文章探讨的，似乎仍是燕京大学的教育为什么成功。

燕大成材率为什么高，作者说他以前从没认真思考过，据说是北大某院院长提出的问题。我猜那位院长不过是客气，因为很简单，在燕京大学存在的三十多年里，按照那文章中所列出的院士、名人数量而言，北大的成材率其实更高，恐怕还不是高一点儿。该文作者所列燕京大学延请的名师里，相当多都是北大教授在燕大兼课者，有些还是北大毕业生。

燕京大学自有其办学成绩，中国的社会学以及民族学（人类学）的开创者，基本是燕大培养的。在其他方面，燕大也培养出很多人才。但坦白说，燕大并非“曾经在世界上名誉一时的大学”。以西方对“世界”体系的实际掌控，以及中国学西方办大学的简短历史，那时中国恐怕就没有“在世界上名誉一时的大学”（现在如果有，或也仅限于一些专业）。

有个现象真让我们这些历史从业者感到惭愧，那就是现在媒体和网络上说历史的人不少，但所说的历史常常出错，尤以谈二十世纪前期大学者为最。当然，我知道这些人都心有旁骛，不过借历史说事。惟借题发挥若成了习惯，便可能久假不归，结果不免假作真时真亦假。毕竟历史是我们自己认同的来源，若总拿前世来说事，便也模糊了今生。

二〇一四年是缪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在温习先生全集之时，发现一向谨言慎行的他老人家，有次也忍不住直言，向上级汇报了自己关于大学教育变化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或可解答“燕大成材率为什么高”一类问题。

那是一九八五年应“有关部门之约”提交的一份“高等教育改革刍议”，分两部分，前者总结过去，后者提出今后“改革”的建议。在前一部分里，缪先生大体以“建国”为限，考察大学教育的变化，认为其根源即在于：

“建国之初，我国高等教育完全接受苏联模式，三十年来，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束缚、限制。据我个人的感觉，苏联是以行政的手段办教育，强调计划性，一切都统得太死，控制过严，使教师和学生在一定的渠道与范围内进行教学，以符合功利；这样，就难以发挥师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难以养成蓬勃的朝气。”

此前“大学教育是比较灵活的，而各大学也可以各有特点，自树学风，官方也并不强求一致。譬如当时实行学分制，必修的基础课大都设置在一年级，二年级以上多是选修课。学生可以跨系选课。……学生可以转系，以适应其才性之所近。教师讲课，除基础必修课外，没有任何约束规定。教师，尤其是学术造诣高的教授，可以开课讲授其所专长，对学生启发之益很大，引起其深造之志趣。学生毕业以后，在就业上没有保证，所以常有失业之虞，但是也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以后则“全都变了。在大学里，一个专业的教学计划，订得死板，必修课多，选修课很少。学生不能跨系选课，知识面就窄了，只局限于一个范围之内，……学生入学一年之后，如果觉得所选专业与自己才性不相近时，也不能申请转系，只好勉强苦读（虽然也常进行巩固专业思想的政治教育，但是不考虑结合学生才性的实际，而空谈理论教条，是无济于事的）。教师开课、讲课，要受到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约束，限制了专长的发挥。虽然也提倡启发式，布置讨论，但是收效不大。指定参考书也限制得过于死板，常是指定看某书某卷第几页到第几页。因此，学生在课外读书时，也习惯于听从安排，不能养成广泛阅读、独立探索的能力。”

总体言，因“学习苏联模式的影响，师生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扼制，未能尽量发挥”。缪先生的意思，好的大学教育，应以发挥师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养成蓬勃的朝气为目标。

来源：《道大无外》